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高会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庸常生存的突围与诗性空间的建构：论红柯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

廖高会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51)

在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中，作者红柯穿梭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以诗性精神为创作动力，成功构建了一个抒写个体爱情、表达社会批判和礼赞民族精神的多维诗性空间。通过浪漫爱情的抒写，激励个体生命的突围；通过对现实维度的批判，期望价值体系的重建；通过对西部精神的礼赞，呼唤诗性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复归。这种个体、集体、民族三位一体的叙事架构，体现了红柯不断实现艺术上自我突破与超越的努力。

少女萨吾尔登；庸常生存；诗性精神；突围

当前文学创作有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即过多地展示欲望与恶俗，过多地描写苦恼与愤世，缺少自由、独立或振奋灵魂的抒写，缺少对未来的憧憬与梦想的追寻，常常为平庸的世俗生活表象所缠绕，逐渐丧失了抵抗庸常生活的诗意激情。正如学者贺仲明所说，当前文学精神处于低俗与混乱之中，主要表现在精神狭隘、价值观混乱、个人主义盛行等方面[1]。因而，在民族复兴之际，如何让中国人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观念和自私狭隘的境地中逃离出来，从庸常的日常生存状态及固有的意识形态中突围而出，重拾个体梦想、重返集体价值层面和重铸民族精神，已成为当前文学的历史性使命。红柯在《少女萨吾尔登》中，其为反抗庸常的生存状态和抵制凝固的意识形态而构建的梦想空间有三个维度，即浪漫爱情的抒写、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西部精神的礼赞，三者相互贯通彼此融合，最终构建了一个充满了诗性精神的艺术空间。

一、 重建理想的爱情生活逻辑

由于深受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当前文学对爱情的叙写更多是物质化、欲望化和情欲化的世俗表达，爱情丧失了超越性和神圣性。这种状况实际早已存在，谢有顺曾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爱的情感已经沦落为情感宣泄与本能表达。文学以情为本退化到了以性为本[2]。当大众皆沉迷在性欲与物质的迷醉和狂欢之中时，爱情的神性本质和超越性便被遮蔽。西方当代思想家齐泽克认为，梦不属于现实和虚幻，而属于大写的真实，大写的真实解构支撑现实的逻辑，从而在不可能中创造出新的可能性来[3]。红柯在《少女萨吾尔登》中，通过讲述周健与张海燕真纯而美丽的爱情故事，做出了重拾梦想的努力，并力求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可能。

庸常生存状态的形成与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中主体的固化密不可分。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主体对某种思想体系或价值观念的认同活动，是对主体的存在赋予意义的过程。因而意识形态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它“召唤”主体进入某种预设的机制之中，使主体心甘情愿地接受它并为其推波助澜。当前游戏化、情欲化、物质化的爱情意识形态大肆流行，失去美好爱情的人们，其生存空间变得十分冷漠、颓靡、苍白和庸常。这个庸常的爱情生存空间正是《少女萨吾尔登》反抗与突围的对象。

红柯说《少女萨吾尔登》中的主人公周健的原型是与自己关系最近的发小，他是工厂的修理工，由于同事不慎拉开电闸，正在搅拌机里作业的他顿成残废，但其未婚妻依然不离不弃嫁给了他[4]377。因而红柯小说的浪漫不是虚无缥缈的怪诞离奇的浪漫，而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周健与张海燕以及周健的叔叔(周志杰)与婶婶(金花)等人的爱情始终以现实为背景，依循现实生活逻辑，并以爱情为触角和视角完成对社会生活、现行体制和时代精神的触摸与审视，在揭开当前社会精神萎顿、道德沉沦的恶性病灶的同时，依靠十年新疆异域生活经验和通灵式的洞察力，以卫拉特(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一支)人的歌舞《萨吾尔登》为介质，让神性降临，以救治当代社会的精神痼疾。

