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佳　祁国宏

摘 要：陆游《剑南诗稿》中有大量羲皇诗，而这些羲皇诗形成离不开当时宋代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的政策，南宋动荡的社会环境、对待文士前所未有的思想钳制，以及大推隐逸之风，皆是羲皇诗形成的社会因素。

关键词：陆游；羲皇情结；社会因素

陆游羲皇诗中所包含的两层内涵，即归隐田园的情怀和报效国家、渴望明君贤主、构建太平之世的愿望，实际上也是困扰陆游一生的关于仕与隐的矛盾。南宋诗人陆游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诗人，“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中，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1]山河日蹙，满腔报国热情却又被现实无情地浇灭，至死仍牵挂着国土的收复。壮志难酬的愤懑使得诗人只能投身于田园山水之中，追求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羲皇世界，因而可以把陆游羲皇情结看成一种特殊的隐逸情怀，其形成的社会因素应包括：

一、南宋动荡的社会背景

何为隐逸？陈谟《镜湖书隐记》中：“古之君子穷而处于下，以求其志，谓之隐，达而用于时，以行其学，谓之显。及其泽施于民物，功铭于旂，常辞荣去宠以养其贞，全其天，则谓之归隐焉。”[2]即“隐”是君子在困顿之时的一时退守，是与“显”相对的。《易经》是最早的涉及隐逸文化的著作，其中在乾卦之中就讲究潜和用，在遁卦中讲究遁世，即审度形势，及时避祸。儒家讲究“穷则独善其身”，推崇“待时而隐”，如《论语·泰伯》中所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而这种人生哲学为士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瞬变的人生道路提供了一条出路。隐逸文化始于先秦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后传承到唐宋。

文随世情而变化，宋代的隐逸文化也必将受到宋代独特的社会环境的影响。1126年，金军掳走徽、钦二帝，高宗赵构定都临安，重建赵宋王朝，史称南宋。金与南宋之间打打停停，战事不断。面对外族的入侵，统治阶级软弱妥协，内部保守势力也屡屡阻挠，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足，难以收复失地。因而士人的参政热情也受到影响，出现颓唐之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也难免会受到影响，朝廷的腐朽、统治阶级的无力，使一部分士人由重视建功立业转而投向对自身人格的内修，脱离混乱的外部世界寻求内心的沉静，以达到“内圣”的人生目标。社会的动荡不安，宋代士人自觉地去寻求隐逸这一道路，而当士人都普遍地去追求这种生存方式时，便成为一种风尚。陆游也不可避免地借助隐逸来对抗混乱的现实社会。

二、宋代的国家政策

宋代自太祖时期便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当时之人蔡襄曾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3]可见文人在国家的重要部门都占有一席之地。宋太祖更是告诫子孙不能随意杀害士大夫以及上书进言的文士。宋代文人所生存的环境似乎很宽松和舒适，但与此同时，宋代文士所遭受的束缚也是极大的，统治者不仅要防止武官篡权，还要预防文官专政，不断加强知识分子的精神控制，虽增加了科举考试选官的数量，却又将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学之内，单纯的死记硬背大大地钳制了士人的思想。加之，南宋社会的风雨飘摇，对外政策的软弱，暂且苟安的态度使得士人建功立业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朝廷选官和考核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且朝堂内部波谲云诡，因而一部分文士既不满于社会现实，却又无力改革，因而只能选择保全自身，退隐山林。

及至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达到了融合的一种状态，他们相互取长补短，“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有时会在现实中遇到挫折，甚至难以实现，那么道家和道教避世法自然的人生理想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其提倡的随顺自然常常可以成为调控心境的重要手段。若入世不行，避世也不行，佛教则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佛教提倡的随缘任远、心不执著，有时既可以给逆境中或欲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以精神安慰（有时是麻醉），也可以帮助人以出世的态度来超然处世，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矛盾对立，使人不至于过分沉溺于世俗的物欲而不能自拔，不至于为此生此世的不如意而过分烦恼。”[4]因而宋人的隐逸情怀颇具超然和乐观。

其次，宋代统治者推崇隐逸之风。通过弘扬隐士文化，可显示统治者的皇恩和政治的清明。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就对一些声望高的隐士进行奖励，太祖就曾召见过澄隐和王昭素两位隐士，并且对澄隐“赐以茶币”，对王昭素“以为国子博士。逾月，赐茶药遣还”，并赐号陈抟“新夷先生”。太宗时期也曾礼遇隐士、对其嘉奖。太宗统一宇内之后，又与民以休息，休养生息，遵循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维护了尊隐的传统。真宗于景德二年也颁布诏令征召有才能的隐士来共同治理国家。高宗时期，更是赐德高的隐士以高士号，并用束帛邀请他们以处世身讲学。由此可见，宋代对于隐士是极为尊重的，政策也是很自由的。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2.

[2] （明）陈谟.镜湖书隐记.[M]上海： 上海图书馆古籍线善本，明刻清康熙十九年陈邦本.

[3] 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090-337.

[4] 洪修平.论儒道佛三教人生哲学的异同与互补[J].社会科学战线，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