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秀 川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一、珂勒惠支中国行旅与跨界的鲁迅

作为一名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作品在中国文坛的流布显然离不开鲁迅的推介。早在1920年代，鲁迅就开始收集国外版画家的画作，他还特别委托徐诗荃从德国搜集了众多版画家的作品，其中最受鲁迅青睐的即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在鲁迅看来，珂勒惠支的作品“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而且“统一而单纯”、“非常逼人”[1]487—488——这种主题与风格与《呐喊》《彷徨》如出一辙。当然，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出珂勒惠支版画和鲁迅小说文本所形成的某种互文性。譬如从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双亲》等作品中显然可以看到和《药》的题旨相类似的献祭之痛；而《母亲和死去的孩子》的版画则和鲁迅小说《明天》在整体氛围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当然从珂勒惠支《贫穷》《死亡》《面包》《德国儿童在饥饿中》等作品也可以看出，她除了表达出母亲的悲哀，更有和鲁迅一样的“救救孩子”的沉痛心声。如果深入研判，作为一种“心的图像”的珂勒惠支版画与鲁迅的小说，种种悲哀和抗争其实也不过是表象而已，更深层次的则是对底层民众的“慈爱和悲悯”。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珂勒惠支的推重不唯主题和精神内涵的考量，更有艺术形式层面的权衡。1933年他在为白危编译《木刻创作法》所作的序中讲到推介木刻的缘由是“好玩”、“简便”、“有用”，看似随意而谈，但实质上却指明了西方木刻版画在审美、传播和功用层面的特征，并由此得出这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2]626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