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娟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归德公沈鲤“乞休现象”浅论

毛 娟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沈鲤的一生，既是明神宗亲题的“责难陈善”“肖德世臣” 沈阁老，又是“乾坤正气，伊洛真儒”归德公。他是“妖书案”等政治风云的直接受害者，既被深信不疑，也被“妖言惑众”。作为明神宗的老师，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在他方正刚介的一生中除精忠亮节、耿直不阿外，“求罢”“乞休”也是他几十年为政生涯的关键词。据《明实录》所载，沈鲤“乞休”近四十次，且高频率“乞休”集中于万历十四年和万历三十一年前后。

沈鲤；乞休；生存事实；心态

在明代，官员一般致仕年龄为70岁，有疾患则提前。对老而无用的官员优待致仕，体现的是皇帝的恩赐；不愿意尸位素餐，体现的是官员的道义。所以，“君以恩御臣，臣以义事君，贪以是息，而让以是作。”那么，沈鲤的多次“乞休”具有怎样的前因后果？而这些前因后果又是怎样在社会背景与仕人心态等诸多运行机制的笼罩下，在沈鲤自身形成历史影射的呢？透过这些影射，可以管窥蠡测“乞休”背后的反弹效果。

一、社会背景的酝酿与生存事实的微妙变化

万历朝是明朝最长的一个年号，国本之争的余震氤氲数十年，沈鲤为官时期，“国本之争”、第一次“妖书案”、第二次“妖书案”是明万历时期较为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两次妖书案同时也是国本之争一直未解决而潜滋暗长的产物。它是朝中士大夫与皇帝、后宫的一次长时间的牵扯与较量，最终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立虚岁已二十多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告终。

社会环境继续酝酿，在这个“国本之争”和“妖书案”纠缠扭结在一起的背景下，沈鲤等诸多大臣的生存处境、生存事实发生的变化带来了高频率的乞休行为，它是社会现象与心理状态的集中反映。据《神宗实录》所载，沈鲤在朝时乞休近40次，因病“引疾”乞休的就达20多次，高频率的乞休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

万历十二年至十六年：万历十四年以申时行上疏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导火线而终于引爆的“国本之争”来势汹汹，一番酝酿之后愈发激烈。国本问题与“妖书案”问题变相扭结在一起，《忧危竑议》被郑贵妃等“再造”，成了妖书，吕坤《忧危疏》被冤“结纳宫闱”[1]1275-1276。 吕坤惶恐忧惧，借病致仕。这一事件的最终爆发，是纷繁复杂的国本之争长期未解决的产物。它是神宗执意不立储与大臣执着上疏请求立储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沈鲤屡次上疏，以未果告终。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万历十二年至十六年，沈鲤乞休高达15次之多，上皆未允。

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自万历三十一年始，第二次“妖书案”爆发。第一次“妖书案”因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压抑了政坛的震动。《忧危竑议》作者的真正面目无人可知。而6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非同一般，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号称万历年间“三大贤”的沈鲤、吕坤、郭正域无一幸免。《续忧危竑议》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便马不停蹄上疏为自己辩护，但又不得不带“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染。沈鲤被动地与第二次妖书案沾染上了联系。沈鲤不安于位，理由是“以疾缠身、年老无益、妖书事”，引咎自请罢去。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这一乞休，高达18次。

不单是沈鲤，万历朝中“乞休”成了这个时段的一个群体性现象，诸多要臣如沈一贯“上八十余疏乞休”最终获允，“冯琦素善病，至是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年僅四十六”。温纯同样乞休20多次，郭正域、叶向高、王遴等都有诸多“乞休史”，只因“上温谕留之”作罢。作为置身其中的一员，沈鲤的乞休所影射的远非简单的乞归致仕。

从“国本”到“妖书”，纵观整个事件从发端到表面结束，并不能说它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胜利，因为这个阶层为这个事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不能说明它是最高统治阶层的胜利，因为它透露了皇帝主权向心力的减弱，绝对权威中间已经存在可“谈判”空间。在“大历史”的社会背景影响下，人的生存就变得渺小，政治出现变故，生存事实就会有微妙的变化，历史向来如此，只不过此时此刻沈鲤仅是当事人而已。关于“国本之争”“妖书案”等，首辅沈一贯等在妖书案中“大显身手”，作为受害者的沈鲤，被“惦记”，被嫁祸，最终靠万历皇帝的信任平安无事。神宗虽不愿沈鲤匆匆罢去，但最终也抵挡不住近臣的谗言秽语，“渐不能无疑”[2]5735。神宗对沈鲤潜移默化“起疑”的转变，说明单单靠皇帝的信任过活是不行的，赤诚之心也不能总是化险为夷，终究消散不了谗言伴君侧的力量。