《少女萨吾尔登》中爱情的超越性和神性还来自作者的诗性叙事。小说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叙事空间，一个是以渭北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一个是以伊犁为中心的西域大地。前者是小说叙述的主体，后者以背景的形式存在；前者代表世俗的物质世界，后者代表浪漫的诗性世界。以新疆大漠为背景的诗性世界，有着浑厚朴实的苍天大地，广阔无垠的大漠戈壁，起伏连绵的雪峰群山，还有洁白无瑕的天山雪莲，生机勃发的雄鹰骏马以及雄壮豪迈的峭壁岩画，加上天鹅般的少女、剽悍的儿子娃娃，以及古老的歌谣与美丽的传说，它们共同组成了红柯笔下特有的诗性空间，而歌舞《萨吾尔登》则是这个诗性空间中的精华。在红柯的叙事进程中，诗性空间不断揳入世俗空间之中，使得整个小说叙事具有了诗意色彩。红柯把草原歌舞《萨吾尔登》作为揳入世俗空间的楔子，从而使世俗的人们能找到突围庸常生活的突破口。汉族女子张海燕和来自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蒙古妇女金花，在渭北平原大跳《萨吾尔登》，于是神性降临，凝集民族生命力的诗性之门逐渐打开，领悟《萨吾尔登》精髓的张海燕、金花、周健和周志杰在尘世中获得了灵魂的救赎。

因而可以说小说《少女萨吾尔登》是一首充满了激情的长篇抒情诗，它赋予我们梦想、憧憬与信心。正如阿多诺所说：“抒情诗揭示了虽未被扭曲但却不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极为精辟地预见性地指出，人类社会不是恶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是极端自私、相互排斥的。”[5]与《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喀拉布风暴》等小说一样，《少女萨吾尔登》也洋溢着一种强大生命力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它感染着读者，传递给读者温暖与信心。红柯用诗性的叙事和浪漫的爱情想象消解了现实中的冷酷与无情，通过周健和张海燕、周志杰和金花对爱情逻辑的重建，让我们看到了抵抗固有的意识形态、突破庸常生存状态和重拾梦想的可能。

二、 对庸常生存的批判与突围

如果说《少女萨吾尔登》中对张海燕和周健、金花与周志杰的爱情描写还只是展现了个体梦想重拾的可能，那么小说中对现实文化层面即意识形态的批判则表达了重拾集体梦想和重回集体价值的可能。正如前文所言，庸常意识形态使日常生活平庸与固化，更为可怕的是意识形态以“真理”传唤的方式，把个体改造成奴性十足的主体，它如同鸦片一样，让人们忘却并逃避痛苦、困惑与冲突，沉溺于庸常生活中而自觉温暖舒适，不能自拔。如何反抗这种庸常的意识形态性和自我异化，就需要激情与梦想，需要主体觉醒和自觉反抗。红柯在小说《少女萨吾尔登》中恰恰是对沉沦于庸常意识形态的人们进行再次“传唤”和“改造”，以复活他们的个体梦想和主体意识。

周志杰所在的研究所充满了意识形态象征性。周志杰有一个“被窝理论”。他把故乡和家园比作“大被窝儿”，身在其中的人被称为“被窝猫”。“被窝猫”们完全依靠别人生存，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其能力逐渐退化甚至丧失，但幸福感、优越感却越来越强。红柯用较多的笔墨来写周志杰的学术活动，从而向我们揭示了众多的“被窝猫”们把家园故乡变成荒野的过程。周志杰所处的研究所学术环境恶劣，不学无术者拉帮结派、玩弄权利、剽窃成果、瓜分利益；有的人为了科研经费拉皮条、肆意行贿、巧设机关、勾心斗角。周志杰是研究所的业务骨干，刻苦敬业，但研究成果屡被侵占瓜分，于是对“被窝猫”们深恶痛绝，后来便拒绝和“被窝猫”们合作，并对这种庸常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有意识的抵制与反抗。众多进入“大被窝儿”的“被窝猫”成为硕鼠，啮噬社会和他人的劳动成果，也啮噬着良知、道德、正义与公平，人们的精神故园便逐渐荒芜。红柯在此用隐喻象征性的叙事手法给当代社会敲响了道德警钟。

