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改良戏曲语言风格的嬗变
2016-04-13赵得昌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韩]赵得昌
1894年清日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威胁,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正走向亡国之路。为了拯救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通过学习西方的各种理论和制度,思考中国当时的问题所在,图谋将中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在此过程中,他们关注到戏剧在西方社会中所引发的社会作用,认识到戏剧对国民的思想启蒙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具有将国家和民族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威力,倡导了戏曲改革,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潮。
这一时期许多改良戏曲作品从表达特定思想内容的需要出发,在语言上打破了传统的语言构成格式,与当时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运动”、“白话文运动”关于采用口语的主张相呼应,以白话、俗语、方言、外来新名词入戏、入曲,追求通俗、质朴、自然的变化,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鲜明色彩,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过渡的足迹。这一时期戏曲语言风格的显著变化主要集中于下面的四个层面。
一、白话、俗语、方言的采用
改良戏曲中,梁启超的剧作采用白话、俗语、方言,开了新的风气,影响到此后改良戏曲的语言格式。首先,梁启超在剧作实践中无论曲词或者宾白,都采用了活泼的白话,其语言通俗如话,明白易懂。在曲词方面,梁启超虽然遵守传统传奇曲词的长短句格式,但不用雕琢堆垛的古文,而采用了通俗流畅的语言。例如,《新罗马》传奇第3出〈党狱〉中的一段“是男儿自有男儿性,霹雳临头心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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