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道路还比较遥远。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社会组织近60万个，其中涉外机构不到600家，比例约为千分之一。这其中，真正能在境外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社会组织少之又少，而参与国际交流的社会组织数量相对多一些，但质量方面目前较难判定。现今中国大陆有1000家社会组织加入了国际组织，台湾地区有1200家左右，从人口、社会组织数量来看，台湾比例要高得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过一项统计，能够参与到国际组织核心部分，并担任副理事长或者常任理事的，我们的人数不过300多人，与整个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咨商地位、特别咨商地位和名册咨商地位，我们现在所占比例都很小，这限制了我们发声、表达意愿，很难有机会去参与国际事务。总体上讲，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国际化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障碍与挑战。

从法律层面来看，美国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等事务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我国法律对此缺乏有力的支撑。举个例子，因政策不允许，多数民间组织出国只能携带现金，无法带支票或者网上汇款，在一些治安不理想的国家和地区，现金被抢事件屡有发生。最近，政府取消社会组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审批，这是一个开明的做法，但在具体操作上，比如在哪个地方设办事处？银行账号怎么办？外汇怎么办？收税怎么办？是双重、多重，还是一次？如何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等等，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都有待于完善。笔者参与了我国《慈善法》草案的讨论，其中关于“国际化”的相关内容显得很薄弱。政策层面也存在一些障碍。十八大以后，李克强总理提出政社分开，四类组织可直接登记。除了2014年新注册的大概3万个社会组织，绝大多数都是有业务主管单位的，也就是说还有57万个是由政府管理，它们仍要依附于政府的某一部门，套用管理政府、事业单位的思路、模式。例如，社会组织出国需要办理“因公护照”，层层报批，程序复杂，周期较长。同时，出国时限也不够放宽，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组织的灵活性。

从资金的支持上来看，公益慈善组织参与国际事务普遍存在一个问题——筹资难。首先是目标人群不易明确，各国国情有异，执行扶贫、救灾、社区建设等相关项目时，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同时，在国际间做项目，成本太高，此外还要考虑到相关人员的家庭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在所在国的人身安全问题，以及相关社会保险保障等问题。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相较于一些国际机构的30%，甚至40%，我国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苛刻。税收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比如双重税收的问题，项目所在国是不是要缴税，本国是不是要缴税，都需要进行合理化调整。

国际视野、国际情怀，这是以“国际化”为战略的社会组织的领导力需要具备的。有了国际化战略，还要考虑自身是否具备配套的能力。

国内在理念层面能达到国际化程度的人才紧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对国际视野、国际情操，或者用老话讲，对国际主义情怀的培养不足，导致具备国际理念的人才缺乏；其次，中国人口结构决定独生子女远赴国外做项目也面临很大挑战；第三，到国际上做慈善项目，要突破语言和文化障碍，只掌握英语还不够，到非洲还要讲法语，到巴西要讲葡萄牙语，到智利和秘鲁要讲西班牙语……不同的文化、宗教背景能否良性融合，这都是难题，在相关项目中更要保证人才的专业化。文化、宗教、专业三方面形成了国际化人才的综合能力，人才的培养是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从宏观环境来看，社会氛围是否支持社会组织走出去，这也客观地影响了社会组织是否需要将“国际化”当作工作重点。

过去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除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很小一部分谈到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可以登记外，大部分都缺少法律依据，只能靠跟中国的某一个社会团体、基金会结对子，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者设项目办公室。包括盖茨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等在内，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就30多家。现在全国人大正在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后将有法可依，明确欢迎哪些组织来华，不欢迎哪些组织来华，但具体操作上，希望能更加客观、开放、宽容一些。我们既然欢迎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为什么不欢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中国做好事呢？做慈善、公益、环保、救灾、法律援助我们都应该欢迎，同时我们可以借鉴他们走向国际的成功经验和成熟规则。

除了政府、社会组织两方面的因素外，要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进程，也需要公民具备相关意识。现在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可能是有钱、购物，去日本买马桶盖，在法兰克福机场“扫货”，加上一些同胞出国不太注意小节，诸如此类的问题难以避免，但尽量不要带出去。我们过去讲政府外交，逐步走向公共外交，又走向民间外交，现在正扩展到全民外交。每个人都是主体，无论是官员、工人、农民，你的面孔都代表中国，我们应该有这种意识，这对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来源：《中国慈善家》编辑部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