二、臣臣矛盾的抗衡与君臣关系的催化

臣与臣之间虽不至于时时摩拳擦掌，但“疑”与“被疑”乃是常事。党派与党派之间的互相倾轧，既使得党派血液常新得以维持并取得发展，但同时也对政治体制带来威胁。楚党沈一贯为首辅，东林沈鲤为次辅，二者利益纠葛较多，政党利益无法磨合。“妖书事起，沈鲤为首辅一贯所疑，求去，不许”；“时吴门二辅，相继柄国。鲤意见多与枘凿，累疏乞归”；“ 鲤颇与首辅时行议不合，屡疏乞归，时行衔鲤不附己，亦忌之……陈与郊复危言撼鲤，鲤求去益力”[2]5735。忠直无他心的阁臣在政治风云的漩涡中是十分吃力的。于是有了万历皇帝“沈尚书不晓人意”[2]3180的感慨。而沈一贯、朱赓闻此言大喜。

“所未尽究其用者，非主眷之不专，而谗邪间之也”[3]187-188。最终“帝渐不能无疑，累加诘责，且夺其俸”，“沈一贯被交章劾‘奸贪’求去。而沈一贯数与鲤忤，惧去后鲤为己忧，因密倾之。神宗亦嫌沈鲤方鲠，会鲤同时乞休，遂并致仕”[2]5736。依靠正直走入内阁的沈鲤却又因正直屡次被累。内阁不可能作为私物，不管是皇帝权力还是内阁权力的扩大，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沈鲤也是这层矛盾的牺牲者。从“中人窃听事”“冒雨进谏事”等许多事件都可以看出沈鲤是聪明睿智的，是有谋略、有政治头脑的，但他的聪明不用于绞尽脑汁争权谋利，他的聪明服务于皇帝。沈鲤在野犹在朝，万历年间，黄河中下游多次决口泛滥，民不聊生。沈鲤上书万历，为民请命，奉旨修筑两道大堤。

君臣之谊也发生微妙变化。沈鲤乞休态度坚决、言辞恳切：“臣今病废乞归，非止为一身进退，而实为世道有深长之虑也。伏望皇上怜臣苦情，特允休致保全朽骨，不令臣老眊日益，再有罣误以至于不可赦；敢不量度能否，以望全归，而犹尸位素餐，悠悠卒岁毙；以奸书一事，臣曾被窃鈇之疑，而事犹未结，不敢冒规避之嫌也； 臣老矣，笃矣，且就木矣，必不能儋爵受禄以苟富贵；臣一足残废，已成痼疾，非倩人扶掖，寸步不能自致；乃今晚节末路，则易箦正缨之日也；故乡猿鹤怜而望归；其出不出，如沧海乘雁，乞足为有无多寡；以臣为老不知止也，以臣为贪位慕禄也”[4]1324等。乞休的意志多次被明神宗的“温谕留之，甚勿再陈”“奖谕有加，卒不能行其所请”和“沈尚书不解人意，朕将大用之”的行为拂去。“求去益力”始终与“沈尚书好官奈何苦苦求去”“上温谕留之”“先生还是旧日模样”相矛盾的，对沈鲤而言，“求去”与“允许”很难达成统一。

对于神宗与沈鲤之间的距离，臣子彼此之间是一道门槛，“中贵”“珰辈”更是一道不小的屏障。“中贵皆大怨，数以事间于帝”“璫辈愈嗛公”“朝斋公罢，复传乎礼官，公趋侯宫门，至漏下寂然，以此困公，公自是有去志云”。“珰焰已成，知事不可为，遂引年乞休”[5]252。

三、行为的犹豫斡旋与心态的重新建构

沈鲤是聪明的，“国本之争”、两次“妖书案”的仓促解决，让他明白了事情的可为与不可为。神宗前期惩贪奖廉欲有所作为，可惜不能坚持下去，相反到后期自己成为贪赃的皇帝，沉沦于酒色财气不能自拔。这点沈鲤恐怕早有预感，却束手无策，所以他选择退居，一次又一次地乞休，一次又一次的挽留，即使神宗声明“甚勿再陈”，也并未阻止沈鲤上疏，似乎成了既有的“默契”“求去益力”与“上温谕留之”的犹豫斡旋，此时“为民请命”还是“明哲保身”，他是犹豫的，想要隐而退之，最终沈鲤还是“情不忍不出，今固将斋戒、沐浴、扶病出矣”。

