配音演员，有声电影诞生前后的灵光一现

——1895年电影诞生后，放映影片时曾让配音演员站在幕后说话；86年前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是演员看着画面对口型配音，相当于今天的后期配吉

1927年10月6日，纽约的观众在观看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乐歌手》（一译《爵士歌王》）时，突然听到主角开口说话：“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还什么也没听到呢。”这句话，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895年电影诞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伟大的哑巴”，人们想了种种办法让它“说话”。刚开始，电影院在放映影片的时候让配音演员站在幕后说话，这可视为电影配音演员作为一种职业的最初形态。然而这种方法很快被摈弃。后来改用在电影放映现场进行音乐伴奏，此法一直延续了近三十年，直到有声电影产生才告结束。

1928年7月6日，好莱坞一家电影公司拍摄的《纽约之光》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电影正式诞生了，同年有声电影即进入中国。1922年5月P0日出生于呼伦贝尔的一代配音大师邱岳峰其时已经年满6岁，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与这种由光影声音等构成的奇妙的综合艺术形式难解难分。其实在真正的有声电影诞生前，中国就进行过有声电影的实验放映，1914年，上海维多利亚戏院放映了一次蜡盘发音的有声影片，因属实验性的，故未引起很大关注。上世纪30年代早期，有声电影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在美国，有声电影使好莱坞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和商业中心之一，这一地位至今无人撼动。1936年，卓別林出品了他的最后一部无声片（摩登时代），标志着无声片（默片）的寿终正寝。这与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发明有声电影整整相隔了26年。

1910年8月27日，爱迪生宣布了他的最新一项发明：有声电影。一些经过挑选的观众被邀请到新泽西州西奧兰治的爱迪生实验室，观看把留声机的声音和电影摄影机上的图像联系起来的电影机。爱迪生的贡献在于他在同一时间里把声音和图像同时记录下来，而这一点，其他人是无法做到的。通过运用一台既可留声又可摄影的机器，爱迪生可以让演员在拍摄过程中自由地来回走动，而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到1930年为止，只有5%的好莱坞影片还是默片，华纳兄弟采用了更方便的胶片携载声音的技术，这一技术需要采用每秒N4格的放映速度，从而诞生了这一今天仍然采用的标准。这一变化彻底改变了电影胶片的形态。35mm默片的满画面大致是正方形的，比例是1，33：1（或4：3，像电视画面），1927年最早的声音印在胶片上时是1，21：1。1932年，制片商和放映商联合建立了胶片上声音轨迹宽度的标准，从而创造了新的1，37：1比例。随着这一整个业界技术方针的确立，电影中的对白、歌舞急剧增加。在上世纪30年代，电影观众增加了一倍。电影工业继续寻找新的发展，很快就开始经历彩色电影，从而开启了更为崭新的声画时代……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是（歌女红牡丹），除了对白之外，片中利用“有声”的优势插入了《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等4段京剧片段（由梅兰芳代唱），更增加了影片的轰动效应。影片于1930年中旬开拍，前后经过5次试验，1931年1月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15日于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观者如潮，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引起轰动，还发行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但严格地说，《歌女红牡丹》只能算是一部“半有声片”，因其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这当然也是初期有声电影的通病。与这部影片同时开拍的另一部有声片是“友联”公司摄制的<虞美人）。两部影片在技术上稍有不同，《歌女红牡丹》是影片拍完后让演员看着画面对口型配音，相当于今天的后期配音；《虞美人》则是先把声音录好唱片，然后演员在现场按照放出来的声音表演。两者相比，各有千秋。《虞美人》于1931年5月上演。蜡盘发声的有声片在技术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唱片和放映的配合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胶片一旦发生局部断毁，其后的剧情就难以再和声音相吻合，甚至会出现银幕上男人在张口，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却是女声的笑话。因而，在这两部影片上演的当年，一些电影公司也开始试制“片上发声”的有声片。首先完成的《雨过天晴》于1931年6月3日在虹口大戏院试映。由于该片租用的是日本设备，并赴日本拍摄，不久后即遭到观众的抵制。1933年，亨生影片公司用自己研制的录音设备拍摄了（春潮）一片，成为中国第一部用国产录音设备制作的片上发声的有声电影。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原因，在有声电影问世后，直至1936年，中国电影从无声向有声的转变才得以彻底完成。

