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畅+++张志伟

【摘要】随着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斥着金钱对人们的诱惑，而我国的职业道德也受到了进一步的蚕食。本文首先介绍了中世纪“行会”的职业道德，接着论述了马丁·路德的“天职观”理论和加尔文的“预定论”对中世纪职业观的影响，其改变了当时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开始积极入世，为之后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论述西方的“天职观”对我国在市场经济的两个影响，有利于培养我国的敬业精神和勤俭精神。

【关键词】中世纪 基督教 天职观 马丁·路德 加尔文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5-0223-02

一、早期天主教和行会对中世纪时期工作观的影响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自由常常意味着“不必工作的自由”。当时的工作仅是指体力劳动，精神劳动则是上层人士所特有的。当时的体力劳动是专属于奴隶的，手工业劳动属于中间阶层，而上层阶级则享有闲暇且不需做任何体力劳动。直到中世纪时期，人们的工作观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基督教教义对当时的人们对体力劳动的轻视进行了质疑，因为据基督教教义，上帝把工作交给了所有人，所以人的本分就是工作。中世纪人们虽然仍轻视工作，但已不再把工作，特别是体力劳动看作是负面的了。但事实上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工作仍然被视为一种刑罚。但是基督教仍然对改善人们关于工作的看法发挥了正面的影响。

行会对中世纪时期的工作观也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行会对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城市行会对工作道德和工作纪律的强调，由此便衍生出了新的社会道德。在行会中，任何社会成员无论其背景、信仰或社会地位的不同都必须遵循一种共同的社会道德，这种社会道德与旧贵族道德有很大区别。在农村，贵族作为统治者享有许多特权，很多的法律条文是专门针对奴隶的，贵族则不必遵守。效率、勤勉、纪律、工作等词汇都仅仅专属于奴隶。城市行会则不同：人们不论出身或信仰都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道德，并以行会成员为群体作出的贡献作为评判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二、马丁·路德对中世纪工作观的改进

从14世纪开始，罗马教会便提出以通过购买赎罪券的形式来免除罪行的制度，并逐渐推广为“善功获救”的形式。在基督教历史上，赎罪券最早出现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后来，教会为了进一步敛财，提出了“善功圣库”的理论，其内容是：耶稣为世人赎罪而死，功德无量，这些功德全部保管在“善功圣库”中，有罪的基督徒可以通过做善功换取耶稣的“功德”以偿还其的罪行，使自己获救。马丁路德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提出了他的理论——“天职观”。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用金钱来拯救罪恶的这样一种制度，只能对天主教的理论及其支柱进行摧毁。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宣传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必须进行自救，死后才能升入天堂。 而当时人们想要和上帝进行沟通只能依靠罗马教会，他们代表的是整个现实世界，所以人们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宠，而获得救赎，只能通过教会这个途径来实现。路德在 《基督徒的自由》中说道：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他还说：“我们不但是最自由的君王，也是永远的祭师，这就比君王更可贵，因为我们为祭师，便陪在上帝面前替别人祈祷，并将属于上帝的事彼此教导。”通过上述两段话我们得知，路德想要宣扬的观点是，神父与信徒之间是无差别的。路德根据《罗马书》中保罗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思想，提出了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信称义”理论，进而摧毁了当时罗马教会“善功获救”的理论支柱。也就是说，内在的信仰是人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获得拯救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外在的形式化的事功对人的“称义”是无效的。

路德认为，上帝唯一认可的生活方式就是履行现世职责，上帝安排了每个人的生活，人们不用将重点放在工作形式上；而追求多出个人所需的物质利益，也是缺乏对上帝恩典理解的表现。这样路德就把禁欲和世俗生活拉到了同等地位。总体上看，路德的天职观是传统的、消极的，职业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带有安于现状的意味。其天职观最大价值就是，第一次把工作作为人生的关键一环被安置在人的观念中。因此，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巨大鸿沟得以弥补；职业成了天职，而工作则被视为通向救赎的宗教之道。

