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进善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9；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维果茨基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解读

吴进善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9；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长期以来共同关心和争论的话题。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曾就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方法和结论对当今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目前国内针对维果茨基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维果茨基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的核心著作《思维与语言》一书为主要理论来源，从方法、内容、后人的评价和验证等多个方面，对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观进行系统述评，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单位分析法；发生学分析；动态关系

一、引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长期以来共同关心和争论的话题。*在探讨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研究中，“语言”一般指的是“口头言语”(verbal speech)。为方便表述，除引用内容和术语中使用“言语”一词外，本文的论述将统一使用“语言”一词。有着“心理学界的莫扎特”[1]之称的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将其视为心理学中最复杂却最核心的问题[2，3]，把对这一关系的客观认识作为正确提出和回答任何心理学问题的必要前提[4]。维果茨基在其短暂却辉煌的一生中对语言和思维关系问题做了大量实证和文献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在其心理学体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也为前苏联心理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评介维果茨基的心理学理论，甚至一度出现了研究维果茨基的热潮[5-15]，但针对其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16，17]，已有研究对维果茨基在二者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阐释还不够清晰、准确，甚至还出现了误读。近年来，一些学者侧重从哲学观的角度对维果茨基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开展研究[18~20]，这对维果茨基理论的哲学解读固然很有必要，但遗憾的是这一做法和维果茨基从事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的出发点是相背的。因为维果茨基所处的年代心理学研究主张“去哲学化”，转而采用实验方法对心理进行科学研究。维果茨基的研究所追求的是对语言与思维关系进行直接的、科学的研究，既不预设任何哲学立场，也不接受任何未经验证的理论概括[21]。虽然在心理学研究中“去哲学化”这一做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还有待商榷，但从哲学角度对维果茨基的理论进行解读无疑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本文将以维果茨基论述语言与思维关系问题的核心著作《思维与语言》一书为主要理论来源，并结合其有关儿童心理和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相关理论，对维果茨基在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创新和基本观点进行解读，并对后来学者对其理论的评价和验证进行扼要评析。

二、 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一)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的困境

维果茨基认为以往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一直在语言和思维的“同一论”和“分离论”之间摇摆，始终跳不出这一怪圈[22]。“统一论”主张语言和思维的同一性，认为思维即“语言减去声音”或其运动部分受到抑制的一种反射。这一主张使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失去了意义，因为如果语言和思维是同一回事，二者之间便不会产生任何关系。“分离论”则与之相反，主张语言和思维之间绝对的、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分离和割断，认为语言是思维外向的表现形式，是思维的外壳，就如罩在衣架上的衣服一样。这一观点把语言和思维分析成两种独立的、本质上不同的元素，排除了有关语言与思维内在关系的任何一种研究，只能把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之间机械的、外部的联系，对二者以一种互不相干的方式分别研究[23]。

(二)语言思维关系研究的出路

维果茨基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极端观点的成立都可能使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走入死胡同。而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在错误的自然论或唯心论立场指导下，采取了不恰当的研究方法造成的。针对这一问题，维果茨基提出了“单位分析法”和“发生学分析法”两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方法，为语言思维关系研究走出困境指明了出路。

1.单位分析法

维果茨基认为，以往的研究采用了错误的分析方法——元素分析法(analysis into elements)。这一方法主张把复杂的心理整体分解为构成元素进行分析。在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中，研究者错误地把语言和思维分解为它们的组成元素——思维和词语，并且孤立地对二者进行分别研究，以至忽视了语言和思维作为一个整体的原有属性。维果茨基认为这一做法就像在化学分析中把水分解为氢和氧两种元素，这虽然能使学生明白水的元素构成，但却无法解释水可以灭火的特性，因为氢可燃而氧又助燃，水的整体属性并不能在其构成元素中被找到[24]。

维果茨基提出以“单位分析法”(analysis into units)取代“元素分析法”。“单位”不同于“元素”，它具有整体所固有的一切属性，是整体无法进一步分解的活的部分。例如：分析水的特性时正确的分析单位应该是水分子这一具有水的整体属性的单位，而非氢和氧两种构成元素。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而言，正确的分析单位可以在词的内部，即词义中找到。因为词义是概括的，是名副其实的思维活动，同时又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词义既属于语言的范畴，又属于思维的范畴，它包含了思维和语言的相互关联，研究这个单位的发展、功能和结构能帮助我们从本质上认清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2.发生学分析法

