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俊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对词义引申问题的几点浅见

张延俊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从引申途径上说，汉语的词义引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修辞引申，一种是语法引申。比喻义与基础义之间存在着共同义素，有比较密切的内部联系。引申与嫁接同是多义词义位增加的重要途径，“引申”是在内部原有义位的基础上衍生，“嫁接”是从外部移植。词义引申与词义扩大、缩小、转移，在观察角度、造成结果、理论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差别。

语义；引申；同化；引申义；比喻义

一、关于词义引申的途径

关于词义引申的途径，过去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如“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相似联想和相关联想”“换喻和隐喻”等。

“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只是词义运动的方向，不是途径。正如“从北京到罗马”反映的仅是运行的起点和终点，而不能反映具体的运行路线一样。同时，它所反映的也仅是词义引申的部分情况，如“臭”字由“气味”义引申出“难闻的气味”义，“金”由“金属”义引申出“黄金”义等，均不属于“从个别到一般”。

“相似联想”和“相关联想”是人们普遍的心理活动，广泛存在于人类实践的各种活动中。另一个方面，有些词义也并非联想引发而成，如“信”字由“言语真实”义引申出“有信用”义，是源于“信”的使动用法，而不是通过“相似联想”或“相关联想”。还有，通过联想形成的意义也并非都是引申义，“嫁接义”(见下文)也是通过人们的联想形成的。

与“相似联想”和“相关联想”相比，“换喻”和“隐喻”(一般称为“借代”和“比喻”)跟词义引申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因为它们指的是语言运用。本文赞同将“换喻引申”和“隐喻引申”看作词义引申的途径。不过，仅有“换喻引申”和“隐喻引申”还不够。词义还可通过词类活用进行引申，如“信”的“有信用”义和“相信”义，就是分别通过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由“言语真实”义引申而成[1]17-21。

对于词类活用途径造成的引申，目前仅有个别学者有所论及。罗正坚先生(1996)[2]78-131在“词义引申和语法”一节里讨论了“名词用作动词和词义引申”“动词用作名词和词义引申”“形容词用作动词、名词和词义引申”“实词虚化和词义引申”“量词的由来和词义引申”“使动用法和词义引申”等问题，可以说是填补了词义引申途径研究中的空白。不过，罗著所谈也只是部分情况。比如下面这些情况，罗著就似乎未予谈到：

1.名词用作定语造成的词义引申。名词主要充任主语和宾语，也可以充任定语。名词充任的定语一般与表示修饰的形容词定语不同，它是表示限制的。但是，有些名词定语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也会逐渐丧失其限制性而带有修饰性，意义发生变化，成为形容词。“鄙”的本义为“小邑”或“边邑”，其引申义“质朴”“浅陋”和“贪吝”等不是在“鄙”字充任主语或宾语时形成的，而是充任定语(如《吕氏春秋·先识览》“齐鄙人有谚曰……”)时形成的(带有“质朴”等意义的“鄙”变成了形容词，可以充任谓语)。

2.动词用作定语造成的词义引申。动词最适合用作谓语，充任定语比较少见。动词充任定语有时也会造成词义的引申。“乳”有一个义位是“幼小”(贾谊《新书·胎教》“无养乳虎，将伤天下”，鲍照《咏采桑》“乳燕逐草虫”)，这是在“喂养”一义的基础上，通过用作定语而引申出来的。

3.动词用作状语造成的词义引申。动词也可以充任状语，充任状语的动词在性质和意义上有时会发生变化。“益”的“更加”义(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吾父死而益富”)，显然是在“增多”义(如《史记·高祖本纪》“秦益章邯兵”)的基础上，通过充任状语引申出来的。

4.形容词用作状语造成的词义引申。形容词主要充任定语和谓语，充任状语的情况相对较少。形容词充任状语，有时也会造成意义的引申。“信”有“果真”“确实”“的确”等义(如《孟子·公孙丑上》“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它们应该是在“真实”义的基础上，通过“信”字充任状语引申出来的。

5.被动用法造成的词义引申。一般所说的活用是不包括被动用法的，其实，动词的被动用法对于其主动用法来说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活用。如果说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是让本来不带宾语的动词带上了宾语，那么被动用法就是让本来带有宾语的动词去掉了宾语。正如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可以造成词义引申一样，动词的被动用法有时也会造成词义的引申。如“解”字的“松散”义就是在其“分解”等义的基础上，通过被动用法引申而成的。

