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秀 娟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马克思不是专门的伦理学家，也未刻意去构建系统的伦理学理论，但他一生的学术实践都在关注伦理道德问题，就其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承诺来说，具有鲜明而强烈的道义感。特别是在“应然与实然”的二元对立逻辑中，对宗教神学、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以及以往各种道德理论与道德学说的批判，更加凸显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精神与人道主义伦理思想。道德批判不仅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起点和社会认识的“入口处”，而且对推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以及奠定其伦理追求与终极价值目标，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批判推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由理论批判转向革命实践

道德现象浮现于社会的表面，比较直观可见，因此，以道德批判作为考察社会的起点，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路径。对于怀抱崇高而美好道德理想的年轻马克思而言，各种不公正、不人道的社会现象率先进入他的视野，并激发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愤慨与批判。事实上，从伦理角度揭露资本主义的不人道，让工人阶级意识到其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地位，更容易激发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触情绪，从而促使他们组织革命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0。与此同时，也要正视道德批判的局限性，即道义的谴责与批判虽然对于揭露社会的不道德现状和激发人们改变社会现实的情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这种批判只是停留于一般道义谴责的层面，没有找到克服不人道社会现象的现实途径，那么，这种道德批判只能是软弱无力的。随着日益步入生活实际，马克思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有超越道德批判，找到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深层原因，才能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与屈辱地位。

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初步运用启蒙思想的价值理念在中学作文和博士毕业论文中，谴责和批判封建制度和宗教力量对现实的人的摧残和压制，拉开了道德批判的序幕。《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逻辑出发直面现实。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产生了质疑，现实的国家及其法律并不是像启蒙思想家和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普遍理性的体现，相反，它们都沦为了有产者谋取一己私利的有效工具。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使马克思认识到，德国书报检查制度真正维护的是特权等级的特殊自由；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的辩论，恰恰暴露了它是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和谴责了普鲁士各级政府管理机构背离国家、理性和人民普遍利益的卑鄙言论。这场信仰危机使马克思开始走出启蒙思潮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场域，同时也进一步开拓出了从理性思辨走向生活世界的视阈，马克思开始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的立场上来捍卫他们的利益。这意味着，马克思开始从抽象的思想理论研究进入到现实的经济关系研究，也预示着，马克思将抛弃旧世界观而开始对新世界观的探索。正如恩格斯所说:“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2]前言，1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虽然说仍旧是一种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道德批判，但它同时也清晰地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深入到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内部，试图揭示异化产生的社会内在根源，并积极探寻消除异化的现实途径。

通过把国民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相对照，马克思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诸多矛盾，批判了国民经济学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无视工人阶级贫困处境的理论说教。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为资本主义化做辩护的道德观是违背人性的和不道德的。后来在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的重要启示下，马克思真正开始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深入研究人类史，从而发现了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动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终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包括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在内的社会意识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即作为反映人们现实生活及物质利益的社会意识，依赖于现实经济生活，并随之发生变化。依据唯物主义道德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康德的“善良意志”以及资产阶级功利论与享乐哲学这些脱离社会现实、遮蔽社会矛盾的道德学说给予了有力的批判，从此将道德批判纳入到对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从而找到了改变资本主义不人道社会现状的实践力量和现实途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论述就表明了这一点：“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36这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从抽象的理论批判走向了现实的革命实践，即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由此看来，道德批判不仅作为马克思思想的起点，拉开了他认识与评判社会的序幕，而且还推动他的思想触角不断延伸至社会的内在深处，从而破解了“历史之谜”，进而推动马克思从纯粹的理论批判转向了实际的革命实践。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唯物史观的确立对于推动青年马克思道德批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道德批判赖以立论的价值取向真正具备了科学的理论形态。正如国内学界著名的伦理学者宋希仁教授指出的，唯物史观的产生不仅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从人道主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阶段，而且也给道德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类观察和分析道德现象提供了科学的观点和方法”[4]166。唯物史观语境中的道德批判既不再依赖于抽象的道德观念，也不再依赖于某种超历史的价值，而是在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寻找道德批判的根基与改变社会现状的现实途径。

