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作雷

作家高晓声1999年7月6日逝世于无锡，墓碑上刻着他说过的一句话：“我敬佩农民的长处，也痛感他们的弱点。”在中国，墓碑上的文字是对逝者的盖棺定论。把高晓声塑造的陈奂生这一形象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联系在一起，是198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的惯常理解。这样的解读连篇累牍，似乎也不失为一条进入作者艺术世界的可按图索骥的捷径。但是，联系到高晓声的个人经验与历史发展的变化重读“陈奂生系列”，一系列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陈奂生这个人物形象是作者启蒙意识的产物还是主要以个人经验为基础进行自我剖析？ “陈奂生系列”的前四篇完成于1982年，时隔八年后，是什么原因使高晓声决定让陈奂生再次“重出江湖”，一口气续写了三篇？ 此时，历史已经进入1990年代，作者对陈奂生及其带出的“社会面”的看法有没有发生变化？ 进而我们追问，创作于“新时期”初期的前四篇与1990年代初的后三篇有着何种关系？ 作为一个整体的“陈奂生系列”前后存在哪些差异？ 说到底，这牵涉到高晓声对变化中的农民与农村现实的认识。本文以历史化方法重读“陈奂生系列”，以期释放文本内含的历史能量，提出问题，引起注意。

一、从前四篇到后三篇

“陈奂生系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尽管高晓声还写过《钱包》、《飞磨》、《鱼钓》、《买卖》、《觅》等带有鲜明民间文学色彩的小说，而且作者对之评价甚高，认为这些作品使他的创作带上了“民族风格”①高晓声：《我的小说同民间文学的关系》，《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