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建于二战后柏林的塔楼曾意味着德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巨大提高，而今，当它们不再被需要时，好像忽然间就变成了城市负担，成了需要被“解决”问题。

和德国大多数的城市一样，二战后的柏林只剩一片废墟，严峻的住房问题在城市重建中凸显出来。除了继续在毁坏的家园中艰难度日，很多德国人不得不住进临时应急帐篷。然而，对许多现代城市的规划者来说，这成了一个打破原先拥挤、混乱的城市格局好机会。生于柏林的摄影师Malte Brandenburg此次用镜头纪录的对象正是战后柏林所兴建的典型房屋，对当时的柏林而言，它们是解决城市居民住所最重要的途径。

在热衷规整与秩序美的Malte Brandenburg的镜头下，每一栋塔楼都以蓝天为背景，完整而独立。二战之后，整个柏林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建筑，它们通常以相同的塔楼方式建造，尽管外观相似，但走近仔细看观察，便会发现其中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小时候，Malte Brandenburg曾和小伙伴一起骑车穿行在它们周围或深入内部玩耍，对他来讲，这些建筑是他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柏林历史的一部分，它们给当时的中产阶级以及战后收入较低的人们提供了住所，“最初这些建筑意味着柏林中产阶级生活的巨大提升，它们不仅提供了更多的现代化的住房空间，而且由于修起来很快，修建中也不会花费太多，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大多数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城市中居民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德国社会进入了“后城镇化”阶段，大部分居民更青睐在环境幽雅的郊区或者农村生活，或是购买市中心的商品楼房，这些战后的经济适用房不再被需要。过去十年，柏林一些战后建起的塔楼忽然间成了社会热点问题，有人认为它们是城市丑陋天际线的元凶，是过去城市建设中留下的丑陋的废弃物，也有人认为它们在讲述一个与今天仍然相关的故事，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城市生活的负担。为了消除它们的消极影响，近年来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如在这些灰色建筑外墙上进行绘画等。而今，争议仍在继续，过去的粼粼碎片能否被捡起还不得而知。毕竟，历史的车轮从来没有为谁停止过。

陈涛不是没有过高潮。2005年，“大声展”的咖喱秀部分在红书店举行。这个巡回于北上广深的艺术展，在当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展，其中一半是中国大陆的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三个月的展期，一共吸引了累计12万人观展，是2005年中国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具体到落地，有一个小型乐队在现场演出，十来二十个人坐在台阶上松散地看着，陈涛担心音量方面控制不住，隔壁店铺会投诉，他曾紧张地想要不要申报。他当然没有举办文艺活动的资质，但居然也就这么办下来了。周围的人走来走去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没有人打扰，少有人围观。

2006年，摄影师肖全的《我们这一代》首版发行时，放了一部分到他这里寄卖，2015年连州摄影节前夕，肖全又过来了，时隔这么多年，他俩一起感慨红书店还在，彼此没变。

时间给了陈涛选择，开着店，他逐渐发现一些过去平常的东西，开始变得稀罕起来。这种稀罕，也将成为文艺生活主要的发展途径和谋生之道。比如，让李根兴奋的左小祖咒那幅台湾版海报，由一位知名艺术家拍摄，今天炒到了千元的级别，当年45元没人买，今天他也不卖了。他提起如今被奉为“摇滚师”的左小祖咒时，脸上会浮起老歌迷才有的浅笑，“无非显得挺敏感、稍微走点那个意思，感觉屌屌的罢了”。

他还有一些黑胶藏品：Pink Floyd的《迷墙》，80元淘来的；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200多元，当时觉得贵了，现在淘宝上搜都搜不到。有老板通过人来找，根本没问价格，他被这架势惊住了。小小的红书店总算有了一种“洞中三日，世上千年”的修炼感觉。

陈涛36岁时，红书店不行了，他却收获了凡人轨迹中最重要的人物：妻子，来红书店看展时认识的。“当时我没想说要泡我们书店的客人，完全就是因为谈得来，也是慢慢发现的”。

1400元的房租价格，多年没变。每当陈涛想要放弃书店的时刻，他都会想，要么多命题作文一下，画一幅国画卖了；要么多卖出一条“古着”藏品，也许就回来了。这么一来二去，17年过去了。

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他如果真像他讲的那么消极，也不至于把一个书店开了17年”，李根理解那个魂是什么，“他那个人就这样，是谦虚吧，说是不屑于传播鸡汤也好。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性格。你跟他认识之后，你就会知道他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对家庭也好，对红书店也好。我觉得能把一个不赚钱的小书店坚持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了”。

