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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

2016-04-18杨慧吕云婷任兰兰

人口与经济 2016年2期

杨慧++吕云婷++任兰兰

摘 要: (中)摘要 运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二孩”给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孩子数量和孩子年龄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在公共托幼服务短缺情况下,生育二孩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更高,性别差距更大,部分女性被迫中断工作。该发现对二孩政策的启示在于,增加公共托幼服务对于促进符合政策的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平衡工作家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关键词 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家庭冲击工作

中图分类号: (中)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2-0001-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1

工作家庭冲突不仅影响员工的工作情绪和精力分配,甚至还会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近年来,社会支持不足增加了女性家庭负担,有婴幼儿的职业女性容易产生家庭冲击工作的矛盾。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否会给符合二孩政策的城镇青年女性平衡工作家庭带来更多挑战?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有两个孩子的城镇青年工作家庭平衡?按照《北京行动纲领》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目标要求,为了给职业女性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需要采取哪些积极措施?如何才能促进男女平衡工作与家庭?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论对于促进女性职业发展,还是对于推动单独二孩政策顺利实施,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女性既是生育的主体,又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会对女性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分别从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和平衡工作家庭两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1有关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的文献回顾

有学者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必将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生育压力,使女性发展机会受限和劳动权益受损[1]。很多用人单位对女性生育二孩增加用人成本的担心,使女性在入职、升迁和终身发展中雪上加霜[2-3]。实证分析表明,生育二孩会显著降低城镇妇女的就业可能性[4],已婚已育、有工作经验的职业女性,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曾经是企业招聘中的强势群体,目前在重返劳动市场时,因存在再生育可能而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和性别歧视[5]。不仅如此,单独二孩政策还增加了用人单位对应届女大学生的就业性别歧视。2014年针对招聘性别歧视行为的平等就业监管机制研究课题组调查发现,有5848%的女大学生“被问及是否独生子女或生育二孩事宜”,被问及次数平均达到288次[6]。

对于如何消除单独二孩政策给职业女性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学者建议提高生育成本社会化程度,减轻单独二孩政策给用人单位带来的生育负担,加强对劳动力市场和用人单位招人用人的监管力度。同时,政府应将托儿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减轻单独二孩政策给职业女性带来的育儿负担,推动男女两性共同发展[7]。

2 有关平衡工作家庭的文献回顾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已经围绕工作家庭冲突开展了很多研究。凯恩(Kahn)等学者认为工作与家庭领域的需求在客观上互不相容,导致相互冲突[8]。格林豪斯(Greenhaus)等认为,个体在同时扮演不同角色时,一种角色的责任可能会影响其他角色,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会使工作、家庭角色难以协调;同时他们基于压力的来源不同,分别提出了工作冲击家庭(workfamily conflict)和家庭冲击工作(familywork conflict)两种具有指向性的冲突方式[9]。

国内调查发现,家电行业销售人员的工作安排和家庭支持,对工作家庭平衡具有显著影响[10]。在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方面,陆佳芳等学者对北京部分需要照料孩子的员工调查发现,男性员工的工作冲击家庭比例和家庭冲击工作比例均大于女性[11]。而格瑞兹瓦兹(Grzywacz)等研究则发现,女性的工作冲击家庭比例高于男性[12]。佛斯曼(Fursman)认为虽然美国女性在工作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社会文化仍然要求女性首先应扮演好母亲角色[13],女性照料孩子并承担家务劳动比职业发展更为重要[14]。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要求,美国职业女性经常被塑造成既能出色工作又能很好地平衡工作家庭的超级妈妈[15-16]。实际上,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后,其配偶并没有相应的加入到家务劳动的大军[17]。与配偶相比,女性除了承担有酬劳动外,还要承担更多家务劳动[18];与家庭妇女相比,职业女性照料孩子的时间并未因工作而减少,为此她们只能通过压缩睡眠时间来应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19]。

实际上单纯依赖个人或家庭力量,难以解决工作家庭冲突问题。虽然美国中产阶级可以把孩子送到日托机构或日托中心,通过购买孩子照料服务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20]。但是在美国低收入家庭中,单身妈妈比例较高,她们不但没有经济条件购买照料服务,而且还因其工作缺乏灵活性和稳定性而加剧工作家庭冲突的矛盾[21-22]。在中国现阶段托儿所短缺、社会支持不足的情况下,部分无法协调工作家庭冲突的职业女性,只能中断工作、回归家庭。在2010年城镇18-29岁女性中,有0-6岁孩子的女性就业率比未婚或已婚未育女性低84个百分点。八成未就业女性不是不想工作,而是由于需要照料3岁以下孩子而不得不放弃工作[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