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一

公元784年夏天，蔡州，几个野蛮的叛军士兵，勒死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位被勒死的老人，就是一代书法大师颜真卿，时年76岁。这位大书法家，做官口碑极好，为唐朝一代名臣。

这样的悲剧场景，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譬如，绝对担得上“伟大”二字的阿基米德，城破时正在研究几何图形，当罗马士兵闯进门来，沉浸在科学思考中的阿基米德提醒侵略者不要踩坏他画的图，请求侵略者待他运算完再下杀手，但后者立即用剑刺穿了老人的身体。

文明是向善的，而野蛮却只追求恶。在野蛮面前，文明往往如此脆弱。当金兵铁骑兵临城下时，汴梁，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一座通过《清明上河图》让后世窥其盛况的名城，面对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却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任其掳掠。史书中记载了一处意味深长的细节：金兵扎营城外，索要无度，有一天要的居然是元宵节的灯饰。然后，正月十五，以前灯火辉煌的汴梁一派死寂，城外金兵营寨却张灯结彩，金兵命令开封全体百姓上城墙“观灯”。可以想象，观灯者两股战战、满心恐慌的模样。

宋朝文化空前进步，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享誉千古，对人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然而，一个来自遥远北方、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轻易就给了大宋终极的侮辱。锦绣江山，衣冠文物，沦落不堪。最不堪的，还是人的命运。史载：宋朝实在无法支付金兵的巨额金银索求，于是双方折算出了一个以女性折抵金银的公式：王妃、帝姬每人折合金子一千锭；宗姬、宗妇每人折五百锭；族姬、族妇二百锭；贵戚女折金一百锭……那些精擅书画、迷恋词曲的贵族女性，还来不及在一个婉约缠绵的梦中醒来，就零落成泥碾作尘，成了蛮族的性奴。

文明在野蛮面前的不堪一击，让很多人愤懑、迷惑与绝望。

1942年2月22日，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时值法西斯最猖獗的岁月，茨威格曾经历过的那个昨日的世界不见了，他曾经熟悉的那个光荣时代结束了，他曾经在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也在战争中第二次把自己撕得支离破碎后消失了。而今，留他只身一人，“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

茨威格不甘心见证文明的失败，他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没能穿过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他没能见到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二

试想，汉、唐、明，哪一个朝代开始，不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们面对文化落后但骁勇善战的北方游牧民族，并未一味退让，颇多万里远征、漠北驱敌的壮举。即便是文弱的宋朝，缔造者赵匡胤也是马上得天下，以神勇著称。

事实上，宋朝的军事科技成就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步兵拥有360米到400米的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单兵武器神臂弩；骑兵拥有射程近200米的大型复合弓；炮兵则拥有冷兵器时代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重型三弓床、车弩炮，据《武经总要》记载，其射程达惊人的1600米，而同一时期，欧洲最先进的大型希腊弩炮的极限射程只有400米。

但车弩炮神臂弩一类，还算不上宋军最可怕的神器，他们还掌握并熟练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神器——火药武器，配合单兵弓弩或重炮的各种火药箭、火蒺藜。宋军还研制出了第一种管状火器：突火枪；第一种火焰喷射器：猛火油柜；第一种开花炸弹：震天雷……但掌握了如此多“神器”的宋朝，为什么仍然避免不了靖康之耻、崖山之亡呢？

宋朝重文轻武，气质偏柔弱，但这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什么？且看一个历史细节：宋徽宗重用佞臣，一大爱好是听宰相李邦彦讲黄段子。李邦彦模样俊秀，熟悉猥鄙之事，他讲黄段子，应该是一边讲一边辅以肢体动作的。有一次玩过火了，他把衣服全部脱光，现场做淫秽表演。徽宗大怒，拿起一根棍子满场追打。李邦彦顺着柱子攀到梁上，用娇滴滴的声音求饶，逗得徽宗笑弯了腰，命宦官传圣旨：“可以下来了，没事儿了！”皇后碰巧经过，暗自摇头叹息：“宰相都这样，国家能治理好吗？”