维果茨基认为以往研究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缺陷是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看作是静态的，从而忽视了语言和思维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二者关系的动态变化。在他看来，只有厘清人类心理机能的起源和发展转变，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心理机能。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发展的产物，更需要关注这些高级心理机能产生的历史过程[25]，而发生学分析方法最能胜任这一任务。

发生学(genetics)最早由英国生物学家W.Bateson于1906年命名，分为种系发生学(phylogenetics)和个体发生学(ontogeny)。种系发生学研究物种之间的生物关系，个体发生学则描述生命体从受精卵到成体的起源和发育过程。发生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这一方法虽起源于生命科学，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同样存在着发生问题，需要展开发生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将发生学分析方法应用在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并对这一方法做了理论总结[26]。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维果茨基将发生学分析方法应用到了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中。这一方法使维果茨基对二者关系的研究由静态的现象描述转变为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析、由注重外在形式要素的研究转变为注重整体内容与功能的研究、由对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的研究转变为对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的研究，从而成功摆脱以往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的困境。

二、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关系理论

针对当时心理学界对语言思维关系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同观点，维果茨基开展了大量实验和文献研究，撰写了《思维与语言》一书。在这本专著中，维果茨基对J.Piaget，W.Stern，K.Buehler，C.Buehler，W.Koehler，R.Yerkes，J.Watson，E.Thorndike等人的理论和实验研究进行了批评借鉴，并运用发生学分析方法，以词义为言语思维的分析单位，以黑猩猩和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种系发生、个体发生、语言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语言和思维的发展及二者的动态关系，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理论。

为了便于阐明维果茨基在语言与思维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本文中我们将维果茨基的语言与思维观归纳为“语言与思维的异源论”“语言与思维的动态发展关系论”和“内部言语和言语思维理论”三个主要方面。

(一)语言与思维的异源论

维果茨基通过种系和个体发生学分析，认为语言和思维二者虽然关系密切，但并非同源，而是有着不同的发生学根源。具体来讲，思维起源于低级心理机能(lower mental functions)，而语言则起源于表述性发声反应(expressive vocal reactions)。

1.思维的发生学根源：低级心理机能

维果茨基在《思维与语言》一书中并未明确给出思维的发生学根源，但依据他对高级心理机能(higher mental functions)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思维的发生学根源追溯至人和动物所共有的低级心理机能。

维果茨基的高级心理机能理论是他开创的文化—历史学说的基本出发点，该理论将心理机能分为低级和高级两类。感觉、知觉、情绪等低级心理机能的发展过程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天然、自然的发展过程。观察、抽象思维、逻辑记忆等高级心理机能则是在低级心理机能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作为高级心理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思维是低级心理机能在工具与符号的中介作用下，在人际交往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而来的，是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27]。而动物的低级心理机能，则因为缺乏工具和符号的中介作用而未能向高级心理机能发展，它们的思维发展也止步于“前语言阶段”(prelinguistic phase)。黑猩猩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会迂回曲折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它们会将两根枝条连接从而获取栅栏外的水果、将细长树枝伸进蚂蚁洞穴中捕食蚂蚁。但这些过程所表现出的创造力，只能算作初级的思维，属于思维发展的“前语言阶段”[28]。

2. 语言的发生学根源：表述性发声反应

对于语言的发生学根源，维果茨基在《思维与语言》一书的第四章“思维与语言的发生之源”中做了简要回答。维果茨基认为人类语言和动物群首领所发出的可见的信号和有声的信号是紧密相关的，人类语言起源于动物和人所共有的表述性发声反应[29]，如动物在遇到入侵者时发出的威胁性的吼叫。

从种系发生分析来看，在年幼的黑猩猩中，各种形式的有声反应是很常见的，但它们不是人类意义上的语言[30]，只能表达怨恨、恐惧、兴奋等情感，仅仅是情绪的释放，而不能表示任何客观的东西[31]。人类所独有的示意性手势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在动物身上并没有表现出来。黑猩猩的某些手势也仅仅是处在理解性向示意性过渡的某种形式，虽然这一过渡阶段是从纯粹的情感性表达向客观性语言过渡的很重要的一步[32]，但黑猩猩的“语言”却止步于此。人类的发声反应则因为智力的进化和复杂交际的需求逐渐向示意性手势进化，并最终实现了从情感性表述向客观性语言的飞跃。

(二)语言与思维的动态发展关系论

维果茨基认为，无论从种系发生还是个体发生来看，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都经历了很多变化，其进展并非同步。它们有时似两条直线各自前行，有时又如两条曲线不断交叉，有时则汇成一条直线重合而后又分开[33]。

