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溱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刘备与孙策托孤比较

肖溱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刘备与孙策作为三国时期蜀吴两国的建立者和重要奠基者，他们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蜀吴两国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托孤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刘备与孙策的托孤背景，有相同之处也有其各自所面对的不同形势。一方面，孙刘二人行托孤事之时，都面对着出自集团内部的统治危机；另一方面，孙策在托孤之时还面临着来自北边的军事上的压力。由于两国所面临的不同的外部形势以及蜀汉以继承汉统自居的特殊地位，造成两国立国战略思想和政策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后来统一的历史进程。

刘备；孙策；托孤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托孤事云：“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殁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1](P663)这段历史为人所知，但是对建安五年孙策托孤则较少关注。据《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1](P902)即表明孙策临终亦行托孤事，本文试图就刘备与孙策托孤之事作一比较。

一、刘备与孙策集团构成分析

（一）刘备集团构成分析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姓刘，讳备，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1](P649)由此可知，刘备本汉宗室，也算是官宦子弟，至刘备时已家道中落。刘备“好交结豪侠”[1](P649)。公元219年刘备领益州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

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1](P657)又载刘备称帝时：“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等上言……受皇帝玺绶。”[1](P661)从以上可以看出，刘备集团的构成人员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原来跟随刘备南征北战，可以说是刘备赖以生存并壮大的基干力量，这部分人以诸葛亮、关羽、张飞为代表；另一部分是原来的刘璋的旧部，以董和、黄权、李严为代表。就其所属政治集团而言约可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以李严等人为代表的益州集团，以及以关羽、张飞为代表的豪侠。由于关羽、张飞等豪侠代表人物的先后死去，故蜀汉政权建立后的主要依靠力量为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这两大集团构成蜀汉政权的主要统治阶层。

（二）孙策集团构成分析

孙策的父亲孙坚自幼果敢过人，以弹压黄巾军起义有功拜为别部司马，后又积功被封为乌程侯，后因征讨刘表而被其部将黄祖所杀。孙策此时约摸二十岁。《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孙策“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人咸向之”[1](P815)。 又注：“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声誉发闻。”[1](P815)孙策幼年便名声在外，后投奔袁术，袁术对他很重视，把孙坚的旧部还给了他，后孙策向袁术请求帮助舅父吴景平定江东，袁术表奏孙策为折冲校尉，孙策便前往江东，“兵财千馀，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1](P815)。这是孙策最初的力量，即以孙坚的旧部为主，后来孙策在江东又招贤纳士，才有所谓“彭城张昭、广陵张紘、秦松、陈端等为谋主”[1](P817)，这时孙策才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袁术死后又击败刘勋，并江东，而被曹操表奏封为吴侯，奠定了东吴的基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孙策集团的组成来自三个方面，即孙坚原有之旧部，以周瑜为代表的江东豪杰、士大夫，还有以张昭、张紘为代表的东汉末年因躲避战乱南渡的士人，而这些人当中，张昭是孙策托孤的对象，张紘也深受孙权重用。《三国志·吴书·张紘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紘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1](P920)可见在东吴政权中张昭地位高于其他人。《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历》：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1](P902)这与刘备托孤诸葛亮的话语极为相似，且孙策只托孤于张昭一人，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张昭的地位与诸葛亮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东吴日后政局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

二、刘备托孤与孙策托孤背景比较分析

（一）刘备托孤背景分析

刘备于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攻破雒城，围困成都十余日后刘璋投降，刘备于是占领了益州，而在此之前，刘备与孙权议和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刘备只占有南郡、零陵、武陵等地。荆州在当时是所谓“必亡之地”，不足以立国，即使在刘备占据益州之后，也只有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击败曹操而夺得汉中后才把统治地域稳固下来。从此时到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刘备病死只有短短四年时间，当时蜀汉政权主要面临以下形势，首先就内部而言，蜀汉政权并未完全巩固，使益州集团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对于新入主的更为强有力的刘备集团持有较强的对立情绪”[2](P324)，也就是与荆州集团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刘备一定预见到死后因刘禅暗弱而无力应对局面，故而托孤诸葛亮，且以李严为中都护，希望二人及以二人为代表的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能够同心协力维持蜀汉政权，诸葛亮后来与李严的关系也算是基本融洽的。据《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载诸葛亮在给孟达的信中称赞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滞”[1](P740)，且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公元230年）“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属府事”[1](P741)。即使是李严于第二年获罪，诸葛亮依然为其求情，由此可见诸葛亮对于李严委以重任，刘备虽然有让诸葛亮严防李严之意，诸葛亮还是利用李严才能，且李严以中护军掌握军权。其次就蜀汉政权当时的外部境况而言，夷陵之战虽败，但国土和兵力尚在，假以时日应可恢复元气，另外，当时“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1](P663)。即吴蜀已经重新讲和，外部威胁得以缓解，对于刘备而言，当务之急是要稳定