群神的荣耀

上译厂配音演员曾是神一般的存在——上译厂的“辉煌一代”，以邱岳峰、苏秀、赵慎之，中叔皇、毕克、尚华、李梓、于鼎为代表，同时包括上影厂加盟到配音队伍的孙道临、程之、陈述、韩非、仲星火、张瑞芳、秦怡，舒绣文、上官云珠、张伐等

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甚至一度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译制片配音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由悄然萌动，到生根发芽，再到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却是深远而多元的。《王子复仇记》、《基督山伯爵》、《大独裁者》、《简·爱》、《追捕》、《廊桥遗梦》、《茜茜公主》、《魂断蓝桥》、《叶塞尼亚》……一部部脍炙人口的译制片，伴随着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更伴随着那一段殴经典的台词以及那穿越时空凝固为时代音符的魅力声音！这个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一群敬业的艺术家们发展而来的艺术样式——译制片配音，曾经打动了数以亿计的几代电影观众，由此发展而来的“电影录音剪辑”，已经成为一种单独的艺术样式。

崔永元说：“那时多少人羡慕邱岳峰们，他们用声音穿越时空，遨游世界……他们时而呐喊，时而低吟，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冷眼旁观，他们就这样进出自如地活了三辈子。”当年，模仿译制片中的经典配音台词曾是无数人恒久而特殊的记忆，许多年轻人包括孩子都对配音演员充满崇拜之情，觉得他们魅力非凡、神秘莫测，只闻其声、只知其名却未识其庐山真面。曾有观众百思不得其解：“上译厂那帮人，也骑自行车买大白菜，打月票上下班，开小组会、读报纸，他们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为什么他们能进入《简·爱》的空间、《战争与和平》的空间、《悲慘世界》的空间？他们读过的小说，其实大家都读过。那帮人脚跟站在中国土地上，但又另外过着属于云上的日子。”

中国译制片及配音事业的奠基人、领路人袁乃晨、陈叙一——袁乃晨说：只要声音好管他是干什么的呢，就让他们来试声音

“上译厂那帮人”或者说“上译人”，指的都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演员群体。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00年代，这一群体堪称独步中国配音界的神一般的存在。他们按照进厂先后顺序以及担纲、活跃时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一代”，以邱岳峰、苏秀、姚念贻、赵慎之、张同凝、中叔皇、毕克、尚华、杨文元、周翰、高博、富润生、戴学庐、程引、李梓、于鼎、胡庆汉、伍经纬、孙渝峰、陆英华、潘我源为代表，同时包括上海电影制片厂加盟到配音队伍中的孙道临、程之、陈述、韩非、仲星火、张瑞芳、秦怡、吴文伦、舒绣文、上官云珠、李纬、张伐等；第二代是上世纪70年代进厂，80年代担纲的“黄金一代”，包括童自荣、盖文源、杨成纯、乔榛、严崇德、刘广宁、丁建华、王建新、曹雷、翁振兴、施融、程晓桦、孙丽华等；第三代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厂的，堪称“传承一代”，主要有杨晓、程玉珠、沈晓谦、狄菲菲、刘风、任伟、王玮、胡平智、王肖兵等人，像更年轻的新生代如詹佳、翟巍、吴磊、黄莺、金锋、桂楠、钱悦等也应包括在“传承一代”，因为我们知道那曾经的辉煌已永难重现。