红书店开业五年后，陈涛在斜对面开了家名为“2047”的古着店，店名来自电影《2046》，他和朋友反复折腾，一个人开了“2046”，一个人的店叫“2047”。后来，2046放弃了，2047活到现在。

陈涛特别迷恋二战前后美国制造的经典服饰，店内天花板上挂满牛仔衣，最古老的一件来自1950年代。“当时对商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它们使用的年头是以十年计，甚至更长。”

古着的概念来自日本，因为那里曾被占领，留下大量美式物资，其中就包括牛仔服等。喜爱美式文化的日本青年，将这种服饰重新包装推广，点中了不少人对经典服装技巧的情感联系与回忆。现在的古着追求当年的工艺版型等记忆细节，2047店内就有一台专门改裤脚边的缝纫机，可以还原单线的表面底线和三股的锁链线。

“把衣服和年代背景发生关系的话，它是让你从点进入到面的。很多细节都是和时代息息相关的。包括面料、织法、染色、工艺上的细节等等。”

外和内在陈涛这产生了交集，尽管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爱穿的人不太读书，爱读书的人不注意外表，不爱收拾，这是非常浅显的误读。一个向内，一个向外，都是对细节、美好的着迷，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陈涛体会到了这种模式，这也是更多人憧憬的可能性。

常被人提及的“以物质养文化”就是这个意思，除去华人世界人尽皆知的“诚品书店”，广州城内亦有成功例子，比如“例外”服装的创始人毛继洪在广州太古汇开的方所书店，跟附近的LV、香奈儿、爱马仕，并不违和。书店卖卖外文书、精装书、精致偏贵的小玩意儿、咖啡、办办文化活动，年底还能盈利，看起来不错。

当然，这其中也有财团靠多种经营、文化名片吸引客流的考虑。陈涛对此则相当不以为然，类似的机会也曾出现在他的面前，“甚至有大哥叫我去机场开店。机场书店很好做的。你要说那种营销书、成功学，我看得头都大了。我说哥你别玩我了，没这个能耐，你叫我在那里坐着干嘛呢？”

一个反问紧接着出现：可是，你现在这个模式跟方所也已经很像了，一边卖衣服一边卖书？

“其实说到底啊，你说转型转型，转什么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无非就是我在书籍上更真诚一点点咯。他们也不是不真诚，但就像诚品方所一样，那么大一家书店，其实占公司营收百分之三十都不到啊，对不对？“

陈涛看得太透，又有他的固执，“生意要做好做大必然是好事，但是还要考虑人工成本铺面租金。花精力在这上面我就特别头痛。干脆就不管了。”

但他也一直缺钱，特别是孩子出生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金钱的无底洞。他开始频繁地在网络上进货、在朋友圈里做古着展示。他也想商业化，想人们来红书店的时候，总归喝一杯东西吧，然后坐着聊天。“做浪子有什么好呢，人生总是有规律的”，采访到一半，他的妻子抱着孩子来了，陈涛总算有了40岁男人的神态。

他觉得自己已经算不错的了。最近，他见了一个美院的老同学，“比我还屌，比我还惨”，毕业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动，会做精致的木工，但也不卖，不找女朋友也不找工作，不进入主流圈子，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时代对抗，在现在的中国非常辛苦。

“在身边人都出国写书赚大钱的时候，他很难去找同龄人诉说。诉说什么呢？每个人的变化如此之大，老朋友早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以前一起吹牛、放炮的朋友们，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陈涛感慨，美院扩招了好几倍，但搬到了郊区那个叫“大学城”的地方，跟他早已没有关系，美院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他期待的不复杂。在日本、台湾、甚至香港，独立的文艺小店还有生存的空间，陈涛时不时会去那些地方看看。

“你看台湾那些书店啊，他们做得很好的。它是整个社会氛围。像日本的神保町旧书街，也是特别的，完全不同的景象，你很容易受到这种气氛的感召。但在国内还是很少人见到这一类东西，对吧？”陈涛笑着，继续哄孩子。

李根理解老大哥的话。他目前在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做APP，做内容，他欣赏的一个同行前辈的签名档是这样写的：“什么不费力？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当所有人都对一个东西浅尝辄止的话，他不会获得更高的进步。顶多是大家吹水的时候能接上一句话。但是你要真的往深层次走的话，重的文章、重的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李根如今也是古着打扮，“极度干燥”是那个领域的潮牌，他就穿着一件。

回去后，他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千字文章，觉得自己还没写完，先发给编辑看看，结果就上网了，反响非常好，许多人去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