政权内部避免出现大的波动，而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1](P694)。诸葛亮主要是长于用人和行政，而李严则有军事才能，当时刘备兵败病危，必然考虑到他死后的局势，即有人会乘机作乱，当时“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黄元进兵攻临邛县”[1](P663)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故刘备考虑这点，对李严委以重任以发挥其才能，这也是刘备为安定内部形势做出的苦心安排。

（二）孙策托孤背景分析

孙坚死的时候孙策只有十七岁，从这时候起到建安五年（200年）的十年间，孙策东征西讨，基本占有了江东，但是在当时，江东的处境并不好。首先，刘表的部将黄祖在江夏，而孙坚正是在与其交战时被射死于岘山，孙策也曾于建安四年（199年）讨伐黄祖，此时孙策托孤必然想到这一点。孙策此时初定江东，各地江东大族和降人尚怀狐疑，孙策尚未彻底地建立起绝对的统治，据《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引《吴历》：策谓昭曰：“正复不可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1](P902)关于这句话的含义，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让张昭在江东无法立足时径归淮泗，另谋出路。[3](P241)这反映出孙策对于是否能够最终占有江东的担忧，日后的事实印证了孙策的判断，孙策死后不久，庐江太守李术就露出不臣之心，招降纳叛。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 《江表传》：“策亡之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1](P826)且不肯归还，孙权于是进攻宛城，斩李术，迁徙其部属三万余人，后来山寇又动，故“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1](P826)。可见其内部统治并不稳固。其次，就此时的外部环境而言也不乐观，此时曹操与袁绍正在官渡对峙，孙策想要袭击许都，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手中；曹操因袁绍势强而笼络孙策；而就袁绍一方而言，孙坚曾奉袁术之命攻打刘表而死，袁术是袁绍从弟，且袁绍本怀有号令天下之心，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沮授对袁绍说：“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1](P144)袁绍既有号令天下之心，那么无论曹操和袁绍哪方取胜，都必然要进攻江东，且上游还有荆州刘表，可以说是强敌环伺。张昭对孙权所说的“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1](P825)。这就是当时孙氏集团所面临外部形势的生动写照。总之，孙策托孤之时，其面临的内外形势都是十分严峻的。

三、从托孤对象看吴蜀两国立国战略思想及影响

刘备临终时托孤诸葛亮，同时令尚书令李严为副。而前面已经提到，孙策在临终的时候只托孤给张昭，周瑜是在孙策死后才赶回，并且与张昭共同掌事。对于刘备为何同时托孤诸葛亮和李严且又以诸葛亮为主，学者多认为是刘备以外来身份反客为主，故而需要平衡以其为代表的新人与刘璋旧部即所谓旧人之间的利益和势力做出如上安排。但是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孙策虽然使东吴的霸业初现规模，但时间过于短暂，就孙策与张昭和周瑜二人的关系而言，据《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载：“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1](P901)由此可知张昭直到孙策创业时才为其效力，而周瑜则不同，孙策幼年即与其“独相友善”[1](P931)且“有无通共”[1](P931)，可知二人关系之密切。孙策本身在江东属于外来势力，张昭也是东汉末年南渡避乱的士人，从孙策创业时任命张昭为长史的情况来看，张昭南渡江东的时间应当早于孙策。若是以刘备集团当中李严与诸葛亮的身份类比，张昭与周瑜在孙氏集团当中也有着类似的主客身份，但是孙策在托孤的时候却只托孤张昭一人，而周瑜虽然在孙策死后“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1](P932)，但是孙策对他却没有托孤之语。这不得不使我们想到孙策当时的考虑，为什么他可以对张昭如此放心，甚至于没有安排作为新人代表的周瑜与其同受托孤呢？笔者认为，其主要由于蜀吴两国的立国战略思想及规划不同。