著名配音艺术家乔榛曾两度出任上译厂厂长，他在与癌魔顽强搏斗的日日夜夜里，更深切地体会到配音之于他更甚于生命的意义，他说配音演员不同于舞台演员和电影演员，甘居幕后、甘于献身是配音演员与生俱来的使命和天职，“我们从声音上再现原片中人的形象，以声音作为表演手段。在配音前必须对原片的主题、艺术样式、风格、时代背景等作充分分析，然后拟定出自己对某一角色的配音方案，也称之为‘声音化装。配音演员在广义上是指为影片配上对白的人，狭义上指为某个人物角色配音的人。除翻译影片，包括外国语的翻译和普通话、粤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需要配音演员配录台词外，在有的影片里，由于演员嗓音不好、语言不标准或不符合角色性格的要求，往往不采用演员本人的声音，而在后期录音时请配音演员为其配音。现在大多数的配音员都是指广义上的配音员，配音员的工作种类已经趋向多元化，而非仅限于为人物配音。”

邱岳峰配音的角色，最令人难忘的是《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他那磁性的声音中有一种从容优雅的气质，至今令几代观众和听众心醉神迷。毕克的声音中深沉浑厚而有力度的特质，使得他在配一些硬汉时表现得尤为出色。特別是他为高仓健的配音，连高仓健本人也被折服，以至在《车站》引入中国时，高仓健还指定要由毕克来为自己配音。

当年《追捕》公映后，扮演真由美的日本演员中野良子在中国享受了在日本都享受不到的待遇，走到哪条街道上，都有观众叫她的名字。“真由美”中野良子后来专门写文章感谢为自己配音的丁建华，感谢她把自己“带”到了中国。为《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斯卡”配音后，扮演者梅里尔·斯特里普见到丁建华说：“没有你的声音，就没有弗朗西斯卡在中国的活力。”而童自荣那华丽的声音更是让“佐罗”加入了中国籍，成为尽人皆知的英雄，以至于童自荣后来成了“阿兰·德隆”的“专职”配音。

有个上译人的“死忠粉”回忆说：“那一年，我还是个学生，学校并不出名。但学校所在的位置极佳，就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对面。从此以后，每天傍晚，趴在窗上看他们下班，成了例行公事。曾记得，有一群男生，冲着骑自行车下班的杨成纯高声朗诵道：‘从这儿跳下去。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然后，就听杨成纯笑着‘骂道：‘快回家吧。好几次，都有同学去拦他们的自行车，总能听到他们‘轻斥的声音，然后大家就笑着散开，”

提到上译厂乃至中国配音界的“辉煌岁月”，有两个人的名字是永远也无法绕开的。可以说，这两个人是中国译制片及配音事业的奠基人、领路人。老延安、科影原副厂长鲁明老师介绍说：“1948年，从苏联学习归来的电影艺术家袁枚之，继舒群之后出任第二任厂长，他的夫人陈波儿担任厂党总支书记。这时的东影已建厂三年，改建重建的任务已经初见规模，袁牧之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七片生产的计划，即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这一计划的实施给想在东影一展身手的艺术创作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造就了一批艺术家。”

1948年7月的一天，袁牧之找到袁乃晨说：“现在电影院里放的都是苏联原版片，打的字幕太少，观众看不明白，我们要给它配上音做成翻译片，这个任务还交给你干！”袁乃晨说：“行，我干。”于是他来到位于哈尔滨南岗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了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总代理聂斯库伯……几经周折后，他和聂斯库伯代表中苏双方签订了合同。不久，苏联原版片《马特洛索夫》的素材到了。袁乃晨领了一块秒表，到放映室里看素材片，选一段台词长的片段，记下时间长短，背下这一段的汉语台词先试着配音，觉得不行就又找来翻译孟广钶，让他把这一段的俄文台词背下来。然后，袁乃晨手里掐着表，说开始。他说汉语台词，孟广钧说俄文台词，看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里说完台词……下一步是找演员。当时东影有一个小型剧团，只有五六个人，声音都不太合适。刚好“军大”文工团的部分演员在拍《回到自己队伍中来》，也是一个短故事片。他就找来他们试听声音，却仍不合他的意。袁乃晨问还有别的人没有？团长说其他人都不是演员。袁乃晨说听听看，“只要声音好管他是千什么的呢，就让他们来试声音。”第一部翻译片大获成功，于是厂里决定由袁乃晨牵头成立翻译片组，开始四处招兵买马……当时，全国解放不久，电影事业刚刚起步，故事片产量低，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南方基本上还是英美影片占领市场，随着东影翻译片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南方的影院也开始上映东影的翻译片，一时间，译制片独领风骚……2015年10月6日，“新中国译制片之父”袁乃晨逝世，享年97岁。