从种系发生来看，语言和思维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思维的发展有前语言阶段，而语言的发展则存在前智力阶段(preintellectual phase)。黑猩猩在某些方面，如萌芽状态的使用工具，表现出类人智力，而在其他方面，如(情绪)释放机能、交际机能则表现出类人语言。但和人类相比，黑猩猩身上没有人类所特有的思维与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语言和思维互相独立，互不影响，其思维发展至前语言阶段，语言发展至前智力阶段而止步[34]。

从个体发生来看，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在儿童最初的语言发展中存在前智力阶段，在思维发展中存在前语言阶段。在某个时刻(大约2岁)之前，二者沿不同路线发展，彼此独立，而在2岁左右甚至更大一些的时候，两条曲线汇合，语言和思维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其明显的外在标志是儿童发现并能叫出周围事物的名称，虽然此时他们并不清楚名称(符号) 和事物之间的真正关系。儿童的这一“伟大发现”意味着他们把思维变成了语言，把语言变成了思维的工具，同时也意味着此后思维的发展开始受制于语言。

国内不少学者把维果茨基作为“思维决定论”的代表，理据是维果茨基认为在人类的种系进化和个体发育过程中，认知能力先于语言能力的发展，思维作为认知过程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先于语言出现的[35，36]。这其实是对维果茨基语言思维观的误读。维果茨基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特色，远非“思维决定论”能够简单概括。

虽然维果茨基认为一定的智力发展是语言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只有语言和思维都发展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时，儿童的“伟大发现”才有可能出现，也就是说，没有思维活动，语言就不可能被发现[37]。但他同时提出语言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儿童的思维的发展，是思维发展的强大手段之一，思维的发展是由语言的发展，即思维的语言工具和儿童的社会文化经历所决定的[38]。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维果茨基在语言和思维相互关系的立场既非“语言决定思维”，也非“思维决定语言”，而是辩证地把二者的关系看作是动态发展过程：在思维和语言交叉之前，二者互相独立，各自发展，在思维和语言交叉之后，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需要说明的是，语言和思维交叉后二者并不是完全融合，而只是部分融合，各自还保持了部分独立，这一点将会在下一小节具体论述。

(三)内部言语和言语思维理论

1.内部言语

维果茨基认为，不论我们如何研究颇有争议的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都不得不广泛涉及“内部言语”问题(inner speech)，因为内部言语对我们思维活动至关重要[39]。

维果茨基对Watson把内部言语和思维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以及“大声言语—低声言语—内部言语”的内部言语发展顺序进行了驳斥。基于对幼儿低声语言的研究，他提出从功能上来讲，低声耳语与内部言语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内部言语不是通过不断降低语言的声音这样机械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低声耳语无论是功能还是结构上，都不能被看作是外部语言与内部言语之间的转换阶段。它只是在表现型(phenotypically)而非发生型(genothpically)层面上处于二者之间[40]。

维果茨基认为语言的发展和包括符号运用在内的一切其他的心理操作(mental operations)的发展一样，遵循着同样的过程和规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或自然阶段、幼稚心理阶段、外部符号阶段和内部生长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儿童的语言和思维开始萌芽，处在语言的前智力阶段和思维的前语言阶段。在第二阶段儿童首次表现出萌芽中的实际智力，这时他们只掌握了语言的外在结构，而对逻辑规则的掌握，即思维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在掌握思维的句法之前就先掌握了语言的句法[41]。例如：儿童在未真正理解原因、条件、时间等关系之前就会使用“因为、如果、当……时候、但是”等词语。进入第三阶段时儿童开始将外部符号作为解决内部问题的外部运算的辅助，具体表现有：儿童拨弄自己的手指来数数，或采用一定的辅助手段来帮助记忆，等等。兼具伴随活动功能、表述功能、释放功能和策划功能，可以轻松自然地转化为思维的“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 speech)成为这一阶段儿童语言的显著特点，语言和思维开始紧密关联[42]。在达到入学年龄之际，儿童的语言发展进入第四阶段，自我中心言语外显的声音逐渐消失，在结构上与外部言语的分化逐渐加大，形成了具有特殊语言特征的内部言语[43]。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用脑子计数，运用内在联系和内部的符号来运算，外部运算开始内化，可以借助内部言语进行思维(如：默数)，而不再依赖出声的语言来协助思维。自我中心言语内化为内部言语，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频繁地、毫不费力地相互转换，同时互相影响[44]。