《少女萨吾尔登》中的“被窝理论”与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的象征性隐喻极为相似。《黑客帝国》中人机大战把地球变成了废墟，机器控制了地球，充满智慧的机器们在容器(“母体”)里豢养“人类”以获取能源，“母体”中的每个肉体没有精神生活，只能靠容器里的营养液维持生命，并依赖机器向它们头脑里输入的人类文明毁灭之前的美好幻象来感受幸福。《少女萨吾尔登》中研究所之类的“大被窝儿”如同《黑客帝国》中的“母体”，而“被窝猫”们如同《黑客帝国》中“母体”豢养的“人类”。当人们被某种意识形态所改造后，会很容易认同并很快适应这种意识形态，从而通过各种手段想方设法挤进某“大被窝”或“母体”中，希望成为被豢养者。无论进入“大被窝”还是“母体”，人们都感觉安逸舒适，而且一旦适应了这种豢养式的环境，没有外界的“唤醒”便绝无突围而出的可能。《黑客帝国》中的尼奥，刚被从“母体”中解救出来时本能地大喊“让我回去”，而塞弗是另一位被解救者，当他看到沦为废墟的真实家园时，因讨厌而不适应清贫乏味的真实生活，于是再次回到了“母体”中。《少女萨吾尔登》中和塞弗相似的是田晓蕾。田晓蕾是汉族，出生成长在新疆，有着新疆人血性、闯劲与魄力，为了逃离新疆伊宁的“大被窝儿”，和丈夫周志杰一道调回渭北市，但周志杰却被排挤在渭北的“大被窝儿”外，田晓蕾后来感觉这种生活毫无安全感，于是和周志杰离婚并调入某大学再嫁给大学老师王长安，成为“被窝猫”后，田晓蕾有了绝对的安全感。但她也随即丧失了从蒙古族生活的热土上涵养而得的精神气质和诗意人生，重新为庸常的意识形态所收编和异化。由此可见，习惯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们已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惰性、奴性与依赖性，他们非常满足地沉醉在被固有的意识形态格式化了的庸常生活之中，难以自拔。

周志杰、金花、苏炜以及周建、张海燕等人，都是“大被窝儿”中的勇敢的突围者和反抗者。如何对付“大被窝儿”式的生存状态，王长安与田晓蕾主张明哲保身，向社会屈服，这种由鹰变麻雀的做法遭到了金花和周志杰的拒绝。金花与周志杰的办法是对“大被窝儿”中的“主体”进行再“改造”，唤醒其主体意识，回归生命本真。他们在小说中的角色如同《黑客帝国》中的墨菲斯，墨菲斯逃离“母体”后成为容器内生命的拯救者和启蒙者。金花(周志杰昔日的新疆学生，蒙古族，在他众叛亲离时嫁给他)首先给身处“大被窝儿”中的丈夫周志杰阅读大漠幽默人物系列丛书，包括阿凡提、毛拉则丁、巴拉根仓、沙格德尔等人的故事集。金花认为，这些人物都是草原大漠千百年来养育出的英雄豪杰，他们身上血性与智慧既能防止周志杰沦落成“被窝猫”，同时也能通过启蒙式的“唤醒”拯救众多的“被窝猫”，期望他们从“大被窝儿”中突围以摆脱苍白庸常的生存环境。接着，金花让并未被“被窝猫”们同化的周志杰从内部“策反”并唤醒苏炜，让苏炜最终从被意识形态固化了的庸常生存状态中得以突围。来自新疆大漠草原的金花和周志杰夫妇，他们用《萨吾尔登》所赋予的原始生命激情以及来自天地自然的大爱与智慧为庸常日常生活撕开了一道裂缝，揭开了反抗庸常的意识形态的序幕，并赋予读者极大的信心与力量。