蜀汉政权建立之前，孙权于公元219年袭取刘备所占领的荆州，杀死刘备大将关羽，刘备刚一称帝就急于夺回荆州，当时曹丕篡汉自立，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云别传》：赵云对刘备言“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1](P705)，刘备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当时蜀汉政权所面临的形势以及荆州特殊的地

理位置却决定了蜀吴之间的战争。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1](P678)，乃是用武之地，蜀国若得荆州，即可实施刘备两面夹击中原的计划，这也是诸葛亮在《隆中对》当中的战略设想，同时必要时也可以顺江而下攻击东吴；反之东吴若得荆州，即对汉中形成威胁，进而危及到蜀汉政权的存在，且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曹魏在关中地区的重兵防守，北伐只有绕道陇右才能达到目的，耗时费力，且吴魏两国早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已有所联结，史载“（建安）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1](P828)，而以国力论之，魏国又明显强于吴蜀。因此刘备面对魏吴和好的形势，绝不会轻易出兵攻打魏国，但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二者必须选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吴蜀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也就是说，夷陵之战是蜀汉政权实现其战略设想的必经步骤。

刘备托孤时对诸葛亮地位高于李严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刘氏掌握最高权力以及诸葛亮等荆襄豪强的执政地位，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刘备倾覆刘璋，把新旧之间本来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了……绝不能让已被颠倒了的主从关系在他自己死后出现再颠倒。”[3](P241)另一方面则是从蜀汉实现北伐大业的角度考虑的，刘备临终对诸葛亮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1](P682)。刘备认为当务之急是安定内部，以成“大事”，即北伐曹魏，兴复汉室。“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蜀汉政权的政治旗帜，“刘备去世后，实施北伐大业是全部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核心。蜀汉政权需要整合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物质力量，需要凝聚从最高统治者到广大士卒的精神意志，最终实现最高政治目标”[4](P88)。由此可见，北伐曹魏在蜀汉政治生活中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刘备认为只有诸葛亮的才能足以胜任，因此需要赋予他足以掌控全局的权力，应当说这也是刘备托孤时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者，刘备选择在曹丕篡汉之后才登基称帝且在称帝之前仍然使用汉年号，是为表明他自己为汉室正统的代表，但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他与曹魏政权势不两立的决心，他死后诸葛亮、姜维等屡屡北伐中原正是刘备这种政治遗愿的尝试。从这一方面说，刘备托孤人选的选择也算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这也使得蜀汉政权在频繁的战争中日益衰弱，成为三国时期最早灭亡的政权。

关于孙策为何托孤于张昭，田余庆先生认为是为了“缓解与宾旅寄寓之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团聚他们以巩固在江东的统治”[3](P280)。笔者以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前文分析了孙策托孤时孙氏集团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孙策在时并江东，与天下争衡，到孙策死的时候则留遗言给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1](P821)，这句话明确告诉孙权要“保江东”，但是周瑜对待曹操的态度却较为复杂，曹操击败袁绍以后，曾要求孙权以其子作为人质，周瑜劝孙权说：“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1](P1260)潜台词是只要曹操能够匡扶正义，以德服人，投降曹操是可以考虑的；这就违背了孙策要求“保江东”的初衷。从这里可以看出，周瑜对于孙策的割据并不完全认同，笔者以为这应当是孙策未托孤周瑜的原因之一。至于张昭在后来赤壁之战时主张降曹，除了曹操“‘动以朝廷为辞’，对张昭等人具有极大的心理征服力”[5](P171)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曹操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1](P1261)，也就是说张昭认为孙权无法抵御曹操大军的进攻，无法立足江东，因此主张投降，孙策的临终遗言“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1](P1109)，所谓“观成败”就是告诉张昭和孙权“坐观中原成败，不要死守江东，要灵活掌握，视局势而定，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降”[6](P95)。因此，张昭在赤壁之战前主张投降曹操并不违背孙策要求“保江东”的遗言。

