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林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云南文学研究

从人性开掘跨入历史反思
——评胡性能《消失的祖父》

陈 林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与胡性能之前的作品相比，《消失的祖父》关注的焦点从普遍的人性退回到具体的历史之中,历史与叙事本身成为反思的对象。小说以一个抗战老兵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和四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为线索，写出了作者对中国当代史的独到理解。

胡性能； 《消失的祖父》； 历史反思； 知识分子； 精神史

一

《消失的祖父》是胡性能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中篇完成于2015年，先在《昭通文学》2016年第1期、《人民文学》2016年第4期刊发，随后陆续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中篇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收录转载，引起相当的关注。该作写一个命途多舛的远征军老兵真假难辨的身份与破碎不堪的历史。老兵的姓名、身份几经改变，随着他的“消失”，除了语言的碎片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这部小说像是一篇祭文或是一首挽歌，它不是让我们把“消失的祖父”搁置一旁，恰恰相反，它是对“消失”的拒绝和反抗。

胡性能的小说一贯以强大的叙事掌控能力和对人物心理、精神世界的探幽索隐见长。换言之，他的小说赓续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先锋派“向内转”、形式探索的传统。但作为1960年代中期出生的作家，当胡性能在1990年代步入文坛时，先锋派的语言实验和形式变革已经降温，先锋作家纷纷转向、撤退，现实主义不再是一种有着严格规定性的叙事模式，而是作为基本的普遍性的表现方法被作家接受。在这一创作语境与文学史的演变脉络中，胡性能的小说既有1980年代现代派、先锋小说的流风遗韵，又表现出明显的区分度。

与胡性能之前那些打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印记的作品不同，《消失的祖父》关注的焦点从普遍的内在的人性撤退到具体的特殊的历史之中，人性的开掘和剖析退居次要位置，历史与历史叙事作为主角被推送到思想的聚光灯下接受质询，而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背景。历史与记忆相关，记忆是讨论胡性能小说的一个关键词。但应该注意到，在之前的作品中，记忆是一个与个体的生理、心理相关的概念，因此它往往与个人的梦境、知觉隐秘关联，而不是在社会历史结构的框架中展开，《天涯一梦》、《重生》、《下野石手记》、《母亲的爱情》等作品皆是如此。在此意义上，尽管《下野石手记》这样的作品已经切入中国当代史，但历史只是作为试炼人性的熔炉，人性叙事而非历史叙事才是这类小说的要点所在。《在温暖中入眠》是一部书写底层的现实感较强的作品，但胡性能的笔套始终将冰冷坚硬的现实轻轻隔开，笔墨最终落脚到人性的温暖如初。《变脸》或许是胡性能小说中将时代感、社会文化内涵与人物的心理刻画、精神分析结合得最好的作品。与《变脸》一脉相连且更进一步，《消失的祖父》不但更加集中地写出了人的精神、命运与时代、历史的纠葛，更重要的是历史、历史记忆及历史叙事本身成为追问、反思的对象，这部小说在思想层面触及到某些尖锐的“中国问题”，譬如当代历史叙述的危机，以及背后的存在与思想的危机。

小说标题为《消失的祖父》，祖父在何种意义上是“消失的”呢？寻找“消失的祖父”是在寻找什么？显然，1983年离家出走之前，“祖父”早已“消失”，寻找的与其说是1983年之后的“祖父”，不如说是之前的，是“祖父”的身份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身份得不到确认，便只能是历史的缺席者。就此而言，“消失的祖父”实际上是被消失的，因为关于“祖父”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长期被排斥、驱逐，“祖父”的真实存在被一套虚假的历史叙述所殖民——这套历史叙述在“父亲”那儿深信不疑。于是所谓寻找，其实是对被歪曲、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的寻找。没有一种寻找能够抵达历史，但倘若没有这种寻找，历史叙述将失去它的原初动力。

二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风谲云诡，当个人遭遇历史，命运的起伏跌宕便与历史风云紧密相联，对20世纪的中国尤其如此，这是一个高度历史化的大时代。《消失的祖父》正是要写出20世纪历史大潮冲击下的个人命运遭际，它通过讲述一个远征军老兵的历史变形记来完成。小说主角“祖父”聂保修1910年出生，1983年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他的生平差不多跨越整个20世纪。1942年是他与历史相遇的重要时间点，这一年他参加抗日远征军入缅作战，从个体走向集体，他的命运卷入到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历史之中，从此被不断改写。

