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富豪的“段位”高，意味着往往能超越那些非市场的力量，个人地位和资产积累也更稳固。“工科男”马化腾、李彦宏，对政治三缄其口，只因他们比谁都“懂政治”。

天下的钱都是一样的，人们获得财富的“红与黑”逻辑也大同小异。但是，富豪“段位”却各有不同。

所有人都希望成为富豪，这是阶层晋级。但富豪同样需要晋级，这关乎财富稳固和个人命运。

经过30多年的财富积累，中国富豪出现了明显的“段位”分化。这种分化，并非完全按财富多寡来界定，而很大程度上基于富豪的自我定位和宏观视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旗下资产结构的配置大框架。

目前，中国富豪可以分为3个“段位”：第一层次是地方土豪；第二层次是全国性超级富豪；第三层次是全球巨富。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段位”越高，也意味着你往往越能超越那些非市场的力量，个人地位和资产积累也更稳固。

所有人都看到这一点。因此，无论是万达、复星、安邦，还是BAT互联网巨头背后的富豪，以及其他即将崛起或不为人知的精英，他们全都在进行一场“段位”晋级大战。

“问题土豪”的套利逻辑

1999年，大连诞生了中国商业足球史上的一笔大生意。万达集团向实德集团转让俱乐部30%股份，球队取名为大连万达实德足球队。一年后，实德买下所有股份，球队正式更名为“大连实德”。足球界戏称，徐明正式接过了王健林的“棒”。

“接棒”之外，这或许也代表了一种分道扬镳。此后，王健林和徐明走上了不同的富豪之路。前者要做的是全国性的富豪，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套利，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获取超额收益，这是地方性的土豪。

两种富豪的命运是不同的。这些年，那些走上了审判席或者证人席，以及“失联”很久不知所踪的富豪，多半都属于土豪层级。

所谓“土”，并不在于其出身，而在于其地方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出问题的“土豪”，除了公开的商人身份之外，他们的另一重身份必定是某些权贵家族或者地方官员的“私人财富操盘手”。

自古以来，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之下，中国富豪的获利方式其实只有两种：一是特许经营，二是套利。地方土豪在这两方面表现得最突出，出问题的人也最多。

新中国建立之后，特许经营类的富豪不再有生存空间。因为，特许经营成了国有企业的专利，也是新兴大国执政的经济基础。

但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掌控，也为套利型富豪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套利型富豪的套利逻辑，是在政治权力的帮助之下，在国家控制的商品或要素市场获取低价商品和要素，然后高价倒卖。王石曾“倒卖玉米”，而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拿“批条”，做“倒爷”的高干子弟，更是套利型富豪的初级版。

商品市场的套利之外，更高级的是要素市场的套利。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富豪的发家逻辑都是：在商品市场“套利”淘得第一桶金，然后进入要素市场“套利”，从而把生意做大。

所谓要素，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资金。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多数都曾在这两个要素市场左右逢源。近年来，两庄涉及政治局前委员级别的腐败大案，都有着这类富豪的身影。

在陈良宇案中，富豪张荣坤非法取得上海社保局32亿元资金，用来收购沪杭高速上海段的经营权。这是典型的资金套利行为。

在薄熙来案中，徐明的套利表现在土地要素上。徐明在大连和重庆拿地，得到了薄熙来的不少照顾。

不过，除了套利之外，这些腐败案件同样有特许经营的影子。比如，张荣坤的福禧投资用杠杆收购方式，将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经营权纳入囊中，成为了公众视野中的“公路大王”。这既是国有股权的低价转让，也是一种权力护航的特许经营。

2004年，在薄熙来出任商务部长期间，大连实德获得了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石油贸易是国家管制最为严格的贸易领域，一般的民营富豪难以涉足，而当时的徐明不过三十出头。

王健林曾回忆说，万达一度在大连过得很难受。“一个是当时的领导也不太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也不表示啊，老不表示。”“（在大连）跌跌撞撞的，很少直接从一手拿到地。”

2008年，王健林将万达总部由大连迁往北京CBD万达广场，在公司结构层面搭建起了全国性的布局。而此时的徐明，正忙于在重庆拓展项目，在“问题土豪”的路上如鱼得水，越走越远。

超级富豪的“国家责任”

不过，万达搬到北京未必真是混不下去，而是王健林本人希望这家企业是真正的全国性企业，自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富豪。

对比而言，无论是徐明，还是张荣坤的致富故事，都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尽管他们的财富曾位居富豪榜前列，但他们根本算不上全国性富豪，而只是地方土豪。