基于上述发现，维果茨基进一步将语言的内化过程分为了“外部语言—自我中心言语—内部言语”三个阶段，并将语言的内化归因于功能的变化：外部语言侧重有社会功能，而内部言语是“说给自己的语言”[45]，“自我中心言语”则是儿童语言由社会功能向个人功能过渡的中间环节。

2. 言语思维

维果茨基认为内部语言的成熟不代表语言和思维可以被完全等同起来。他提出思维和语言只是两个部分重叠的圆圈，只有在重叠的部分思维和语言才同时发生，产生“言语思维”(verbal speech)。所以言语思维并不包括所有形式的思维或所有形式的言语，思维中有很大一块领地是跟言语没有直接联系的，如在使用工具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而有些语言形式，也很难被归于智力活动，如因情绪引发的下意识的“抒情”语言[46]。

因此，维果茨基提出思维与语言在会合之后各自仍保留着部分独立，其独立性说明“思维与语言的会合不仅在儿童身上而且在成人身上也是一种局限于特定范围的现象。非语言的思维和非智力的语言并不参与这种会合，他们只是间接地受到语言思维过程的影响”[47]。

综上所述，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关系研究为我们所揭示的重要事实就是：从种系发生的角度来看，语言和思维有着不同的发生学根源；从个体发生角度来看，二者在某个时刻之前彼此独立，平行发展，而在某个时刻之后，二者的发展变得错综复杂，有着多次交叉和融合的过程。语言和思维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保持各自部分独立，呈现了动态变化的发展脉络(见图1)。

图1　语言和思维的发生根源及动态发展关系

三、维果茨基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的评价和验证

作为维果茨基第一本被译成英语并在美国出版的著作，《思维与语言》是维果茨基在英语国家最受欢迎的著作[48]，书中所蕴含的语言思维观受到了西方哲学界、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其大加赞扬，如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J.Bruner曾称赞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关系理论“原创且很有说服力”[49]；但也有学者从不同方面对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关系理论进行了批评，如著名哲学家、认知学家J.Fordor曾批评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关系理论缺乏明确的哲学立场[50]，这跟维果茨基所处的年代心理学刚刚跟哲学“和平分手”，转向科学实验的研究背景不无关系；T.Scheidle则批评维果茨基的研究缺乏实验细节和资料，研究不能被重复或验证，在推理分析中有绝对主义的倾向[51]；还有学者认为儿童语言的早期发展与思维形成密不可分，而思维形成也受语言发展影响，所以对维果茨基关于“在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思维和语言是分离的”以及“思维和语言走向统一的时间”等问题提出了质疑[52]。

近年来也有不少实证研究从正面或侧面进一步验证了维果茨基有关语言思维关系的许多论断[53，54]。2009年Herrmann et al以黑猩猩和2岁的婴儿为研究对象，比较了黑猩猩和婴儿在15种认知性任务上的差异。研究证明黑猩猩拥有交际能力(语言)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思维)，但是二者是分离的：交际能力对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影响，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改变其交际能力；但在两岁婴儿的身上这两种技能之间密集的互动开始发生，婴儿的语言因而开始变得智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开始拥有了语言智力。这一发现对维果茨基有关语言和思维在儿童2岁前后发生交叉、融合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当然，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关系理论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如对语言和思维的定义过于狭隘：语言被等同于有声言语，而思维则主要指解决问题的能力[55]；对语言思维关系的描述仍属于现象范畴的联系，并未真正阐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本质；对深层语言结构和表层的声音表达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思维中的不同地位也未涉及[56]；对于内部语言和言语思维的联系和区别也未作明确说明。

四、结语

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关系理论与以往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从种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的角度，以发展联系的眼光探究和描绘了思维和语言从各自独立的起源到融合交错的动态发展过程，提出了思维和语言由相互独立到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但仍保持各自部分独立的动态发展关系理论。

维果茨基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距今已经有80余年，虽然因时代背景、实验条件所限，维果茨基的理论还存在一些局部的不足和问题，但这并不能影响其理论整体的科学性和对后世研究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正如美国心理学家A.Kozulin所言：“维果茨基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对现在的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泉。很多不同于维果茨基的研究也往往得出和维果茨基一样的结论。因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观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会继续成为心理研究的灵感源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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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瑞珊责任校对张瑞珊)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2-0124-07

[作者简介]吴进善(1982—)，男，河南安阳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英语教材语料库的中国文化关键词分布及表述特征对比研究”(项目编号：2015CYY010)；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2400450419)；中国外语教育研究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教材中本土文化关键词分布及表述特征分析”(项目编号：2014A55)

[收稿日期]2015-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