时势造英雄，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聂保修投笔从戎，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蜕变为鏖战沙场的战士，这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选择。1942年底带伤返回故乡时，他已然成为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但同时为之后的命运埋下深深的伏笔。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决裂，以及1950年代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抗战时期对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被党派、阶级的观念所取代，中国远征军的丰功伟绩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承认，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原罪的戳记。1943年重回部队，聂保修改名易姓，以地下党的身份潜伏到国民党内部。这是他的又一次变形记。在聂保修变成宁国强的表象背后，包含着思想观念、情感立场，乃至生命信仰的深刻转变，小说没有写这一转变的具体过程，但在那个红太阳升起的年代，这一转变不难理解。1949年底随着国民党的败退，聂保修按理可以从“地下”浮出“地表”，却戏剧性地跟随国民党的逃亡部队去了缅甸，他的身份之谜从此再无破解之日。从地下党变成历史反革命，聂保修再一次被变形。事实上，在那个荒谬错乱的年代，即便不继续潜伏，他也在劫难逃，他的上线黄敏文和另一位远征军战士李茂的历史遭遇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聂保修1966年回国时，整个社会已面目全非、时易世变，他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锒铛入狱，地下党成了劳改犯。1981年出狱重返故乡，年逾古稀的聂保修早已不是当年荣归故里的抗日英雄，而是儿女心中避之唯恐不及的落魄老头。他想在生命的最后时段证明自己的身份，然而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绝望之下，他选择离家出走。随着“祖父”的消失，“祖父”的身份，以及塑造身份的历史更加疑点重重，历史叙述变得十分艰难。

没有身份证明，聂保修就不能确认自己。因此，聂保修的历史变形记是一个自我生命的展开、寻找的过程，不过这一自我确立的基础是建立在集体的框架之内。换言之，在聂保修那儿，“我是谁”的形而上学问题被置换为现实的承认的身份政治问题。“消失的祖父”只有在揭橥一种虚伪的历史叙述如何将历史虚无化之后才可能得救。这里要强调的是，“祖父”的历史付诸阙如，绝不是在新历史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上，因历史的语言构造物性质而宣布其本质的不可知。中国当代历史叙述的危机，不只是语言学、叙述学的问题，更是意识形态和思想的问题。

三

历史的演变不只是政权的更迭、社会秩序、经济结构的变化，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无疑是衡量时代的重要标尺，与文学最具亲缘关系的正是人的精神问题。可以说，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并不是文学的特权，文学，尤其是小说在揭示人的心理、精神世界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消失的祖父》延续了胡性能小说对人物精神世界的特殊关照，写出了一家四代的精神面相，更具体地说，是写出了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史。

1910年出生的“祖父”聂保修属于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这是在“五四”新文化教育、熏陶下成长起的一代，追求独立、藐视权威、反抗压迫是他们整体上的精神底色。聂保修们在青少年时代完成了启蒙教育，他们身上普遍具有个人主义冲动和理想主义情怀。然而，时代甚至不能为这代人留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他们只能在救亡图存的炮火中练就自己。红色的三四十年代在他们的思想、文化性格中注入革命的因素，革命文化与“五四”文化并存使他们既献身到集体主义的革命事业，又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两股文化力量的龃龉、冲突是他们精神世界的真实状态，他们经常因此被视为革命的异己分子。尽管“五四”文化和革命文化都打着反传统的旗号，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传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延续，聂保修们既有较为深厚的文化根底又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小说的一些细节勾画出了聂保修的理想抱负和文化修养。在祖父四十岁那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理想主义光芒：“照片中的祖父，眼睛里面有希冀，带动脸上浮现出某种让人心动的光亮，而镜子中的我，眸子里一片浑浊，看上去世故、慵懒而又贪婪。我在里面看不见自己的未来。”其次，“祖父”与安青的爱情明显带有“五四”人性解放、恋爱自由的色彩，他们的爱情显然有违道德，但从人性的角度却又是可以理解的。再次，甜美的二人世界并没有瓦解祖父的革命理想，他在接到任务后离开安青，一去三十年，这很好地揭示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启蒙理念与救亡现实在聂保修身上的表现。最后，在与“我”的交流中，“祖父”展示出令人惊讶的学识。较之于后来的几代，“祖父”这辈人是既能铁肩担道义，又能妙手著文章的一代。