陈叙一1918年12月生于长沙，祖籍浙江定海，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学习英文，能用英语会话，进入中学后，又爱上了文艺……1949年夏，上海解放后，陈叙一被指定为上影厂翻译片组组长。他带着三位同伴去东影参观学习后，回到上海立即借调了11人，用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方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

195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成立，陈叙一先后任副厂长、厂长，一直肩负着译制片创作生产的领导工作。著名配音艺术家乔榛曾亲身领受陈叙一等前辈的言传身敦，“当年上译厂的优秀作品都是在老厂长陈叙一严格要求下完成的。每天8点上班，7点半老厂长就早早站在厂门口，谁不按时进厂，他不批评，只是冷眼一扫，不怒自威。8点钟上班铃声一响，大家不泡茶不聊天，各就各位，专心千活……”

1992年4月24日，上译厂“辉煌岁月”的缔造者陈叙一逝世。苏秀曾分析陈叙一的梯队理念：“李梓正当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刘广宁；刘广宁正当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丁建华；丁建华正当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狄菲菲。”整齐的行当分工和紧密的梯队传承使得上译厂的整体特色三十多年保持不变，苏秀也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积极配合陈叙一的想法，特别重视新演员的使用与培养。然而不幸的是，陈叙一的逝世竟也拉开了“译制片时代”走向衰落的大幕。

“内参片”铸造出的“上译辉煌”——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大阳台上

乔榛介绍说，“内参片”可谓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奇迹，不仅留下了一批译制片的巔峰之作，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演员，客观上为不久以后译制片的辉煌作了重要的准备。在“内参片”时期有几件小事可以说明“上译辉煌”是怎么打造出来的。上译厂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大阳台上，是个又小又闷的标准“漏音棚”。可这个“漏音棚”功不可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里录了三四百部译制片。有些戏需要有残响、混响声，必须在棚外过道里安装大喇叭，要开棚录，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声——现在录音时不用这样麻烦，开个混响器就解决了。当时这些戏一般都放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录。“着火啦，快来救火啊！”有一次，周边的老百姓被这样的台词和喊声惊醒后，纷纷咆出家门……此后凡是晚上要录大混响声，必须事先向周边的居民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每到夏天，录音棚又小又闷，只有两个旧电风扇，有时进棚的演员又很多，棚内温度高达40℃。每天都要买几大块冰放在大木盒里，用电风扇直吹以降低棚内温度，可正式录音时，红灯一亮，电扇就得马上关掉，避免有杂音。演员进棚录音如同洗桑拿……

当时参加“内参片”译制工作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件幸事，既能看片学习，又不荒废自己的业务，极大地锻炼了上译的创作队伍，上译厂第二代配音演员大多数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乔榛。1975年，经过5年的借调，乔榛终于由上影厂调入上译厂成为专业配音演员。业界评价他的声音儒雅、深沉、大气，他所配音的多个角色至今被奉为经典。“直到1975年，正赶上有一大批译制片需要配音，上译厂急需用人，于是打报告给市委，最后把我和孙道临老师一个老的、一个小的正式调到上译厂，我这才算正式走入这个队伍，之前都是‘借我过去，也陆陆续续配了不少片子。上译厂的一些老前辈很器重我，觉得我非常适应他们的创作氛围，调过去后马上就让我学习导演，我记得导演的第一部片子是《坎布尔王国》，后来又导演了《蛇》、《追捕》等译制片……这是我生命中极其宝贵和重要的一段，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包括我对艺术的不倦追求、对朗诵对语言艺术的热爱，我觉得融入这样的创作，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真诚地对待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真诚地对待别人，不能有虚假和做作，不能有杂念。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创作者的内心和角色的内涵，从而感动自己，并且把这种感动像流水一样自然地传递给观众，为观众带来审美的享受和艺术的震撼……”

