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彦 群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37)

抗日战争时期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变化，在我国的大地上，形成四个主要的政权系统：伪满洲国、汪伪政权、国统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战争宣传的需要，以及培养自身管辖范围内的民众对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四个政权系统编辑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教科书的出版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在短短的十四年间，教科书数量之多、品种之杂、版本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考察这一时期教科书出版的情况，以及探讨由此产生的小小的课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一、“战时”教科书的开端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废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开始在东北地区开展奴化教育。首先着手清理正被广泛使用的国民政府教科书，连续发布多道命令，强令原有的教科书，“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但是，因时间紧迫，伪满洲国迫不得已采取了“应急编纂”，“应急改订”的政策，甚至暂时采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教科书。[1]273这是日本侵略者有意识地以教科书蒙蔽人民、掩盖侵略事实的一种途径。1933年后，伪满洲国面临的内外形势逐渐平稳，其教科书政策有所改变，变为国定制[1]275，同时经济条件的改善也使得伪满洲国有能力大量出版教科书。1933年后，伪满洲国连续出版《初级中学地理通论教科书》《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高级小学本国地理教科书》《高级小学校世界地理教科书》《高级小学校东亚史教科书》《国民优级学校满语国民读本》《国民优级学校满语算术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