沈鲤与神宗之间的乞休与谕留关系是微妙的。因为“社稷所倚”而挽留，因社稷需要而留下。若干内臣不安于位自请罢去，会给既有的政治框架带来不稳定因素，比如与高拱、张居正交好的张学颜等不安于位罢去，这些人的相继去国使得北方边防由此解体。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是皇帝最大的隐忧，所以“温谕留之”也是为巩固维护既有的框架所做的一番努力。一则此大臣不可或缺，以维护现状。二则君臣之间确实有情义在。就沈鲤而言，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谗言伴君侧，为士论所非，但因神宗皇帝百般维护的知遇之恩，使得沈一贯、钱梦皋等的谗言并未得逞。沈鲤对神宗亦是有真感情，“皇上以腹心任臣，臣亦以腹心事主”他继续为国为君为民上疏，以求现状有所改观。

这种去与留，乞归与重新做官，每一次的去留都经历一次心态的重新建构。官场如战场，年轻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盼望或仕途通贵显达，或为民谋利，与做官后数次乞休是矛盾的，这中间心态的转变必然经历一番磨难纠葛，才会让乞休的意志坚定。

明朝余继登言：“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避祸掩过，为异时拔擢计，而往往卒遂其所欲”[6]300-301。对于沈鲤而言，后期的沈鲤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官誉极高，并非“官非要地”“职业不举”，更多的是因事权掣肘，所以“托养病致仕”“藉此避祸掩过”。不安于位罢去的沈鲤，并没有坐以待毙，他恪守“臣在野犹在朝也”，治理黄河，为民求计，他最终对得起神宗对他“乾坤正气，伊洛真儒”的赞美。关于“赐金币驰驿”，有人认为是欲擒故纵的伎俩，或是借用感情，或是别有用心，辞官以引起皇帝的注意与重视，赐重金挽留。神宗赐金币，沈鲤言“臣愚悉收回恩命，使臣得以义自安”。在《辞军功加恩疏》中：“其时而论功，不在其位，而行赏，彼披坚执锐，出万死不顾一生者，其视臣必不心服也”；“何其自为厚而为人薄也”； “夫以砺世之赏罚，与立身之辞受，揆之于义皆有不可”。奏疏中沈鲤并没有对赐金币趋之若鹜，而是考虑种种，试图拒绝。当然，这也排除不了沈鲤内心深处未曾动心的嫌疑，但至少，面对这些他是淡然的，企图拒绝的，“不逾尺寸，立朝清夷，孝友传家，道义范俗”[7]142-143的品行是有目共睹的。

明神宗最终“渐不能无疑”“嫌鲤方鲠”，沈鲤终于“高龄退休”。为政生涯，各种喜怒哀乐尝尽，既曾斩钉截铁、矢志不渝，也曾试图慢慢淡去。他的一生，是万历朝诸多事件的见证与影射。沈鲤的乞休沉默在历史的车辙中，同时作为乞休群体中的一员诉说着历史。无论是社会背景的酝酿与生存事实的微妙变化还是臣臣矛盾的抗衡与君臣关系的催化，受“退隐哲学”[8]133-138和政治困顿的双重影响，沈鲤每一次的犹豫斡旋都是心态的重新建构。每一次的乞休既是沈鲤自身命运的交响，亦是对生存事实的反弹。

[1] 二十五史：第13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2] 张廷玉.明史 (十九——二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张显清.孙奇逢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4] 沈 鲤．亦玉堂稿．乞休[M]．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卷五．

[5] 商丘县志．卷八·名臣篇[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6] 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吕 坤.吕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 李 佳．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J]．求是学刊，2009(3).

[责任编辑 袁培尧]

The Revered Guide Gong Shen Li’s “Begging Off Phenomenon”

MAO Juan

(CollegeofLiberalArt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ShenLi’s life is not only the “Shengelao’ with “Blame difficult things and state the good things” and “Men of virtue” titled by theEmperorShenof Ming dynasty, but also the “Guidegong” with “Heaven and earth righteousness” and “true Confucian Duguid”. He is the direct victim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Magical books”, therefore he was convinced while “Cast spells on people”.As the teacher of theEmperorWanliof Ming Dynasty, Minister of Rites and Cabinet Bachelor, in all of his upright and frank life, “Begging off” is also the keyword in his several decades years of political career.According toMingRecord,ShenLi’s “Begging off” appeared nearly forty times, and the high frequency of it is mainly inWanlithe fourteenth year andWanlithe thirty-first year.

ShenLi; Begging Off; survival facts; mentality

2016-09-27

毛 娟(1989- )，女，河南商丘人，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K248

A

1671-8127(2016)06-01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