另外一些“出事”的富豪也大多情况类似。他们之所以发迹，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和地方官员的“关系”。这并不是说，地方性土豪都有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性土豪正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也是推动一方发展的积极力量。但与全国性富豪相比，从根本上来讲，地域只是表现，而真正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特别是资金市场的利用程度有所不同。

某种意义上讲，全国性超级富豪的产生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大进步。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其实并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超级富豪。

只有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超级富豪，王健林是个典型。

除了全国性的地产富豪，另一类全国性富豪是综合财团背后的大佬。最初，他们横跨多个行业，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腾挪资金。综合财团的最大好处是，如果A行业能够拿到的融资比较便宜，而B行业收益高，那么他们便会在A行业融资，在B行业投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很多超级富豪的财富版图中，竟然有钢铁这种利润并不高的行业，即便行业走入下行周期也不放弃。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些落后地区，钢铁行业关乎地方政绩，会得到地方政府的隐性支持，同时也易于和银行搞关系，因此会对整个财团的融资有帮助。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很多超级富豪的财富版图中，竟然有钢铁这种利润并不高的行业，即便行业走入下行周期也不放弃。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些落后地区，钢铁行业关乎地方政绩，会得到地方政府的隐性支持，同时也易于和银行搞关系，因此会对整个财团的融资有帮助。

但现在，中国的财团们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资金腾挪，它们很多索性拿金融牌照，建立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复星，以及后来崛起的安邦、宝能等，便是典型。

就背景而言，地方土豪和全国性富豪是有所区别的。张荣坤出身于苏南一个普通的石库门大宅院，徐明出身于东北农村一个茅草屋，刘汉也出身于四川的贫寒之家。他们都没有受过像样的大学教育，但天资聪颖，有着出人头地的野心。

对比而言，许多全国性富豪则显出不同的一番格局。王健林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老红军，在四川担任过中层干部。复星的郭广昌虽然出身农家，但上了复旦大学，是中国式阶层流动工具——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走向全球巨富

全国性富豪阶层的崛起，另一个必须提及的群体是互联网精英。他们是中国富豪从富豪的“第二层级”通向“第三层级”的过渡阶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除了“性情中人”马云偶尔把持不住之外，中国的绝大多数互联网精英几乎不谈政治，甚至一点都不谈。这并非他们都是“工科男”，而是源自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互联网产业是中国享受“大国红利”最多的行业，没有之一。

互联网产业的精髓根本就不是什么“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之类，而在于这个产业具有最低的扩张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扩张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让它们享受“大国红利”最多、最快。

但“大国红利”也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做大，市场扩张是几何级增长，反过来，国家政策的任何变动，对行业的影响也是几何倍数级的。

以前，和房地产公司相比，互联网产业几乎不需要处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政治的“摩擦成本”几乎为零。但现在，这种局面也在改变。互联网公司开始热衷于到地方“拿地”，变相搞房地产，或者拿地方的“大数据”项目，和那些不重视考察产品质量与服务绩效的政府机构做生意。

可以说，即便抛开社会稳定、舆论政策之类的问题不谈，就商言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比其他任何行业都需要“讲政治”。“工科男”马化腾、李彦宏，对政治三缄其口，这只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懂政治”。

2015年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达到4.4%的水平。在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据1/3。但是，数据并不能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富豪已经跃居世界级。他们只是比第二层级的全国性富豪略高，还远远没有达到第三层级。

第三层级是全球巨富，他们位于全球财富金字塔的顶端，这不单是指财富数量，更是指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个塔顶，可以避免一国政治、经济变动可能造成的财富贬损，而第二层级则没有这个能力。在中国，只有李嘉诚这样少数的顶级富豪勉强做到了。

在融资端，李嘉诚旗下上市公司的资金来自于香港股市，这是一个世界化的融资平台。因此，在融资端，李嘉诚是世界级的。

在投资端，李嘉诚的资产在英国、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美国、以色列广泛配置，这意味着它的投资端也是世界级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尽管在美国或香港上市，但它们只有融资端是世界级的，而投资端即主要的业务板块局限于内地，因此还说不上存在真正的全球巨富。

中国目前政治稳定，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地之一，扎根中国是富豪们明智的选择。但不可否认，中国富豪们的全球味还不够浓，这也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实际上，国家权力对中国富豪晋级“全球巨富”这一点也是支持的，因为这是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优质资产的最好路径。

无论是王健林这样的地产大亨，还是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他们都深谙作为中国超级富豪有着什么样的“国家责任”，更清楚现在和未来应该做什么。他们的心中，这条由“第二层级”晋级“第三层级”的路正缓缓铺开。

（新宇荐自《燕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