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我从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除了教书，还捎带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让我把宝贝带回家里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台收录机作伴，一个假期不再会感到寂寞。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

父亲舒服地吐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匣拿出来，咱今晚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悠闲地用手捋着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是百灵鸟在叫。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我的声音？”“嗯。”“能录下来吗？”“能。”

他忽然惊慌起来，连连摆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忍不住笑了，说：“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你看我，说些甚。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精光，我也就跑回来了。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着一床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旁人家孬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我转身就往县城跑。我当时想，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我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副食门市部的门关得死死的。唉，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我来到后门，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突然冒出个好主意。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门市部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我硬着头皮敲后门，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

“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条羊肚子毛巾，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可是，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我想，我把这块肉提回家，你妈，你们几个娃娃，看见会有多高兴啊。咱们要过一个富年。

“在街上，高家村的高五拦住我的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他已经累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说实话，撒谎说，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问能不能给他分一点。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这么肥的肉。我对他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对他说，那好，咱俩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变成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像是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了几串鞭炮。还剩下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颗洋糖……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

“你不是叫我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吗？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过这一天。高兴什么？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有了新毛巾，你们几个娃娃也都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声关了收录机，一个人来到院子里。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选自《读者》2015年第10期，有删节）

一句话点读

文章借助“父亲”的讲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口，透过这扇小窗，我们了解到了那个贫困年代人们艰辛的生活，感悟到了亲情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