配音男神中的男神——邱岳峰

——邱岳峰至今代表着配音演员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邱岳峰善于以具有丰富表情的不同声音再现银幕形象。30年间，参加了几百部外国影片的译制工作，其中在近200部影片中为重要角色配音，配音的影片主要有《伟大的公民》、《安娜·卡列尼娜》、《警察与小偷》、《科伦上尉》、《白夜》、《第四十一》、《红菱艳》、《称心如意》、《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大独裁者》、《简·爱》、《凡尔杜先生》等，还曾为几十部国产美术片和故事片配音……这些人物类型不同、各有特色，译配难度大、要求高。邱岳峰的音色和嗓音条件并不是很理想，但他往往能以“神”取胜。他十分注重所配角色的性格特征，力求对角色理解得深透，分析得精细，因此他的配音大都能与人物高度吻合，仿佛片中人就是他自己扮演的一样，不仅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代表着配音演员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邱岳峰配音的角色，最令人难忘的是《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他那磁性的声音中有一种从容优雅的气质，令人心醉神迷。

苏秀回忆说：“邱岳峰无疑是我们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爱戴的了。他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白俄。他自幼被送回福建老家，没有在母亲身边生活过，所以他不会俄文。但是他中文水平却很不错，知识面也很广。解放前，他在北京、天津一带演过话剧，被称为‘表情圣手。他配的人物鲜活、有灵气，所以能引人入胜。他在《警察与小偷》中配的小偷，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骗人，不得不讨好别人，但又不甘示弱……于是就有了影片中那种令人心酸的幽默。老邱把原片演员那种语速很快、说话脱口而出的感觉配得那么入味。我跟朋友们说：‘邱岳峰的小偷都配出意大利味儿来了。除了小偷，《白夜》中的幻想者、《漫长的路》中的十等文官、《凡尔杜先生》中的凡尔杜、《大独裁者》中的犹太理发师……这些林林总总的可怜的小人物，他无不配得出神入化，于是大家就认为，邱岳峰是最擅长配小人物的。可是他在早期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配的托派卡尔这绍夫、在《悲惨世界》中配的小店主德纳第耶、在《巴黎圣母院》中配的神父、在《金环蚀》中配的奸商……也无不入木三分。于是，他又被认为是最擅长配坏人的。可是，谁又能忘了他配的罗切斯特呢！他配的那个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多么有教养，多么有贵族气，对简又多么深情，哪里还有坏人或者小人物的痕迹！这个怪癖的英国绅士对简·爱表面粗暴，内心又把她视为知己，他极富教养又盛气凌人。老邱把人物这些相互矛盾的表现都配得丝丝入扣。《简·爱》无疑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是他的代表作。”

苏秀说邱岳峰节奏感极强，和他一起跳舞，被他带着前进、后退、旋转，会使入感到自己和音乐完全融为了一体，所以他是最抢手的舞伴。“和他一起配戏也是如此。他从来不是一字一句地抓口型，而是完全掌握了人物的节奏，所以他曾开玩笑说：我可以背对银幕配戏。他其实是个性格开朗、兴趣广泛的入，性格并不内向，只是有些事，他是不能随便跟人说的。”

“高仓健”代言人——毕克——他为高仓健的配音，连高仓健本人也被折服

毕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很多爱情片男主角配音，这一阶段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音乐之声》中为冯屈普上校配音，对唱和台词之间的衔接处理得极为精当，影片公映后风靡全国，至今仍被视为译制片经典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毕克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以突破配音类型化为目标，从配感情细膩的爱情片男主角转变为配正直、坚毅、智慧的角色，如灾难片《卡桑德拉大桥》中镇静勇敢的张伯伦医生，《远山的呼唤》中的田岛耕作，这一时期还完成了对两个电影角色的经典配音：《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比利时大侦探波洛和《追捕》中的检察官杜丘。《尼罗河上的惨案》集中了当时所有的上译配音精英，被称为“译制片的盛宴”。毕克把波洛的慵懒、自负、智慧的性格特质通过自己的声音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长达近三十分钟的波洛独白的案情分析更是被毕克处理得扣人心弦，他历数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但他们都不是凶手，直到最后，他详尽地叙述了真正凶手的作案过程，终于使凶手无处逃遁，在严密推理中又透出一点幽默与调侃。在《追捕》中将高仓健冷峻、刚毅的风格充分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天台上与邱岳峰配的唐塔医生的对决更是被人称道。毕克的声音中深沉浑厚而有力度的特质，使得他在配一些硬汉时，表现得尤为出色。特别是他为高仓健的配音，连高仓健本人也被折服，以至在（车站）引入中国时，高仓健特意指定要由毕克来为自己配音。