写周志杰的学术生活看似和爱情叙事关系不大，实则二者在反抗被意识形态庸常化了的生存状态方面是统一的。因为庸常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如影随形，无处可逃。从爱情角度来看，同样存在着无数的被世俗爱情这床“大被窝儿”豢养着的“被窝猫”，如王长安、穆教授、丁惠、田晓蕾、方静等人。因而周健与张海燕以及叔叔婶婶都必须从爱情大被窝中突围。除此以外，还需要从被其他意识形态固化庸俗化了的各种各样的“大被窝儿”突围，才能解救自己并找回属于自我的本体精神。周志杰与金花反抗“学术被窝”和“爱情被窝”都取得了成功，从而展示了他们突围庸常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但周健与张海燕却没有叔叔婶婶顺利。张海燕开始仍然和普通人一样，希望周健能进入“大被窝”中寻找安全感，特别是想逃脱搅拌机(周健的工作是修理搅拌机)给周健带来的威胁与恐惧，于是她想尽办法让周健攀老乡、拉关系，并和周健一同听《菜根谭》《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等国学讲座，把国学讲座也作为进入“大被窝儿”的手段，但周健最后恰恰是在他们经营的“大被窝”中受伤腿残，周健的悲剧无疑是对“被窝猫”们的一种警示。

红柯用搅拌机对周健等人带来的威胁与恐惧，象征技术时代机器对人的异化与威胁。于是反抗这种冰冷物质世界和技术世界的任务落到了张海燕身上。在金花婶婶教给张海燕跳《萨吾尔登》后，张海燕似乎受到了神灵启示，逐渐感悟到了其中的精髓，拥有了反抗庸常生活的勇气和神性力量。她和周健一道，经历了《萨吾尔登》特别是《少女萨吾尔登》(舞曲，是《萨吾尔登》的组成部分)的洗礼，连续十二夜的《少女萨吾尔登》歌舞点燃了张海燕和周健的炙热爱情，洞开了生命的大门，周健因搅拌机事故留下精神的血污和怪诞被《少女萨吾尔登》中的大爱涤荡干净，周健重回真正的精神家园，最后完成了对庸常生活特别是机械化和物质化世界的突围。

因而，红柯在《少女萨吾尔登》中通过对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刻而广泛的批判，呼唤重建集体价值体系，同时对被固有的意识形态庸常化了的当代大众，进行了一次精神启蒙。红柯在物欲横流的当今，在民族精神萎顿的历史时期，同前辈知识分子一样，担负起了启蒙的使命，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夯实了自己对人文精神以及传统文化的坚守，他以沉默厚道的姿态对民族、民众的未来饱含深沉的忧患，他以笔为旗，反抗庸俗，警示社会，彰显启蒙价值与意义。

三、回归民族文化与重建诗性精神

反抗庸常的意识形态和生存状态，重拾个人梦想和回归集体价值，均需一种激励性的精神动力。红柯在《少女萨吾尔登》后记中说，西域各民族文化对其创作影响深刻，他爱用西域歌曲做小说的主旋律，而卫拉特蒙古人的《萨吾尔登》则是小说《少女萨吾尔登》的主旋律[5]378-379，而小说的灵魂是西部精神。西部精神是一种诗性精神，它吸纳天地之精华，融通天道自然，沟通人性与神性，崇尚自由，反叛陈规，饱含着原始生命伟力，凝聚着民族文化精华。《少女萨吾尔登》始终贯穿着西部精神，它既成为小说的精神内核和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也是重拾梦想复兴民族文化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少女萨吾尔登》中，西部精神是靠一系列反复出现的意象来呈现的。这些意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文化艺术类精神产品，包括歌曲、舞蹈、诗歌和传说故事等，如《萨吾尔登》《大月氏歌》《百灵鸟》《黑眼睛》《阿瓦尔古丽》《江格尔》《史诗》以及包括阿凡提、毛拉则丁、巴拉根仓、沙格德尔等人在内的大漠幽默人物系列丛书等；一是自然社会中的物象，如天山雪莲、天鹅、雄鹰、高原、太阳、岐山臊子面等，它们与民族心理或精神密切相关。这两类来自西部大漠雪山的意象，从不同层面阐释了西部精神的内涵。

