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虫

回顾上海公园的变迁，某种程度就是在回顾上海城市的拓展史。从无序规划的华洋杂处，到有较科学规划的逐步拓展。在这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节，在城市的公园里寻春、踏春，抚今追昔，或许还能看到未来的影子……

19世纪中期，景观设计学的奠基者、美国人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提出在城市兴建公园的构想。1857年，纽约中央公园面世。之后，诸如德国慕尼黑公园、德累斯顿公园，美国的芝加哥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陆续建成。接着，1868年，上海最早亦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园——外滩公园落成，其英文名为Public Park，当时译作“公家花园”，乃至附近后来建设的外白渡桥，其英文名为Garden Bridge，翻译成中文为“公园桥”。

经过近百年的变迁，外滩公园、虹口公园、顾家宅公园与兆丰公园号称沪上四大公园。如今，这些公园都还在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只是大多名字已经更改，外滩公园现名黄浦公园、虹口公园现名鲁迅公园、顾家宅公园现名复兴公园、兆丰公园现名中山公园。与此同时，一些曾经的私家花园，逐步演变为对公众开放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诸如长风公园、静安公园等纷纷落成，成为沪上知名公园。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规模的不断拓展，城市公园已经布局至上海行政区划的边缘——譬如位于临港的滴水湖公园、位于嘉定安亭的汽车博览公园等。而诸如宝山炮台湾湿地公园、金山廊下郊野公园等，则更是丰富了上海公园的品类。

回顾上海公园的变迁，某种程度就是在回顾上海城市的拓展史。从无序规划的华洋杂处，到有较科学规划的逐步拓展。在这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节，在城市的公园里寻春、踏春，抚今追昔，或许还能看到未来的影子……

作为舶来品的公园

与西方古典园林遥相辉映的中国古典园林，一度成为西方人同样喜好、把玩者，乃至在英法都曾经流行过中国风，这是17世纪的往事了。

同时代，中国人也吸纳了西方的造园之法，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许多景致是借鉴了西方古典园林的妙处。

然而，若论到适应市民生活、休闲需要的城市公园，则首推1857年面世的纽约中央公园。

19世纪中期，面临大量人口涌入纽约，城市原本拥有的绿化遭到蚕食以兴建房屋，大量人口无序地杂处，造成传染病流行。哪里可以有新鲜的空气？哪里有温煦的阳光？哪里适合用作市民集会等？

1850年，新闻记者威廉·布莱恩特在《纽约邮报》上鼓吹公园建设运动；1851年纽约州议会通过《公园法》；随后是选址——从开初的曼哈顿岛东侧沿河建园，到最终确立中央公园的位置；1857年开始筹建，到1873年才基本建成。整个历程为时逾15年。

就在此期间，上海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诞生了一个不大的园子，因为是殖民者所建，最初的英文名为Public Park，当时译作“公家花园”，逐渐地，中文称呼为“公园”。因为公园位处外滩，于是叫做外滩公园，以示与上海其他地方逐渐兴起的公园有所区分。

外滩公园虽然谓之“公园”，但这“公”更多系指西方外来者和他们的家属。

马来西亚华侨、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伍连德博士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到他自己第一次到上海时的见闻。伍连德写到：“公共租界的中心内，有两个引人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占地10英亩的公共花园，里面有室外音乐台，江边有茶室。另一个是跑马场……我第一次到上海时，这个公园是洋人独享的禁区，公然立着两块布告牌，一块在入口处，一块在花坛上。上面用白漆写着——1、本公园每天几点到几点开放；2、游客不得随便乱扔垃圾纸片；3、游客不得摘花，不得损坏园内植物；4、狗不得入园；5、华人不得入园。”

有关这一殖民者在华种族歧视的典型案例，最早在1907年进入了课本——上海绅士李维清在其编写的小学课本《上海乡土志》中是这样表述的：“黄浦公园尚许洋人之养犬入内，独禁华人，此乃奇耻！”随后，这一案例进入许多版本的小学课本。