毕克也曾为反面人物配过音，如《金环蚀》中的神谷，《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中的伊藤博文，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至于朝鲜电影代表团来上译厂访问时曾惊呼：“怎么你们选的演员跟我们的演员声音那么像，简直就像我们那些朝鲜演员自己在讲中国话。”另外，毕克还参与了很多动画片的配音，如《哪吒》中的李靖，《天书奇谭》中的袁公，《国王与小鸟》中的很有哲学意味的鸟等，特別是12集彩色系列木偶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中的阿凡提，他采用一种表面谦卑恭顺而暗藏调侃和讽刺的声音，充分表现了阿凡提对地主、高利贷者的戏弄。他与另一位配音大师邱岳峰所配的巴依老爷的对手戏更是精彩绝伦，“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等台词脍炙人口。除了为角色配音，毕克还擅长旁白，如他在《少林寺》、《斯巴达克斯》里均担任旁白，特别是他为（悲惨世界）配的旁白，不仅推进着情节的发展，更完美地再现了原作浓厚而沉重的历史感，从上世纪80年代韧开始，毕克也逐渐涉足译制导演工作，在不影响自己配音工作的同时，和著名配音员、译制导演苏秀合作翻译制作了《远山的呼唤》和（姿三四郎）等电影和电视剧，其中《远山的呼唤》获得文化部1981年优秀外国译制片奖，《姿三四郎》曾轰动一时。

角斗士——乔榛

——因罹患癌症做了三次手术的乔榛同样是不断与命运抗争的角斗士

37年前，丁建华报考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时，乔榛是她的考官。后来，他俩在穿越国界和时空的“声音世界”里成了“老夫老妻”，以至于许多观众一直误会他们是两口子。十多年前，他俩坐在央视《艺术人生》的演播室里，依旧带着“茜茜公主”的可爱和“角斗士”的勇武……在录制前的等待中，丁建华悄悄对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说：“刚才乔大哥在宾馆里哭了，他说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一天，还可以和观众、听众见面，还可以再一次和小丁一起对着屏幕配音……”乔榛和丁建华分别出场，不出场时就坐在台口的椅子上，静静地欣赏对方，点头、微笑、热泪盈眶……

《角斗士》中的拉塞·克劳在角斗场上转身摘下面具，重重地说：我叫马克姆斯，讨伐军司令官，皇帝陛下忠实的奴仆。而为拉塞·克劳配音的乔榛同样是一位不断与命运抗争的角斗士。从1985年到1999年，乔榛因罹患癌症做了三次手术。2009年5月，又因患脑梗阻造成半侧面瘫，一度不能说话。谈起自己的抗癌史，乔榛却如话家常，很是轻松：“1986年时，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病情，从事业上说，观众已经认可，我也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艺术良心，所以精神状态还好，加上跟医生积极配合，于是这头一关让我闯过去了。后来连续吃了五年中药。1999年突然又有感觉，一检查，还是那个肿瘤。医生说幸好没扩散，赶紧动手术。第二天进医院，第三天就动手术。手术后，正在‘放疗期间，‘唐宋名篇剧组在上海演出，我跟丁建华的《长恨歌》是很重的篇目，濮存昕当时开玩笑说，您是真病还是假病7结果两年半后又犯了，关节疼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做完核磁共振，医生见到我时言语闪烁，说着说着就满头大汗……”

