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进

（中共开化县委党校，浙江 衢州　324300）

深化改革的三重考量：理论、平衡与风险

刘进

（中共开化县委党校，浙江 衢州324300）

驾驭好改革事业是一门灵巧技能，提升理论、注重平衡和预防风险是必需的三重考量，借助深化改革契机，摆脱当前困境，既离不开实践能力，也要有理论先导；既要全面，也要全力；既不能畏脚畏手错失革新良机，又不能盲目自满以致挫折失误。

深化改革；协调平衡

当前的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无回头路可走，只能沿着深化改革的路走下去，这就需要从理论基础、布局平衡、风险挑战三方面因素考虑。

一、深化改革的理论考量

关于改革理论与实践关系，学术界出现一些不明朗的议论，比如几十年前的理论如何正确指导当前变化了的实际；当初有些理论设想是很好的，如今只是实践起来不对味儿；理论与实践关系究竟是先改后议还是先议后改云云。理论界的许多难题尚可论证，也可能各据几分道理，对错暂且不议，但至少印证学术界的改革理论共识尚未完全凝聚，毕竟改革创新是要沿循一定路径的。邓小平同志谈改革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理论建设，注意“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1］还强调“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2］可以看出，我们难以辜负这个大时代：改革理论体系上要么奋发有为，要么浑然不觉！

实践先行是改革理论的基础。针对改革理论共识问题，理论先行与实践先行是绕不开的问题。理论先行十分必要，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正确理论能够有效提升实践质量，从这一角度看，必须做好相应的理论准备。就目前而言，实践先行尤为重要，实践经验总结可以转化为理论，机遇一旦浪费便不会再有，特别是所处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特别珍贵，加上用雄心壮志的七十余年时间走好别人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多少时间进行争论。这样以来，不论理论充足与否，实践还是应先行的，以不断激发改革启蒙活力，析出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结晶，采取积极稳妥的做法，改革需要边行边议，即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议行合一”。

重视理论上的自我改革。改革的积极意义包括理论上繁荣发展，以新理论适应新实际，正确指引改革方向，使理论创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改革事业成为理论应用平台。理论准备与改革实践理应步伐协调，理论准备是一种学术思考，既要细致又要清晰，还要彻底，这有助于摒弃杂念，专心致志地走自己的路；理论学习是一种学术态度，要勤学善用，以先进为师，借鉴、学习和总结国外先进改革经验，研究相关领域的可行性对策，对比分析和归纳经验，提升改革经验转化为改革理论的水准；理论检验则是一门实践艺术，要尊重科学规律与实践，理论始终随时代而变，突破固定模式束缚，勇于挑战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坚持循序渐进与大刀阔斧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改革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

改革理论创新服务于现实。改革理论由改革而生，随改革而变。改革理论准备指引改革沿向，理论创新同样离不开现实诉求。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经验与理论都应着眼于当前而不能脱离现实，以“问题导向”来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理论创新意味多中选好，好中选优，“优”的标准就是切合实际，为百家争鸣搭建理论平台，选择远见卓识的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嫁接于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上，完全可以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不可缺少理性判断的科学精神，不能以宗教条规苛求当下理论，有些“催生”的理论可能不够成熟，也难称经典，但其作为解释和预想丰富多彩世界的反映，具备重要借鉴意义。掌握真理，人人皆可为尧舜。理论创新关乎所有人，包括既有领导者，也包括平凡大众，一件启迪心智的事，一段具备思想性的话，皆能成为理论创新的源泉。总之，源于现实的最终归于现实。

二、深化改革的平衡考量

改革处于一种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变动状态，是一场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追求主动平衡而非被动失衡，需以平衡视角加以透析，以利于作出准确判断与把握。改革的平衡问题，可以分为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改革的内部问题是改革自身面临的平衡问题，比如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改革领域的重点问题，改革步骤次序先后问题等。改革的外部问题是与改革密切关联的平衡问题，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平衡问题，改革与开放的问题，改革与发展、稳定的问题，工农城乡地区差异问题等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出现这些问题是必然的，但要等到“阶级差别”的消灭，即“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3］绝非易事，需要找寻到融合现实差异的利益平衡点。

改革需要采取平衡战略，忽视一方，偏重一方，往往导致改革的过程性与结构性失调，即改革方式与步骤的不合理致使改革渐趋不稳定性。一方面，要处理好改革的内部问题。封闭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是难啃的硬骨头，也是改革短板，破除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这涉及众多方面，需自我克服。制定明确的相关目标与方法步骤，也就是问题虽然时常存在，但是解决好一个问题才能聚神汇力迎接下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要处理得当改革的外部问题，将不适宜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完善起来协调起来，不可偏废。一些问题比如一九七八年，中国新一轮改革由农村兴起，随后的一九八四年，城市加速也开启改革步伐，但是随后农村改革明显滞后于城市改革，二元划分下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再如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能否拥有赶超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工业发展水平，也非一朝一夕的事。保持改革的内部、外部互动平衡，并非同步、同时地实现，也可有彼此先后的、有重轻缓急的，但总体推行的是可控制的有协调的平衡，是稳步而扎实的。