三、加尔文对马丁·路德工作观的进一步完善

继马丁·路德对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在其基础上也开始推行他的宗教改革。“预定论”就是在路德“天职观”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预定论”的大致含义是：人类的祖先亚当犯了原罪后，人类的本性不再有善的可能，人们自己是没法自救的。但是上帝早已经拟好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决定了谁有获救的机会，并享有永恒的生命；也同时决定了谁将被遗弃，给予以永恒的惩罚。并不是全部的人都能获救，只有通过勤劳的工作，来证明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幸运儿”。所以，就把工作和“上帝预先选定”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加尔文说：“必须在绝对的信仰中得到安慰。每一个人有责任坚信他己被选中，相信自己确实属于上帝的选民，因为缺乏自信是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不坚定的表现，而信仰的不坚定正是没有获得上帝恩宠的结果。同时，根据上帝的旨意，每一个人都要有勇气来对付坎坷人生中的任何艰难困苦，通过尽力劳作来侍服上帝，以获得被选中的自信，并且以此驱除宗教上的疑虑，确认我们所获得的恩宠。”这样，主观上要证明自己已被拣选，就造成了一种在客观上拼命工作、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同时，加尔文也强调信徒的生活应是节约、克制的，因为他们己将自己奉献给了上帝，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并非是属于自己的。摒除一切私欲、杂念和世间的荣誉，只有实行节约、克制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有纯粹。所以，加尔文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并非是出世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并非仅仅把人们的劳动视为一种天职和获得上帝恩宠的手段，而且把雇主追逐利益的活动也看成是一种天职。加尔文的预定论天职观，与路德的天职观相比，更加突出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试图把信徒打造成一个为上帝服务的劳动者，不再像路德的天职观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安于现状、随波逐流。

四、中世纪时期的工作观对现今中国的启示

自从马丁·路德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职观”后，人们开始对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迸发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把职业看作是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而加尔文天职观更是认为职业是上帝的召唤、是上帝的安排，所以职业是神圣的，人们应该以勤劳、敬业等精神来对待工作，那些在工作中不履行道德操守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谴责。于是，工作成为了宗教的一种表达方式，追求更多财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追求，仅仅只是为了上帝，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点。西方的这种以宗教信仰为基石的职业观，不仅把工作赋予了使命感，而且将工作与宗教信仰合二为一，可以再工作中体验道宗教的旨意，也可以使宗教普遍化、世俗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对工作和宗教的融合，才为后面的资本主义的到来提供了可能性。

1.中世纪时期的工作观有助于加强人们的敬业精神

中世纪时期的天职观使职业具有了神圣感和使命感，也使信仰与工作联系在一起。只有将职业视为一种生命信仰，才能真正掌握了敬业的本质。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不仅要吸收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我们的敬业精神，而且也应借鉴西方的一些观点。西方天职观对我国敬业精神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对我国上千万的基督徒而言，基督教天职观将世俗职业视为上帝安排的任务，并要求教徒以神圣的态度去从事世俗工作，可以加强基督徒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伦理素质。由于基督徒也是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利用和发挥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建设作用，是我国职业道德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二，对非信徒而言，基督教天职观所强调的敬业精神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基督教天职观强调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这种天职观启迪我们把工作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因而我们会做到了更加积极、认真的履行自己在本职工作中的行为，这样也更加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2.中世纪时期的工作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勤俭节约精神

中世纪时期的天职观把勤奋和节俭作为道德的准则。勤奋主要针对时间，它要求教徒尽可能地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天职上，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这种以勤奋和节俭的生活态度来对待时间和物质财富的职业伦理精神，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道德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天职观的这一层含义有助于我国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建立勤俭节约的精神，虽然自古以来，勤俭节约就是我国的传统美德，随之衍生出来了勤俭、节约等工作伦理。但是，当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后，在小农意识的熏陶下，往往在暴富后变得极为奢侈，传统的勤俭精神被丢弃了。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社会空前繁荣。但是在社会上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奢侈浪费行为。所以就更应该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积极的引导人们开始节约、勤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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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柳.韦伯的“天职观”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北京大学学报.2013

作者简介：

任畅，女，武汉理工大学2014级马克思主义学院伦理学专业研究生。

张志伟，男，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