幸运的是，在与病魔的一次次角力和搏斗之后，乔榛都胜利地重返舞台，而在这一次次生命奇迹的背后，是妻子唐国妹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始终如一的支撑。“文革”中，乔榛邂逅了唐国妹——上海电影乐团的民乐演奏员，她比乔榛小5岁，两人因为文艺而相识。1970年，他们在“五七干校”劳动时确定了恋爱关系，而后成婚……乔榛说：“没有太太，我根本活不到今天，没有她就没有我！我得了三次癌症，第三次都转移到腰椎了，都是她的照顾、呵护——无微不至的细心呵护！再有就是心态好，我很知足，事业上大家承认我，很欣慰，当然我还要有所追求；家庭方面，我有这么好的太大，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都太好了，不时地给我感动，我还要什么？我有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好观众，对我有那么多的爱和关怀，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所以病了以后，我一直勉励自己：精神不能垮！我要为爱我的人活着！为了能让自己很好地康复，我每天都要进行康复锻炼，每天都要湿十几身衣服，都是太大为我换洗、熨烫，她说：你不能歪歪扭扭地出去，你是公众人物！连手绢她都为我一丝不苟地准备好。”

“佐罗”——童自荣——他的声音被称为上天的礼物，往往给人“被击中”的感觉

童自荣1944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从小对电影配音情有独钟，1973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进上海电影译制厂任配音演员，到2004年从上译厂退休，共为千余部中外影视作品配音，其中担任主要角色的约三百部，经典配音作品如《未来世界》中的记者查理·布郎宁，《少林寺》中的觉远和尚，《天鹅湖》中的王子杰克菲尔德，《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王子，《悲慘世界》中的大学生，《黑郁金香》中的黑郁金香，《伦敦上空的鹰》中的陆军上尉保尔·斯蒂文斯，《蒲田进行曲》中的寅次郎，《茜茜公主》中的上校，《铁面人》中的路易十四及菲利普，《狐狸的故事》解说，《绝唱》中的少爷等。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让“佐罗加入了中国籍，成为尽人皆知的英雄。为了更加内在地表现总督和佐罗，“穿拖鞋和穿皮鞋”的故事在业内传为佳话，以至于后来成了“阿兰，德隆”影片的专业配音演员。

生活中的童自荣书生气很足。一位粉丝说起小时候听过童老师的广播剧《白夜》，童自荣马上如数家珍地谈论起邱岳峰主配的苏联电影《白夜》，言下之意，他自己录的那个实在不值一提，邱岳峰的配音才是不可超越的经典，而且他本人也深受邱版《白夜》的启发。当时，童自荣的神情带着痴迷，带着憧憬，带着崇拜，还带着几分腼腆。

有人说，童自荣的声音是上天的礼物。传神而带着穿透力，往往给人“被击中”的感觉，赢得了无数观众的青睐。童自荣的生活是朴素而平淡的，既不似一个大明星、大艺术家，又没有别人以为的那么潦倒。他的妻子杨倩华也说：“有人写得我们好像是可怜巴巴的，我和老童虽然房子不大，条件不很富裕，但是我们过得很好，很开心的。”

他们的一对儿女都很争气，儿子在加拿大留学，是考了全额奖学金去的；女儿出去时是用的儿子打工的钱。提起这对争气的儿女，像任何父母那样，夫妇俩语气中充满了慈爱和骄傲。

“小雪”——刘广宁

——为山口百惠的配音，使她成为美丽纯情女性的代言人

1939年生于香港，4岁时因战乱随全家移居上海，1959年上海第四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听说上海译制厂招收配音演员，便写了一封投考信，经过反复试音最后幸运地进入译制厂。

代表作：《绝唱》中的小雪、《生死恋》中的夏子、《苔丝》中的苔丝、《望乡》中栗原小卷扮演的圭子、《大篷车》中的妮莎、《魂断蓝桥》中的玛拉等，还曾为《天云山传奇》、《沙鸥》、《胭脂》、《夜上海》等国产影视作品配音以及广播剧的演播。很多人知道刘广宁，都源于她在译制片《绝唱》中为山口百惠的配音，她几乎成为美丽善良、纯情质朴的女性的代言人。1991年，刘广宁办了提前退休，回到出生地香港定居。随后，爱人和孩子也都到香港居住。在香港，刘广宁找了份兼职语言教师的工作，很少再做电影配音，渐渐淡出演艺圈。

