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琛

警惕“抗战”题材影视剧的“超现实主义”与过度表现

□秦琛

“抗战”影视剧是近几年电影电视产业创作的热门题材，它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从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视文化产物。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弘扬社会主义时代旋律为主旨，激发人们追求理想的意志。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影视剧创作的娱乐化、随意化、市场化，审查力度的宽松化，以及大众审美趋向的偏失，大批量“超现实主义”和过度表现的“抗战神剧”粉墨登场，不断挑战着民众的审美底线。一方面，我们要认清并警惕这种谬误所引发的价值歪曲；另一方面，也要重建“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价值观，弘扬正直的民族意识形态，确保今后主流影视剧作品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抗战神剧；过度表现；娱乐化；审美认知；价值观重建

近几年来，故事荒诞离奇、形式光怪陆离的“抗战神剧”霸占了荧屏，这些影视剧题材虽属于历史范畴，但是从表现形式上早已超出了受众认知和主流文化的价值趋向，对观众的审美底线进行了无情的挑战。影视剧作为最贴近群众的影像文化产品，抗战神剧的出现直接影响了我国文化传播与精神文明建设。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来讲，这种价值观从历史上和现实上都是不成立的。影视剧的“创作、发布、接收”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过程，依据拉斯维尔的“5W线性传播理论”，在传播者、传播媒介、把关者、受众与对象、传播效果等方面，抗战题材影视剧都出现了“超现实主义”与过度表现的倾向。

一、创作者的历史观偏颇所导致的艺术加工过度化

创作者作为艺术加工处理的总设计师，对于正确的历史观有着非正常的认知与理解，这些所谓的历史故事，在剧本的撰写、剧作的拍摄过程中普遍缺乏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对于历史的真实性进行着想当然的编造，也集中反映出很多影视工作者缺乏基本的敬业精神和道德素养。

艺术的加工过度化表现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肆意徜徉的故事嫁接，让原本严肃的历史题材变得光怪陆离。任意地开辟情场和战场，将抗战故事与偶像情节、魔幻情节、穿越情节胡乱联系，离奇纠结的人物关系，啼笑皆非的故事剧情，上演了一幕幕荒诞不经的抗日闹剧。“裤裆藏雷”“手撕鬼子”“化骨绵掌”“飞檐走壁”已是常态，“手榴弹打飞机逆天开挂”“尼姑与八路军的暧昧纠葛”又粉墨登场，荒唐可笑的剧情一次次挑战着观众的审美底线，也反映出文艺创作者的道德缺失。

艺术加工过度是文化传播现象中“故事编码失实”的基本表现，违背了起码的创作规律，脱离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美国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曾经说道：“影视剧的创作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这种“镣铐”就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和逻辑现实；这种“舞蹈”，不是摆脱现实的枷锁，而是要在故事情节、人物设计上下足功夫，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

依据“议程设置”理论，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传媒行业的领头羊和意识形态的领袖，创作者的文化产品会直接影响受众的选择性，更会引导民众的关注视点。创作者的历史观、价值观严重偏失，不但没有反思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反而对于民族之殇麻木冷漠，这种缺乏爱国主义和责任意识的行为，是传播者对于民族心理缺乏足够认知的表现。

二、社会大环境的教育缺失所致使的受众品位低俗化

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以辉煌的胜利宣告华夏民族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长期的教育缺失下，民众对于外来侵略者的敌对心理变相演化成了仇视、丑化、贬低，将自身的情感与艺术作品中的审美趋向混为一谈，在观看影视剧时所得到的满足感大大超越了理性的认知。这也与国民性格中某些弱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世纪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愚昧心理，不愿正视过去和现实，极度的自我膨胀，通过“精神胜利法”寻找自我心理慰籍的民族劣根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依旧有所残留。

此外，抗战神剧对于历史毫无底线的玩弄和亵渎，一味迎合民粹主义来自我麻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受众群体的教育缺失。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快节奏、高效率的生存模式，导致了受众在选择文化产品时过分追求娱乐化、低俗化，缺少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一些优秀的文化被弃之高阁，而我们对于严谨的历史观、价值观的教育出现了严重的误区。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史上出现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以受众接触媒介的动机出发，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所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社会效用。然而，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受众的选择性往往是盲目的，具有“仪式化”的，而并非高度精心的，过分强调个人情感喜好和心理因素导致所选择的媒介内容脱离了传媒生产过程和社会系统。受众品位低俗化的社会现象，也让那些任意亵渎历史、篡改历史的创作者有了可趁之机。

三、商业逻辑绑架艺术思维所引发的剧作生产娱乐化

2012年，随着《抗日奇侠》的“成功”播出，各大电视台黄金档共推出关于抗战的影视剧多达70多部，抗战主题的作品已成为电视生态下的显著现象，抗日神剧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可观的收视率、低成本高收入的无限复制和“拿来主义”也为这种光怪陆离的商业产品培养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发生了严重的失衡。

抗战神剧的出现，是一种商业化的现象，为了迎合受众的猎奇心里，夸大故事内容，通过一些所谓的“看点”吸引观众的目光，扩大受众群体，获得高昂的收视率，引发商业效应。这种“奇技淫巧”的手段和商业逻辑，在“红色”题材的庇护下，能够顺利地生产和播出。

传播学者赖斯所提出的“媒介的四个功能”中指出：“单方面的过分突出娱乐功能，会损害媒介的社会协调和文化传递。”抗战题材影视剧是现代人了解过去、解构内心历史框架的重要途径。在取悦观众的同时，更肩负着引导大众审美倾向、传播普世价值观和历史观的重任。不可否认的是，娱乐是民众生存的基本所需，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表述。然而，列宁的一句“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告诉了我们，一味追求商业化、娱乐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符号的社会意义将不复存在，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随之倒塌。

2013年5月初，广电总局在南昌举行了内部会议，除了严肃批评部分抗日剧中存在的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外，还表示创作应该尊重历史，严肃创作，严格把关。2015年2月，广电总局在深圳召开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发展座谈会，田进在讲话中提到：“全国省级卫视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重点电视台，要把握节奏，安排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俱佳的抗战剧进行播出。”2016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一则关于《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进一步整治抗战“神剧”“雷剧”，对出现问题的制作、播出机构做出相应处理。

在整改的大背景下，《伪装者》《火线三兄弟》《秀才遇上兵》《彭德怀元帅》等一大批优秀的国产抗战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风起云涌，跃然于荧幕，走进了大众视野，刮来了一阵许久未见的清新之风。

然而，对于“抗战神剧”的严格管制，不是一味地完全否定并扼杀文艺工作的创造力，只是希望能够对于影视剧中存在的过度表现和泛娱乐化等问题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重视，促进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平衡，防止文艺作品再度沉沦，为抗战题材影视剧的价值观重建指明方向和道路。

1.梁超.“抗日神剧”的生存土壤与发展走向[J].新闻研究导刊,2015(10):65-66.

2.陈旭光.“红色资源”与“抗战神剧”的娱乐化限度[J].中国电视,2015(08):21-25.

3.杨洪涛.抗战“神剧”的文化悖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12):93-95.

4.徐焰.“抗战神剧”泛滥反映出什么思想倾向[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04):105-109.

5.吴月玲.神剧退出黄金档,抗战剧路在何方[N].中国艺术报,2013-05-20(004).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本文系2015年江西省艺术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抗战题材影视剧的价值观重建研究”（项目编号：YG 2015094）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