1994年，上海历史博物馆的薛理勇先生在《世纪》杂志刊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认为外滩公园悬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属于误传，毕竟至今没有找到那块牌子。

但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先生看来，虽然至今尚未找到“狗同中国人不许入”字样的牌子，或许历史上并没有过这样一块牌子，但并不能表明没有存在过这样意思表示的牌子。

熊月之称：“含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意思的牌示，确实存在。现存资料中，最早记载这一内容的，是1885年的公园游览规则。规则共六条：‘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二，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三，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佣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四，不准入奏乐之处；五，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六，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

已有记载证明，在公园建造之初，就动用了中国人的税金，可中国人竟然无权进入公园。自1885年颜永京、唐景星等人就曾联名向工部局提出，在公园开放问题上，华人与外国人应有平等待遇。之后十几年间不断有人提出这项要求，但工部局均置之不理。1889年，又有唐茂枝、吴虹玉等人要求上海道台向英国领事交涉，这次工部局终于被迫答应发给入园执照。但能拿到这份执照的多为“高等华人”，与广大民众仍然无缘。直到1928年，外滩公园才终于向中国游人开放。

从外滩公园开始，作为舶来品的公园，于19世纪中叶在上海出现后，逐步增多。

比如与外滩公园紧邻的苏州河滩涂上，四川路与如今的虎丘路交界处，曾有过一座“新公园”，后改名为“华人公园”（Chinese Garden）。比之30多亩的外滩公园，新公园仅仅大约6亩地大小。1943年，公园改名河滨公园，直到1988年废止，融入苏州河滨绿化带。

四大公园故事多

在设计纽约中央公园时，奥姆斯特德预料纽约人口将达到200万，而这个公园将成为他们游览的中心。他还说：“公园四周的大楼即使高得比中国的长城高两倍，他的设计也可以保证在园里看不到这些大楼。”他的设计中有山有水，一派乡村风光。

1903年，奥姆斯特德去世时，纽约的人口已经增加到400万，比其本人预测的还要多一倍。然而，因为纽约当时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特别是奥姆斯特德等人制定的《禁止侵占公园条例》一直被执行，使得中央公园至今惠及纽约人。即使时光荏苒，原来没有的设施逐渐增加，比如体育场、滑雪场、溜冰场、瞭望的塔楼、儿童车、雪橇、冰船等等，使得原来843英亩合5000亩的公园，其田园风味已经失去许多，但基本格局不变。

与之同时代的上海则不同。

上海当时被割裂为公共租界、法租界，甚至华界都分为南市老城厢和闸北两块地方。逐步地，上海各区域都有了公园。虽则当时不可能拥有类似纽约中央公园这般占地5000多亩的大公园，但上海各个公园亦不乏自身的味道。逐步地，有了“四大公园”之说。除了最早诞生的外滩公园以外，虹口公园、顾家宅公园、兆丰公园在列。如今，它们的名字分别为——鲁迅公园、复兴公园、中山公园。

其中，当年虹口公园和中山公园都是由来自苏格兰的园艺专家麦克利经营而成。

虹口公园始建于1896年，原为体育性娱乐场所，里面有高尔夫、网球、曲棍球、篮球、足球、棒球等运动场。曾经属于虹口公园的体育场，后来单设为虹口体育场，1999年改建成中国第一座专业足球场。

1905年改建公园时，园中栽种了不少花卉，外加绿茵、小径、流水等，风格为英国自然风景式，有大片马尼拉草坪，笔直的主干道，呈轴对称的树木，及四季常开的鲜花。1937年公园曾遭日军炮火烧毁。1950年重建。1956年鲁迅先生墓从万国公墓迁入。1988年，更名鲁迅公园。

当然，对于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来说，虹口公园比较难忘的还是一场爆炸。1932年4月29日，一位韩国流亡在沪的勇士——尹奉吉，将炸弹藏在饭盒里，在日军为“一·二八”上海之战祝捷大会上，炸断了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而重光葵于1945年一瘸一拐地登上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那条瘸腿更是世界闻名了。