实施改革的灵巧度问题。改革的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变动过程，需要具备一种游刃有余的领导艺术，充满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须加认真思量。坚持适应改革新情况、解决改革新问题的积极主动性，自觉提升改革能力，适应改革大局，而不是搅局。加大改革力度势在必行，冲破封闭体制和固化机制的障碍，时不待我，改得动的要整改，改不动就要摒弃。改革处于可修改可调整的状态，这不是扭曲改革目标，而是调整行进方向。还需警醒真实改革与形式化敷衍改革的区别，以防造成借改革之名阻塞改革的混淆。

提升改革的容纳程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以一种更为宏大与开放的胸怀面对新颖举措，容许不同声音和机会出现，使得咨询建议有表达交流的协商平台，从善如流，循序改之。提倡改革的包容性，完善实验性的容错机制，容忍一定范围的过失甚至错误，让先行先试者成为大胆大步地推动改革创新的载体，当然，理性应对挫折是必需的，在避免不可逆转的致命失误基础上，以更为积极心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三、深化改革的风险考量

改革必定经受多种风险考验，忧患意识十分重要，意识不到或考虑不周，至少不能称之为成功改革，而且极易遭遇挫折失败，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灾难。归纳历史经验，当前的改革面临不可忽视的考验：过于冒进与过于退却的倾向、制度道路风险、“改革中心主义”的误区、改革阻力风险。这些内外风险交错重叠，给改革事业造成极大压力，处理起来也应谨慎周全、积极乐观、灵活变化，不能丢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也不能产生畏难畏惧心理或忽视方法策略，正如列宁指出，我们已“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也应学会“灵活机动”的艺术，即“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4］

面临的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过于冒进，违反发展规律的冒险贪快，有些教训类似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的“大跃进”运动，导致国家建设失调，陷入困境。再如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则风险难以控制，致使一招不慎，全局尽失。另一种是过于退却不前，面对改革瓶颈无所适从，许多改革举措无法有效推进，比如摸到石头却过不了河，既怕滑又怕险，没有胆识去碰及。改革事业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一项切实可行的完整、周密、精致的改革方案，目标清晰了，还需应急方案来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以谨慎乐观态度去抵消两种倾向，避免陷入不可逆的误区，再以更为灵活姿态渡改革难关。重压之下，必有改革创举。

面临一定的制度道路风险，改革是发展，而不是倒退。改革关系道路抉择，要遵循预定路径行事，而不是通过改革本身，自我否定原有制度和道路、随意为之，更不是病急乱投医，这样往往带来潜藏的无法预知的致命风险，就像谁也不希望重现历史上的“割据与混战”场景一样，有些属于改革不可触及的高压禁区，就目前而言，遭遇道路风险的概率不高，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种误入歧途的风险。

面临改革阻力风险，任何改革都会面临阻碍迟滞的力量，轻则蓄意制造障碍，减缓改革步伐，重则停滞改革事业，甚至导致全局崩盘的危险，这些抵制源于稳定格局变动后造成的心态失衡与利益失衡，以牺牲部分人或部门利益作为代价，改革往往意味有得必有失，趋于多重博弈，有的零和博弈，甚至生死博弈，谁又愿意牺牲个人或部门利益换取改革的进步？阻力的干扰方式多为思想上的不服从、曲解政策，行动上的不配合、变相抵制，这些成为改革失利的直接原因。但是，事在人为，领导权问题、人员保证和群众基础至关重要。失败风险是不可估量的，其中蕴含牺牲精神，也需要耐性耐力，以胆识与谋略去克服。改革不可缺少稳定、持续、坚强的领导核心，启示执政党要改善领导方式，而不能松懈，要提升抵御风险能力，而不能忽视；改革不可缺少一批甘担重任的组织队伍，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人员保证，上下各担其责、各履其职，不打折扣地执行政策，有阶段分步骤落实改革措施；改革不可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如此特殊国情下，改革涉及面广，触及利益多，也亟需民意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结语

改革不是几个人几批人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改革又是一场具有明确战略目标的自我革新，总会有硬骨头要啃的，并不亚于硝烟战争中阵地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有效应对高压状态。改革时局由现实倒逼而出，问题聚集至一定程度，已到了非改不可地步，要尽可能思索变化过程掺杂不确定因素，及时精致处理，将矛盾与冲突控制在社会管理的自我修复功能之内。二要重视名正言顺。中国式改革已深深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忽略或脱离这些因素往往进入非理性状态。德信仁义的文化传统崇尚师出有名，气顺则事成，成就改革理论共识，提升改革理论与实践说服力也应如此。三是采取积极稳妥的平衡战略，既有改革之名，更有改革之实，强调平衡中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遵循历史依据，理解改革现状，预知逻辑演进，以兼容并蓄姿态走改革之路。四是运用灵活的改革措施，通过舆论影响与制度建设借力改革，冲破固有藩篱束缚。面对多重博弈，努力寻求多方协商与利益平衡，以最小改革成本获取最大改革收益。五要足够雄厚的实力。改革不是简单的面子问题，转变人的思想观念、变更部门的职权正如变更信仰般困难，有的甚于要人性命，而改革对象改变的正是守旧的思想观念，革新的正是固化了的权与利。运用充足实力耐力改正可以改正的，革除需要革除的，不断削减和破除阻力，有效防止阻力反弹。

总之，走深化改革与发展之路，必须时刻关注改革目标、举措和成效的实现进程，将改革的理论、平衡、风险等等因素加以细致考量后，剩下的就会是改革的惊喜。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3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

［4］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9.

责任编辑：林善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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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1072（2016）01-055-03

2015-12-10

刘进（1987-），男，河北保定人，中共开化县委党校教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