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波

形象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巴柔(Daniel H.Pageaux)指出：“一切形象都源自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①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正是形象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能被看成是单纯的对异国现实的描写,而是必须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之中来研究。理解他者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他者实质上是另外一个自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自我、建构自我和回归自我。赛义德(Edward Said)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涉及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②［美］赛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6页。换言之,“自我”和“他者”的身份绝非恒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每一个“自我”的建构都离不开“他者”。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需要“他者”来帮助确立自我的身份与完善对自我的建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揭示中国是如何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参与到西方文化的自我建构中。而之所以选择20世纪初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这一时期所承载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