除了词类活用造成的语法引申之外，重新分析也可能造成语法引申。如“吃杖”本是动宾短语，当重新分析为“吃杖击”时，“吃”的意义就变成了“遭受”义。

我们可以将借代(换喻)和比喻(隐喻)等修辞手法所引发的引申称为“修辞引申”，将词类活用和重新分析等语法变化所造成的引申称为“语法引申”。

二、关于引申义与比喻义的关系

对于引申义与比喻义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看法比较模糊。《辞海》在解释“本义”时写道：“本义，一个词的本来意义，对引申义、比喻义而言。”在解释“转义”时写道：“一个词由其本义中派生出来的意义。包括引申义和比喻义两类。”这种将引申义和比喻义并列起来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所谓“比喻义”，就是通过比喻引申形成的意义。根据前文所述，比喻引申是引申途径中的一种，“比喻义”是“引申义”中的一种。因此，比喻义与引申义是领属关系，而非并列关系。

之所以会将“比喻义”与“引申义”并列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比喻反映的只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通过比喻途径而形成的意义不算引申义。我们认为，尽管比喻的客观基础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非相关性，但是通过比喻引申形成的意义与它的基础义(作为比喻引申基础的本义或引申义)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同的义素，因此它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内在联系。下面举例说明。

【盔】

基础义：[用泥土烧成，圆形中凹，容器]

比喻义：[用金属制成，圆形中凹，帽子]

两个义位之间存在着“圆形中凹”等共同义素。

【攻】

基础义：[用一定的工具和手段，费力费时，打磨玉石]

比喻义：[用一定的工具和手段，费力费时，治疗身体]

两个义位之间存在着“用一定的工具和手段”“费力费时”等共同义素。

【苦】

基础义：[味道，象胆汁或黄连，草本植物]

比喻义：[味道，象胆汁或黄连]

两个义位之间存在着“味道”“象胆汁或黄连”等共同义素。

【担子】

基础义：[需要承担，扁担和挂在两头的东西]

比喻义：[需要承担，任务]

两个义位之间存在着“需要承担”等共同义素。

【曝光】

基础义：[使，照相胶片、感光纸等，暴露在光线下，起化学变化]

比喻义：[使，隐秘的事情，暴露在人们面前，被人们所知]

两个义位之间存在着“使”“暴露”等共同义素。

【机械】

基础义：[利用力学原理构成，根据设计好的方式运行，不能随机应变，装置]

比喻义：[头脑等，不能随机应变]

两个义位之间存在着“不能随机应变”等共同义素。

综上所述，比喻义是比喻引申形成的引申义，是引申义中的一种，它与基础义之间存在着共同义素，关系比较密切。

三、关于词义引申与词义嫁接的关系

众所周知一个新的语音形式和新词可能是来自内部创造，也可能是来自向外部(方言或外语)吸收；一个新语法形式的产生也有语法化和类化这内外两种途径。同理，词义的增加也有内外两种途径：内部途径就是上述的词义引申，外部途径就是下面要谈的词义同化。

许嘉璐先生(2005)说：“历来谈词义引申，只着眼于单个词意义延伸的情况，或描写其轨迹，或探究其原因。实际上词义的延伸并不是词的个体孤立地、一个词一个‘模样’地进行的。一个词意义延伸的过程常常‘扩散’到与之相关的词身上，带动后者也沿着相类似的线路引申”[3]24-41。许先生这里所讲的就是词义增加的外部途径。不过，许先生将这种途径称为“同步引申”则无法表明它与引申的本质区别。

孙雍长先生(1985)对此也有论述，但他称之为“词义渗透”。他认为，词义渗透有不同于词义引申的特点，由渗透产生的词义不是“引申”或“假借”所能解释的，渗透的发生主要依据于词与词之间的一定联系，是词义变化的一种横向运动，不是孤立的一个词内的意义演变问题。如“字”的本义是“生育”，引申为“文字”，与“文”形成同义词，“文”除了“文字”一义外还有“饰”义，受“文”的“饰”义的渗透，“字”也增加了“饰”义[4]207-215。

除了“同步引申”和“词义渗透”，还有“相因生义”等称呼。不过，笔者还是比较赞同张博先生(1999)“聚合同化”[5]129-137的说法。所谓“聚合同化”，就是指通过聚合关系造成的同化。这个说法能够跟现代语言学理论接起轨来。

词义增加的外部途径除了“聚合同化”之外还有“组合同化”。所谓“组合同化”是指因为组合关系的影响而将一个词的意义移植到另一个词身上的现象。张博(1999)对这种现象有所论述。他写道，“‘组合同化’与‘聚合同化’都不是单个词词义系统内部孤立的词义运动，而是一词受到和它相关的另一个词的某个义位的牵连带动而发生的词义衍生，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然而，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蚕食’意谓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侵蚀。后来，‘蚕’受‘食’的影响而有了侵蚀义。我们称这类源自词语组合关系的词义衍生现象为‘组合同化’”。