孙权在后来统治东吴的时期奉行的基本是“保江东”的政策，从建安五年（200年）到孙吴太元元年（252年）孙权在位的五十二年间，孙权集团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在建安八年（203年）、建安十二年（207年）、建安十三年（208年）三次讨伐黄祖，另外一次是令贺齐讨上饶，此外，就是陆续镇压内部反抗和叛乱，其他对外较

大的战争当中，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属于曹操、刘备大军进攻，孙权集团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两次防御作战，黄武元年（222年）与魏将曹休等作战也属于防御性质。可见，真正属于主动进攻的只有孙权三次攻打黄祖、建安十九年（214年）攻克皖城，此后多次进围合肥而不克以及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袭击荆州和赤乌二年（239年）遣孙怡等将领攻击辽东魏将张持、高虑等，原因在于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孙吴政权立国于江东的重要保障。由此可以看出，其立国的策略是以防御性为主。另外，孙权在位时注重经济发展和减轻人民负担，减轻刑罚，在位期间有六次或减免赋税、或大赦、或赈灾，重用人才各有专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评价：“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1](P849)他的这种性格和才能对东吴在三国鼎立中有一席之地具有重要作用，从东吴历代君主托孤人选以及采取的措施而言也是如此，孙权托孤诸葛恪，诸葛恪辅政后“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1](P1057)，可见诸葛恪在当时颇得人心，后虽然为孙峻等所杀，但可以看出休养生息以安内是符合民心且基本得到贯彻的；即使诸葛恪后来出兵攻魏也依然是立足于以攻为守，他曾援引汉高祖刘邦故事，称刘邦之所以出汉中与项羽作战是由于 “虑于长久而不得两存者耳”[1](P1058)，其心不言自明；再者孙休死后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为了安定东吴以对抗日益强大的西晋且应对交趾叛乱而立乌程侯孙皓为帝，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意图。因此，“保有江东，安定内部”的统治政策是贯穿东吴政权始终的，也是孙策托孤时设想的具体实践，正是孙策托孤与刘备托孤给吴蜀两国带来了不同的立国战略思想，从而也决定了两国结局的不同并影响后来西晋统一的历史进程。

托孤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屡见不鲜，三国之主皆行托孤之事，曹睿托孤司马懿致使曹魏政权最终落入司马氏之手自不必说。刘备托孤诸葛亮和李严二人以及使之分别居于主次地位，一方面起到了团结蜀汉政权内部两大主要政治集团以维护统治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诸葛亮为首的荆襄豪强的主导执政地位，同时也实现了北伐曹魏的政治目标。孙策托孤张昭以及其“保江东”的政治遗嘱的实践则延长了孙吴的国运。从这些方面来看，刘备与孙策的托孤无疑都是成功的。

［1］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2］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6（12）．

［3］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马冠朝．从托孤看诸葛亮集权治蜀［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0，24（3）．

［5］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要瑞芬．论孙策遗言和孙权经营江东的策略［J］．民族史研究，1999，1（0）．

（责任编辑：刘建朝）

A Comparative Discussion about Entrusting an Orphan between Liu Bei and Sun Ce

XIAO Zhe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Liu Bei and Sun Ce,as the important founder of the two countries of Shu and Wu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their lifelo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Entrusting an orphan as the great events which are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its importance is self-evident,the background of entrusting an orphan between Liu Bei and Sun C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meanwhile it also has its own different situation they facing.On the one hand,when Liu Bei and Sun Ce carries out entrusting an orphan,they are both faced with governance crisis from the internal regime;on the other hand,when Sun Ce carries out entrusting an orphan,he is also faced with pressure from the north's m ilitary.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faced,and the special status of ShuHan usurp the role of inheriting series,it leads to thestrategic thoughts and policy differencesbetween two national countries andfurther influences the history process of the later unification.

Liu Bei;Sun Ce;entrusting an orphan

K236

A

1673-4343（2016）05-0076-05

10．14098／j．cn35－1288／z．2016．05．015

2016-07-28

肖溱，男，福建泰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