多年后，刘广宁第一次回到新厂的录音棚，她说，“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小木架，这个小木架从我考配音的时候，就站在录音棚边上，一直到我离开，它是一个历史见证，我看到它非常亲切。多年没见了，我就一把抱住这个木架子，跟同事说，帮我跟它合张影吧。这时候，我心里想的它不只是一个木架子，而是多年未见的亲人。”

“真优美”——丁建华

——《天书奇谭》里又哭又闹的蛋生与茜茜公主都是出自她一人之“口”

丁建华，著名配音演员、译制片导演，1953年出生于山东诸城林家村镇，高中毕业后，1971年参军入海军东海舰队文工团任演员，1976年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先后为《追捕》、《远山的呼唤》、《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龙子太郎》、《悲惨世界》、《魂断蓝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卡桑德拉大桥》、《细雨梦回》、《莫斯科之恋》、《真实的谎言》、《情暖童心》、《昏迷》、《莫斯科之恋》、《无头骑士》、《茜茜公主》等700余部外国影片的主要角色配音，深受观众的喜爱。除了茜茜、真优美、弗郎西斯科这些经典的女人形象，给动画片和小孩子配音也是丁建华的一绝。她的声音就像是变魔术，可以瞬间出乎你的意料。有谁能想到动画片饫书奇谭）里那个又哭又闹的蛋生与茜茜公主竟是出自丁建华一人之“口”？！

当代电影的录音方式包括同期录音和后期录音两种方式，两种录音方式可以共同使用，现在很多电影都是这么处理的。而随着录音技术的进步和数字音乐的兴起，音效师不但能够让观众倾听日常生活里不可能亲耳听到的音响，甚至可以为影片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音效。特别是在科幻片、灾难片等电影中，数字技术不仅仅用在画面上，也用在了声音上。然而在多年以前，技术、设备上一穷二白的“上译人”，却发明了许多土法“声效”，如今想来虽然不免一笑，却也可见当年“上译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丁建华对笔者介绍说：“《追捕》中真优美第一次出场是被一只狗熊逼到了树上，当年的那声大叫，我现在听起来都会吓一大跳。记得刚从话剧演员转到配音演员时，我经常在棚里到处乱跑，游离话筒，害得录音师不厌其地提醒我：请你不要乱动！有一次配接吻戏的时候，拟音师就站在我身旁，动情的时候用力亲自己的手背，说是这样才有肉感。我一见到拟音自己亲自己，就忍不住哈哈大笑。当时有很多老同志批评我，说丁建华在棚里一点都不严肃。”

【结语】

“上译辉煌”是中外罕见并且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文化现象。当年，许多知名演员都从事过译制片配音工作，比如笔者采访过的鲁非、里坡等等，而不知名或非专业的配音演员数量更是庞大，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至今也无人能取代“上译人”的地位，他们在声音世界里纵横三十年，他们是配音界的“国家队”、“梦之队”。无论时代怎样发展、科学如何进步，都很难重现上译厂当年群星璀璨的辉煌，观众不仅难以记住那些新的声音和名字，更难以在外国电影中再享受到那么美的汉语、那么美的声音。

对此乔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只说我们当年的创作氛囤：大家坐在一起，一点一点地磨剧本、磨翻译、磨台词，交流互动，全情投入，无论是重场戏还是过场戏，都逐段逐段地分析研究，演员之间也互相提要求，你这句话应该这样，我如何来配合你……每次讨论研究剧本都需要很长时间，翻译、导演、口型员、演员，要一词一句地研究、对口型，大停顿、小停顿、情绪、语气，符合不符合汉语的逻辑和习惯，是否与外国演员的个性和所饰演角色的个性相吻合，都要细细地琢磨、研究。为一个词儿，会琢磨半天，这个词不行，不够味儿，还得再改。译制片工作特别重视团队的作用，需要一个长时间配合默契的团队，不适合零散的临时的搭班子，你一来、我一往，要非常默契，才能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