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广 学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唐太宗尊崇儒学，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195他尤其重视儒学的政教功能，视之为帝王治术的12条纲领之一：“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2]617—618太宗在文治上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诏孔颖达等修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3]4941。孔氏于《三礼》取《礼记》并亲自疏解，使之与《易》《书》《诗》《左氏春秋》等并列《五经》。究其根本原因，是唐太宗君臣深刻认识到《礼记》具有《周礼》《仪礼》无法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翻检太宗诗文与相关文献会看到：其礼学思想与礼治主张深受《礼记》影响，而他在政治上、生活中以及文学创作方面对《礼记》的推崇与取法亦有案可稽。

一、论定礼制依据《礼记》

唐太宗与群臣议事，《三礼》中《礼记》征引频率最多。以《贞观政要》为例，征引《礼记》凡18例，其中魏徵引7例，太宗引3例，李百药引2例，刘洎、岑文本、褚遂良、张蕴古各引1例，未知名者引2例，而于《周礼》《仪礼》仅各引1例。太宗君臣论定礼制，如避讳、藉田、孝道等皆依《礼记》经义。

(一)论“二名不偏讳”。避讳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4]序。鉴于其风愈演愈烈，贞观初太宗即下诏抵制：“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