上述词义增加的“聚合同化”和“组合同化”途径，我们不妨称为“嫁接”。“嫁接”是指将一个词的意义移植到另一个词的身上，反映的是词义增加的外部途径。“引申”与此相对，是指从一个意义中引出另一个意义，反映的是词义增加的内部途径。“引申”和“嫁接”是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

四、关于词义引申与词义扩大、缩小、转移的关系

王力先生(1980)认为，“汉语词义的‘引申’情况大致也可以归入这三类(指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引者按)”[6]564。贾彦德先生(1999)的看法与之相近，他认为引申是词义“扩大、缩小、转移的结果之一”[7]389。事实上，词义引申不可能晚于词义扩大、缩小和转移。如“河”，首先是从“黄河的专称”义中引申出“一般河流”义，二义并存(《尚书·禹贡》里已有“浮于洛，达于河”和“九河”之语，前“河”指“黄河”，后“河”指“一般河流”)一段时间，直到“黄河的专称”义消失，这时我们才可以说“河”的意义“扩大”了。

罗正坚先生(1996)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只是汉语词义引申中微弱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根本代替不了汉语的词义引申”[2]58-60。蒋绍愚先生(2005)的看法与之相近，他认为词义扩大、缩小、转移“是就词义引申所产生的结果而言的”[8]74。而事实上，有些词义“转移”并非词义引申所引发。如“鳄鱼”，历史义为“一种鱼”，新兴义为“一种爬行动物”，词义发生转移了，但并不是引申造成的，而是人们认识的变化造成的。再如“坐”，历史义是“把臀部放在小腿上”，新兴义是“把臀部放在椅子、凳子或其他物体上，支持身体重量”义，词义也发生了转移(不是扩大，在现代汉语中，把臀部放在小腿上不再叫“坐”，而叫“跪”)了，这也不是引申造成的，而是客观事物的变化造成的。

我们认为，不能把词义引申与词义扩大、缩小或转移简单地对应起来。词义引申与词义扩大、缩小、转移尽管都能够反映词义的变化，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两者差别，王力先生(1980)作了生动比喻，他说：“一种如蚕化蛾，一种如牛生犊”[6]573。比喻虽好，但未免笼统。具体说大致有以下几点：

观察角度不同。词义引申属于泛时范畴，词义扩大、缩小、转移属于历时范畴。一个词的引申义总是要晚于这个词的基础义，但是其经历的时间各不相同，有的需要几个世纪甚至几个朝代，有的只需要几年甚至更短时间。与此不同，词义扩大、缩小、转移则要经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基础义与引申义可以同处于一个时代，而历史义却不能与新兴义同处于一个时代。所谓历史义就是消失的意义。历史义的消失是词义扩大、缩小和转移的前提。如我们说 “止”词义转移，是在其历史义“脚趾”消失，只存新兴义“静止”“阻止”的情况下。

造成结果不同。词义引申与词义扩大、缩小、转移，所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词义引申会使义位的数量由一个变为两个甚至更多，而词义扩大、缩小、转移则只能使一个义位变为另一个义位，义位所指的对象范围发生了变化，而义位的总数却不会增多。正如张永言先生(1982)所写：“一方面，词义的变化促成词的多义性的发展，使得词的意义更为丰富……另一方面，词义的变化也表现为新旧意义的交替……”[9]55。

另外，在理论背景方面，二者也不相同。词义引申理论主要出自本土。尽管法国语言学家阿森纳·达梅斯特岱尔(1846～1888)曾归纳出“连锁型”和“放射型”两种引申方式(参见石安石2005)[10]51，但是我国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在《说文解字注》中就大量运用了“引申”理论。与此不同，词义扩大、缩小和转移理论则是舶来品。我国训诂家在解释古书语言时有时也会触及字义的古今差异，如《说文解字注》“许以‘殿’释‘堂’者，以今释古也。古曰‘堂’，汉以后曰‘殿’。古上下皆称‘殿’，至唐以后，人臣无有称‘殿’者矣”，但极为零星。而在国外，如德国保罗(1846～1921)的《语言史原理》，法国学者布勒阿尔(1832～1915)的《论语义学》和房德里耶斯(1875～1960)的《语言论》等则有系统的论述(参见张永言1982)[9]61-63。

[1] 邓开初.关于词义引申的途径问题[J].长沙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1).

[2] 罗正坚.汉语词义引申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许嘉璐.论“同步引申”[A].语言文字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孙雍长.古汉语的词义渗透[J].中国语文,1985(3).

[5] 张 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J].中国语文,1999(2).

[6] 王 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10] 石安石.语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 袁培尧]

2016-09-10

张延俊(1961- )，男，江苏邳州人，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带头人，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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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127(2016)06-007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