同为麦克利手笔的兆丰公园，与虹口公园不同，它是在既有的私家园林上改建的。其原为英国兆丰洋行大班、地产商霍格的私人花园，霍格将花园北半部靠近苏州河的部分卖给了美国圣公会，圣公会在那里创办了圣约翰书院，以后发展成圣约翰大学。如今，这里是华东政法大学。南部则被工部局购得，“布置成一个公众的风景园地和植物园地的核心”。

收回租界后，兆丰公园改名中山公园。

如今的中山公园内，有一株苍老的法国梧桐，来自意大利，是1866年由花园园主霍格种植，至今已达150年，是华东地区树冠最大、树干最粗、树身最高的悬铃木。

1949年5月，陈毅司令员的小汽车，从中山公园大门开进，从中山公园后门进入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成为了三野在上海的第一个指挥部，也成为了陈毅作为上海市长的第一个办公场所。

《新民周刊》记者曾听一位已经离休的当年三野干部说，圣约翰大学因为有中山公园屏蔽，安全、安静，而由于靠近梵皇渡火车站，交通极其便利，是当时闹市中最理想的办公场所。

时光荏苒，到199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沪，也首先进了中山公园，然后从中山公园后门出来，到了华东政法学院。克林顿不过是个过客，这有点儿东施效颦的行迹，不过是显示其曾为律师，和政法学院套套近乎罢了。

2007年3月3日，一尊肖邦塑像在中山公园落成。

在上海，更为市民熟知的与音乐有关的公园，当数当年的顾家宅公园。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以规银7.6万两圈买下了顾家宅花园及其周围的土地152亩（10.13万平方米），并将其中112亩（7.47万平方米）租给法军建造兵营，作为法军屯兵之用，此地被称为顾家宅兵营。随着法军逐步撤离，公董局将顾家宅花园改建为公园。宣统元年（1909年）6月公园建成，同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对外开放，时称顾家宅公园，俗称法国公园。汪伪时期，此地改称大兴公园，直到抗战胜利再改称复兴公园。

和外滩公园、虹口公园、兆丰公园不同的是——法国公园的设计者是中国人郁锡麒。但同样，这所公园早期有歧视中国人的规定。

公园早期，1911年2月25日、26日，法国飞行家环龙来此做飞行表演，到了5月6日，他第三次来此表演时不幸坠机身亡。如今的南昌路，当年曾一度叫做环龙路。

由于此地草坪开阔，法租界当局当年经常在此举行露天音乐会。而复兴公园还是沪上许多画家创作的源泉，从早期的刘海粟，到如今艺术市场炙手可热的陈钧德，都为复兴公园留下了传世之作。

科学规划之作

除了四大公园以外，当年上海的一些私家园林逐渐开放，也具有了公园的性质。比较典型的是张园、豫园等。

如今在静安寺以东，还依稀找得到张园的痕迹。他最早的主人是一位叫格龙的西人，1882年，别墅被无锡人张鸿禄买下，起名“味莼园”。因园主人姓张，故又称张园。1918年张园遭到废弃前，已经具有市民公园的性质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的城市规划走上正轨。以公园为例，比如1959年竣工的长风公园，虽然许多地方因陋就简，却在公园的格局上借鉴了颐和园的特色。长风公园的银锄湖——内湖、外湖、孔桥，还有铁臂山，几乎就是以颐和园为蓝本建造的。当然，其银锄湖、铁臂山，则是来源于毛泽东诗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长风公园最初的名称是沪西公园，也源于当时落成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附近没有公园。

类似的科学规划之作还有静安公园、霍山公园等，原本是公墓。之所以将公墓设在此处，比如静安寺一带原为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之地，属于租界的西郊；而霍山公园主要是附近犹太人社区的公墓。而从上海的整体规划的角度看，已经位处市中心的两处，规划成公园显然更合适。

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上海就新增公园32座，包括人民公园、上海动物园、杨浦公园、和平公园、长风公园、静安公园、淮海公园、浦东公园等，构成各区的骨干公园，大大改良了城市公园的布局和范围。而1995年开始，上海公园面积则超常规发展，初具今日之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