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永磊



今年我国经济增速或至6.6%

文/杜永磊

展望2016年，国际经济更为复杂，世界经济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全球不均衡发展或者分化仍是关键词。一方面，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温和复苏，新兴经济体由于结构性问题凸显，下行风险加大；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进一步分化，加大全球资本流动以及金融市场波动，这也将加大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

国内经济筑底企稳迹象进一步显现，但产能过剩依然严重、供求的结构性失衡等结构性问题依然凸显，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边际效应减弱，亟需供给侧改革发力，促进均衡发展。

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也需要积极发生转变，调控工具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适当扩大赤字率和国债发行规模，向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基建等重大领域倾斜。

2016年，我国经济仍具备平稳增长的条件。尽管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我国经济还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加快以及区域梯度发展等，我国基本面仍然具备平稳增长基础。而“十三五”时期国企改革、财税金融领域等改革的深入进行，将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与此同时，近两年稳增长的刺激政策效应显现等都将促使经济平稳增长。

总体上，考虑到产业增长与需求结构的平衡，预计2016年我国GDP增长或将达到6.6%，CPI增长1.6%左右。

经济增长有望低位企稳

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宏观调控与改革将进一步结合，寓改革于调控之中。宏观调控更加侧重预调微调和精准发力，改革则更侧重制度红利释放，提升全要素生产力以及结构调整。一方面，继续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国企、金融、财税、土地等领域的改革，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宏观调控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奠定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注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的平衡。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初步呈现筑底企稳迹象，但企稳基础并不牢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尽管从中、短周期来看，经济下行态势仍将延续，但总体增长有望企稳。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还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加快以及区域梯度发展等，我国基本面仍然具备平稳增长基础。而国企改革、财税金融领域等改革的深入进行，将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与此同时，稳增长的刺激政策效应显现等都将促使经济平稳增长，考虑到产业增长与需求结构的平衡，经过测算我们认为2016年GDP增长或将达到6.6%。

随着去产能、调结构持续进行，经济结构呈现不断优化态势；随着经济服务化特点延续，服务经济占比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持续向“三、二、一”迈进，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望进一步提升；投资增长稳中趋缓，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内需对于稳定经济的作用依然重要。

从价格领域来看，物价水平仍将持续分化，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服务价格稳中趋升，国内粮价基本稳定，肉禽、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居民消费价格恐仍将温和上涨；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的空间缩小，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将趋于稳健，而产能过剩仍将制约工业品价格难以明显回升。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各领域价格改革或将释放一定的价格上涨空间。从测算角度，考虑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我们认为2016年CPI上涨1.6%，PPI持续下滑，下降至4%左右。

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形势更为复杂。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将带来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加大。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汇率改革推进等，汇率与利率相互影响相互牵制增强，外汇占款从流入为主转向流出为主。

随着发展阶段和调控背景的转变，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也发生了一定转变：一方面，调控工具量价协调并用，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央行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不断加强政策利率体系的建设，利率走廊体系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调控目标兼顾更多方面。在经济内生动力不强、投资回报率降低的同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依然是调控的重要任务，同时要考虑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问题的平衡。因此，从总的基调来看，货币政策既要保持流动性充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防止经济的惯性下跌，又要宽松有度，实现市场过剩产能的有效出清。

2016年，预计央行将加大“调结构”的支持力度，实施宽松有度的货币政策，在考虑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货币政策保持“微刺激”取向，为结构调整创造适度的资金环境。

预计2016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万亿元左右，M2增长13%左右。考虑到目前的准备金水平相对较高、汇率双向波动加大以及外汇占款趋势性改变，央行仍会采取多次降准，以对冲资金外流、稳定汇率和降低资金成本。

与此同时，尽管经过多次降准、降息后名义利率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但考虑到通缩水平之后的实际利率则有所上升（PPI从2015年初至今下降约2个百分点，名义利率下降1.25个百分点），因此我们认为2016年仍将有至少1次的降息。

财政政策支出结构应有所调整

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延续多年，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逐渐显现疲态。一方面，在财政收入放缓的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会受到一定影响，如2015年上半年。另一方面，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力也不断减弱，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有所折扣。在这种困境下，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趋势性、周期性以及结构性下行压力，因此我们认为，2016年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同时支出结构要有所改变。

主要路径和着力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地方债发行规模。2011年以来，我国政府的赤字目标处于2%-2.3%之间，实际赤字率也处于2.3%以下，在赤字率约束下，国开行开启了专项金融债，2015年专项金融债规模6000亿元，2016年这一额度恐随下行压力加大而进一步扩大。

近期，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反思财政政策，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否科学。我们认为，基于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在不断下移，应该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力度，将赤字目标提升至3%。与此同时，适当扩大地方债和国债的发行规模，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支出力度。

二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兼顾短期需求托底与长期供给改善的目标。过去“四万亿”在传统基建等领域形成大规模的产能过剩，2016年一方面要加快过剩产能的出清，另一方面要增加供给相对不足领域的支持力度，如科研、环保、新能源、教育等领域，同时与“中国制造2025”、“十三五”规划重点产业相结合，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兼顾短期需求托底与长期供给改善。

三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降低税费。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表现为支出力度加大和减税，在当前各项要素价格并未明显下行的情况下，经济下行压力更多来自结构性萧条，需要进一步减税来释放企业活力。加快推进全面营改增，将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同时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项等。

四是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力度，同时创新地方融资模式。虽然2015年已经有3.2万亿的债务置换规模，但在财政收入放缓等约束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然突出，应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债务置换将持续推进。与此同时，需加快推出PPP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城镇化基金模式，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下成立特殊目的的载体（SPV），通过SPV对外融资，重新激发融资平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