二、道德批判为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价值判断的前提

关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学界已达成无可争议的共识，即唯物史观确立之后的马克思。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趋于成熟，他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学界将此称之为从历史尺度出发或者叫“历史评价优先”原则，即“把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都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中,从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辩证地分析、研究、评价”[5]。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著作和文章中。尽管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总的来说较少关注哲学问题，也很少提出明确的道德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成熟时期的著作就缺少道德内容。事实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始终体现出人道主义的伟大情怀。”[6]261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成熟时期马克思考察与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尺度，正是其早期道德批判的进一步发展。因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道德批判到了其成熟阶段，不仅没有被唯物史观消解，反而经过唯物史观将其置于科学的社会历史批判之中，从而成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将社会历史批判和道德批判相结合，或者说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与道义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揭露了资产阶级金钱道德的虚伪与丑恶，即“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进而谴责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是“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剥夺、掠夺、剥削、奴役、驱逐、盗窃”之类的字眼，并列举了大量的史实和事件，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人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266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陷入到赤裸裸的金钱与物欲的战争之中。

其次，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运用两种评价尺度分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东方社会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尺度出发肯定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对东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即为后者变革传统落后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765—766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价值尺度出发谴责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野蛮掠夺和残酷屠杀，给东方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772事实上，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社会所进行的社会结构变革，并没有使东方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再次，在1856年4月14日的《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马克思又一次运用两种尺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辩证的评价。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1]775运用两种尺度对资本主义展开客观评价与道德批判，既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地看问题的一面，又彰显了他人文价值关怀的一面。

把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结合来考察、评价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了马克思分析问题的辩证性与全面性，但是依据两种尺度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状态：即从历史尺度出发，应该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予肯定的评价；但从价值尺度看，则应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做出批判否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依据哪种尺度评价资本主义社会呢？两种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该作何理解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些问题。首先，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 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是一致的。因为“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也不断得到满足。在阶级社会里，不仅剥削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能够得到比以前更好的满足，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以前较好的满足”[5]。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人类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因此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发展程度都得到了逐步的改善与提高。显而易见，依据两种尺度所作的评价在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中殊途同归，达到统一。然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或时期，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又存在着事实上的不一致。例如，在阶级社会每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都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然而，就每个阶级社会都存在阶级对立、剥削压迫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又不得不对其做出道义的谴责。究其原因，导致两种评价尺度不一致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所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全部改善，以自发分工为基本特征的阶级社会就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人们的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给资产阶级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却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全面异化。由此可知，只有当自觉分工代替自发分工以后，即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全人类的解放才能得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成为现实，彰显社会进步的两种评价尺度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

三、道德批判奠定了马克思的伦理追求与终极价值目标

伟大的思想家尤其是哲学家无不关心人类的疾苦，他们大都从美好的愿望和道德理想出发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生活实践。纵览马克思的一生，人道主义情怀和道德理想也是激励他一生致力于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重要力量源泉。从早年家庭教育中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到中学择业时期的立志为人类幸福而献身，再到后来在大学时期对哲学的追求，以及《莱茵报》时期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直到最终确立唯物史观，从此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可以说，马克思毕生关注、思考与解决的问题始终如一，那就是关于人类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换句话讲，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伦理追求与终极价值目标。

事实上，最初的伦理激情与道德理想能够转变为明确的伦理追求与价值目标，是伴随着马克思哲学思维模式的转变与道德批判的逐步深入来完成的。在道德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从伦理视角切入来关注、反思、谴责当时的不人道社会现状，在扬弃近代启蒙思想、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步明晰了自己的思路，创立了唯物史观，对道德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使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道德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社会历史批判，最终找到了实现人类自由解放这一伦理追求与价值目标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即谋求人类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形态，更是一种社会历史活动，共产主义的实现还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改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揭示了这一点，他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18—19因此，“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这个运动的前提条件就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3]31这意味着，“人类解放是指人类不断地消灭现存状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通过全面颠覆资本逻辑，消除私有制，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市民社会体系和国家，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8]1。由此可以说，共产主义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因其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所以为人的解放与自由提供了真正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

研究道德批判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通过揭示道德批判路径及其发生的一系列转换，即从汲取近代启蒙思想的价值理念，到转向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再到效仿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最终转向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可以清晰地呈现马克思思想演进的轨迹，了解其由理论批判转向革命实践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以道德批判为视角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揭示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内在关联，深刻体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与道义性的辩证统一。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 宋希仁.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 赵家祥.马克思历史进步评价尺度理论的历史考察[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5] 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