靖康年间，金兵大举来犯，李邦彦坚决主张割地求和，一个霹雳炮手在城墙上冲金兵发炮后，竟被李邦彦枭首处死，结果再无人守城。文明，就这么轻易溃败了。

有着辉煌开端的汉、唐、明，都因为自身缺陷，无一例外走向了衰弱失控——有制度的缺陷，有文化的缺陷，更有人的缺陷。人是文明的核心，所有机密的掌握者。人身上的缺陷，诸如嫉妒、贪婪、偏见、傲慢……一切恶的因子，只要有机缘，就会开出恶之花。

颜真卿之死，就是源于宰相卢杞。此人狭隘、善妒，只想把比自己有才华的同僚一律排挤出去，以确保自己相位稳定。所以，当藩将李希烈威胁洛阳意欲反叛时，卢杞居然奏请皇帝让年近八旬的颜真卿去劝谕李希烈归降。在卢杞看来，颜真卿是四朝元老，才华、能力与品德、口碑均在他之上，他一定要借叛军之手，让颜真卿去死。

令人唏嘘的是，颜、卢两家本是世交，颜真卿对卢杞还有恩。史载，卢杞的父亲卢奕当初被安禄山杀害，叛将段子光携首级在河北诸郡示众。后来，颜真卿把段子光捉住杀掉，并取出卢奕等人的首级，以蒲草为替身，入棺埋葬。其时，卢奕脸上尚有血污，颜真卿没有随便擦去，而是恭敬地用舌头舔去。如今，故人之子咄咄逼人，颜真卿无奈至极：“我对你父亲这般好，你何必如此不容我呢？”

即使放在今天，“以舌舔面血”，这也是令人感动不已的仁义之举，但在人性之恶面前，所有的美德都如浮云。卢杞这种人的逻辑是：野蛮时代，甭跟我讲什么文明！

三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与野蛮的博弈中，这是另一种现象：所谓的文明，比所谓的野蛮更野蛮。

1861年，法国文豪雨果写就《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怒斥了“文明的野蛮”：“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这封信的精华在于这么一句：“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无论中外，这种自命为“文明”者，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负，睥睨野蛮。但有些过于自负的文明，往往走向极度的自私自利，被视为野蛮者，就得不到文明的同等待遇，甚至不被视为“人”。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在印度洋掳掠了一艘非洲摩尔人的商船，在抢劫了财物后，他下令放火烧船，船长苦苦哀求：“我们是举手投降的，并没有丝毫反抗，请你凭着人类的良心看着办吧！”但达·伽马又怎么会把摩尔人看作“人”。他通过舷舱欣赏大火吞噬商船的景象，看着妇女紧紧地搂住儿童哀求饶命，最后下令开炮轰击，熊熊燃烧的船沉入了海底。他没有任何愧疚，因为“人类的良心”，只作用于同一个等级的“文明”。

这就是答案：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制造奥斯维辛；衣冠楚楚的绅士，转眼能变成残酷无情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文明对所谓野蛮所干的事情！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所著的《日本帝国衰亡史》中，这么叙述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文化发祥地的国家（他们的罗马和希腊）施以如此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任何一国军队的军人在外国的国土上失去控制后做出他们在国内绝不敢犯的野蛮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无法说明日军暴行的规模和严重的程度。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的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

日本人总是热衷于把侵华归结于“教训中国”，在他们眼中，日本是文明先进的，中国是野蛮落后的，这种“教训”并不需要文明层面上的交流，“低等民族”只需要用恐惧来征服。

文明不是绝对的，更不是纯净的，文明之中，夹杂着野蛮，甚至可能在某些特定时期，文明被自身中爆发的野蛮所吞噬。即使在今天，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瞬间也可能摇身一变为斯文败类，暴露其最野蛮的一面，更遑论一般人了。文明之中的野蛮，就像一个再健康不过的人，体内也都有原癌基因，如何抑制其不恶化为癌细胞、恶性肿瘤，是医学上至今未解的一大难题。

如何抑制内心的野蛮冲动？如何抑制、剔除文明中的野蛮基因？这是当前一个更大更无解的难题。

对文明而言，野蛮如附骨之疽，即使在高度文明的躯体内，也隐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因素，存在着恶化的风险。在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现代的野蛮人、文明的野蛮人，他们甚至是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艺娴熟，他们有高度文明的外表，还有一颗没有跟着进化的野蛮之心。

或许，直至遥远的未来，人类文明终结，也不可能消除野蛮。人类能做的，就是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保持对文明内部野蛮因子的有效遏制。

（高良槐荐自2015年11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