胡性能同样以照片整体而直观地呈现“父亲”的精神肖像：“家里珍藏着四五本我母亲精心打理过的影集，上面有我父亲无数的照片，幼年、青年和中年的照片，他的每一张照片，表情看上去都略带紧张，总是眉头紧锁，无论是面对镜头还是面对生活，他仿佛都在承受着看不见的煎熬。”“父亲”是1943年生人，这是伴随着政治运动长大的一代，他们成长期间的知识构成单纯浅薄，既缺乏系统的传统文化根底，又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以“左”倾价值观和苏联文化为主。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训练了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在亲历各种斗争后变得谨小慎微，早年的革命理想日渐委顿，转化为在政治夹缝中摸爬滚打的生存哲学。这代知识分子整体上格局较小，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新时期”之后开始补“五四”的课，另一部分则没有跨出这关键的一步。《消失的祖父》中“父亲”弥留之际的忏悔意味深长、发人省思。

1965年前后出生的“我”，从时间看属于后“文革”一代，从思想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来看，可以称为怀疑主义的一代或者后理想主义的一代。这代人在少不更事时耳濡目染革命文化，但并没有成为革命历史的主体；他们的知识结构在“新启蒙”的80年代形成，因此小说中“我”与“祖父”而不是“父亲”更具有精神上的亲缘关系，但他们同样没有成为启蒙的主体。他们真正长大成人步入社会已经是世俗化、商业化的90年代，彼时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人文学科边缘化，理想主义在内、外两方面都遭到挑战，启蒙与革命的现代性叙事开始受到质疑：“我其实知道，我与父亲的冲突，在于他与祖父一样，都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快到知天命的年龄，才发现理想主义者可疑，因为他们的身上，容易潜藏秘而不宣的专制主义的基因。”对理想主义、普遍主义、宏大叙事、意图伦理的质疑是90年代思想界的重要成果，这些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被悬置起来重新思考，而应对复杂的现实，新的有效的价值理念并没有建立。因此他们只能走在怀疑主义的道路上，除了怀疑别无所信。时代之风擎不起高调的理想主义大旗，“小写的人”在旗杆旁守着他们的“消极自由”，对这代人，小说中“我”的自我评价是：浑浊、世故、慵懒、贪婪、平庸、碌碌无为。

知识、文化、话语的权力关系可能造成历史的遮蔽，然而，历史记忆今天还面临新的危机——历史冷漠。对历史叙事的质疑并不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将历史送进坟墓的，是对历史的冷漠。《消失的祖父》写道：“我不知道能与谁谈起祖父，跟儿子说？他根本不感兴趣。”以“儿子”为代表的一代普遍患有历史冷漠症，历史与他们的联系细若游丝，非常脆弱。这代人似乎可以在没有历史的空间化生存中自得其乐。当然，历史冷漠症本身是由历史与现实决定的。人文学科的社会地位边缘化后，技术专家的地位凸显，然而，“电脑篡改的人，眼眶深陷，眸子就像黑夜里闪烁的磷火。”技术即便没有对人形成新的控制，至少它在意义世界的领域显得无能为力。——在那里，“看不出祖父的痕迹，也没有我的影子”。

[1]裴毅然. 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2]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陈晓明. 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From Humanity Exploration to Historical Reflection:On Hu Xingneng’stheLostGrandfather

CHEN 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works of Hu Xingneng,theLostGrandfatherfocuses on the specific history instead of the universal human nature. In the fiction, history and narrative itself becomes the object of reflection. This fiction takes the historical fate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veteran and the spiritual history of the four generations of intellectuals as two clues, and writes the author’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Hu Xingneng；theLostgrandfather； historical reflection； intellectual； spiritual history

2016-10-10

陈林(1989— )，男，云南曲靖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

A

2095-7408(2016)06-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