在文化艺术类意象中，作为小说核心意象的《萨吾尔登》是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最原生态的舞蹈，是卫拉特蒙古人的精神家园。它吸取了宇宙的精华，它把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永恒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表达了万物平等相依的古老哲理；它能让亡灵复活，表达了对万物永恒生命的赞美；它流露出万般柔情，表达了人们对天地万物特别是苦难与死亡超越的大爱和仁慈。而《少女萨吾尔登》，则是在《萨吾尔登》的基础上进一步表达少女对草原英雄炽烈如火柔情似水的爱，这种爱融化了天地万物，使两颗心灵融为一体。十二支舞曲《少女萨吾尔登》完成了对生命的礼赞，使张海燕少女的青春气息和烂漫童真融为一体，使张海燕从平庸沉寂的日常生活中和世俗的“大被窝”中突围而出，重获新生。正如她在日记里所写：《萨吾尔登》让人体验到了飞禽走兽的心跳，于是人与动物心心相连，人与人也心贴着心了。正是《萨吾尔登》舞蹈消融了技术时代心灵的冷漠与隔阂，使张海燕等人的爱情超越了世俗，获得了神性。因而回荡着西部精神旋律的歌舞《萨吾尔登》不仅能医治周健的心灵创伤，也能医治时代病症——冷漠。

第二类意象中天山雪莲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在悬崖峭壁上依靠细菌地衣和苔藓的微薄之力形成的一点土壤而生存，风化一把土就需几百万年，这金子般的泥土还未被现代工业文明侵蚀、因而成为我们最后精神净土的象征。同时，雪莲花也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物，还是张海燕、金花等人纯洁爱情的象征物。天鹅在巴音布鲁克草原被看作幸福鸟，是牧民顶礼膜拜的对象。天鹅、雪莲花是与女性相关的意象，它们与张海燕、金花等女性融为一体，成为民族女性美好形象的代表或象征。而雄鹰与天山岩画等则是与男性相关的意象，他们展示出男性豪迈雄壮的阳刚之美，是民族所具有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

与西部大漠雪山相关的意象相对立的是与中原大地相关的一组意象，即“大被窝儿”“被窝猫”搅拌机、白虎堂和蛇等，两组对立意象的存在使小说充满了叙事张力。其中众多正面意象看似散漫，但最终都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汇聚成一种博大的西部精神，完成了对象征着庸常生存状态的“大被窝儿”和“被窝猫”们的突围，完成了对日常生活专制性的反抗，并不断地为被庸常意识形态固化的主体去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重构新的意识形态的努力。

在小说《少女萨吾尔登》中，红柯穿梭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用浪漫手法和诗性精神营造了以个体爱情、社会批判和民族精神共同构建的三维诗性空间。通过浪漫美丽爱情的抒写，激励个体生命的突围；通过对现实维度的批判，期望价值体系的重建；通过对西部精神的礼赞，呼唤诗性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复归。这种个体、集体、民族三位一体的叙事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红柯思想的深刻和构思的成熟，也体现了红柯不断实现艺术上自我突破的努力。

[1] 贺仲明.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缺失：对当前文学的一种审视[J].当代文坛，2016(1)：9.

[2] 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J].文艺评论，1995(3)：27.

[3] 孙佳山.“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3)：63.

[4] 红柯.少女萨吾尔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后记.

[5] 阿多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M]∥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82-683.

Breakout of Mediocre Survival and Construction of Poetic Space:OnTheYoungGirlSaWurrden(A Novel by HONG Ke)

LIAO Gaoh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China )

In his novelTheYoungGirlSaWurrden,the author shuttles between reality and dream,writing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sm and romanticism, motivated by poetic spirit, he has successfully built a multi-dimensional poetic space to express individual love and social criticism and praise the national spirit.Specifically speaking, by describing romantic love to motivate the breakthrough of individual life, by criticizing the realistic dimension to expe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system, and by praising western spirit to call for the revival of poetic spirit and national spirit. Such a narrative structure, with unity of individual, collective, and nation as a whole, embodies the constant efforts HONG Ke has made to realize his own artistic breakthrough and transcendence.

TheYoungGirlSaWurrden;breakout of mediocre survival;poetic spirit; breakout

2016-06-07

廖高会(1973-)，男，四川邻水人，中北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9.024

I206

A

1008-6285(2016)09-0098-04

*山西省社科联2015—2016年度重点课题“当代小说五四诗性传统的重建及其时代价值研究”(SSKLZDKT2015066)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