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6）

·史学研究·

黄遵宪“国学”的“东学”渊源

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6）

中国近代，学界把“东学”狭指“日本之学术”。因为研究近代的黄遵宪“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即借用了近代通用的“东学”之涵义。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并且多次提到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叙述了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代表人物之一本居宣长。我国近代，国学界盛行“国粹”之说，也不可忽视黄遵宪的贡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给予了我国近代国学者极大的影响。我国近代学者通过《日本国志》，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而且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了解了日本近代的“国学”，了解了日本的“国粹”，黄遵宪对我国近代“国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并且黄遵宪也阐释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对日本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

黄遵宪国学东学渊源

黄遵宪（1848年—1905年），广东嘉应州（现在的梅州）人，字为公度，号为布袋和南，清朝光绪三年（1977年）开始，历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官、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二等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梁启超给予了黄遵宪很高的评价，“1897年初，梁启超在《实务报》上发表《日本国志后序》谈及他研读《日本国志》的感想，他感慨地说：‘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他看来，《日本国志》与甲午战争后政局变化显然有密切关系。他不仅将黄遵宪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称之为‘良史之才’。”［1］（P338-339）可见，梁启超把黄遵宪称为“良史之才”。黄遵宪是中国近代维新改革的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国学”的开启者之一，给予国学大师梁启超以非常大的影响。在我国现阶段，一般认为“国学”即“一国之学术”；而“东学”按照字义应该是“东方之学”，但是在中国近代，学界把“东学”狭义地指“日本之学术”。因为研究近代“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即借用了近代通用的“东学”之涵义，以此，分析近代国学大师黄遵宪“国学”与“日本学术”之间的关系，即为分析黄遵宪“国学”之“东学”渊源，分析如下：

一、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关注了日本“国学”

“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历史悠长。1877年1月（清光绪二年十二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清廷命何如璋为首任使日公使，张斯佳为副使。何如璋对黄遵宪‘谈论实务之言论’早有所闻，奏请他任使馆参赞官。11月，黄遵宪随使由上海启程，12月抵日本东京。”［2］（P1）黄遵宪抵达日本的第二年，即1878年就开始编篡《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其目的是打算借鉴日本的明治思想，寻求救中国之思想。黄遵宪强调：“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3］（P3）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在中国根深蒂固，又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自近代我国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不仅打开了中国的经济大门，也逐步打开了中国的文化大门，但是真正使我国对自己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的事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国如梦初醒，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在与西方近代思想、日本明治思想的猛烈撞击中，反思，重生，发展。

日本学者小林武说：“在中国产生了关于日本的专著，以黄遵宪《日本国志》四十卷（1887年）为代表。黄遵宪作为驻日公使馆参赞随行何如璋来日，他用了八、九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本书堪称‘奇作’（薛福成《日本国志》序）。薛福成称其为‘奇作’，是因为中国与日本很早就绝交，而书中也没有倭寇、出兵朝鲜等等旧嫌之情，也没确定两国之间将来是友好还是仇敌，而是黄遵宪从二百多种搜集了资料，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完成了此书。……据他认为，日本史书中关于中国的志和书（都是数据与关系事项的记录）相当于没有，所以采集、编篡、校讐（文献批判）三个方面很困难。但是明治后期的社会、经济、教育、军事等等搜集到了详细的资料。即使在记述中，也不能采取根据传统的春秋学删改的态度（为了清楚善与恶，应该写的时候写，应该删掉的时候就删掉的记述方法）。以‘皇’、‘帝’都是君主的名称作为开始，官名、事名、物名、编年法、历程记录法等等，都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日本的名称。不是以中国作为基准叙述的。不以中国作为基准叙述异国，中华意识就开始被相对化了。这样在《日本国志》中记述了：国统志、隣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識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等。”［4］（P30-31）黄遵宪是随行何如璋去的日本，而何如璋这个人，日本学者小林武进行了考证：“清国使馆一八七七年在东京开设，何如璋是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九一年初代驻日公使。”［4］（P29）黄遵宪通过在日本的亲自考察，而著述的《日本国志》，“他在日本任参赞时，为著述《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资料。诚如日本友人源桂阁指出，黄遵宪于‘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终于写成《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四十卷五十万言。”［5］（P14）

“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第一部综合性的巨著。”［5］（P2）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取材范围广博、涉及内容丰富而又比较正确和充实的日本研究著作，《日本国志》首次有系统和较准确地向中国人介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在黄遵宪之前，中国人也有介绍明治维新的。……根本不可能达到让中国人正确地、全面地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目的。只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书之后，才很好地承担了这一任务。”［5］（P197）

在中国的近代，是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其中有：“近世有倡为国学之说者，则谓神代自有文字，自有真理，更借此伊吕波四十七字，以张皇幽渺，眩惑庸众焉。其字体如春蚓秋蛇，纷纭蟠结，不习者未易骤识。”［3］（P808）这里的“国学”是黄遵宪指的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并且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提到“本居宣长”，众所周知本居宣长是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代表人物之一。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先是，处士高山正之、蒲生秀实、本居宣长等，或著书游说，或倡言国学，皆潜有尊王意。”［3］（P70）（《日本国志》国统志二）。日本近代的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被称为“国学四大人”，他们排斥外来文化提倡从日本的固有文化中，挖掘日本固有的精神。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还有多处提到近代意义上的日本“国学”，例如：“使国学者检旧典，大逆无道，臣等敢戮元凶，以慰天下望云。”［3］（P72）又如：“甚则渠论废帝事，阁下使国学者索旧典，仆窃闻之，血泪洒雨，铁肠若裂。”［3］（P181）再如：“又命国学者索废帝古例，将使当是时朝廷决大将军蹈北条、足利辙。”［3］（P181）等等，这里提到使国学者“检旧典”、“索旧典”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国学者是以日本“旧典”为基础，而又说“命国学者索废帝古例”，其意思是说日本近代“国学”又不拘泥于旧学。其实，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特别是本居宣长等人，都主张从日本固有的“旧典”中，阐释日本固有的精神。

二、黄遵宪论述日本“国粹”之说

我国近代，国学界盛行“国粹”之说。不可忽视黄遵宪的贡献，是因为黄遵宪让我国近代的学者通过介绍日本的《日本国志》，了解了日本的“国粹”。黄遵宪指出：“虽然，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身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故在我不在人也。”［2］（P192）在这里，黄遵宪认为日本因为没有日本固有之学，在日本的中古时代，羡慕中国的隋唐，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全面地效仿中国的隋唐，日本到了近世，因为崇拜欧美，举国效仿欧美。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好像身无居所，“东奔西走”、“身影并驰”，为寻立足之地而“国粹”之说兴起。黄遵宪认为，在中国，有中国固有之学，中国“旧学”之弊端，在于“固蔽”。我们要针对“固蔽”，吐故纳新，使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通过相互比较与竞争，而体现中国之固有精神。黄遵宪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急于提倡“国粹”，而当务之急是解除“固弊”，使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获得新生。基于这种认识，黄遵宪认为在我国不急于提倡“国粹”、“国学”，所以1902年当梁启超与黄遵宪商议打算创办《国学报》时，黄遵宪说：“略迟数年再议，未谓不可。”光绪二十八年八月（1902年9月），但是黄遵宪还是主张要坚持我国之“国学”、“国粹”。黄遵宪在致梁启超函中说：“《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如何？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敢当。然遂谓无一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之。公谓养成国民，当以报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广大之。致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2］（P192）在这里，黄遵宪提到了“国学”、“国粹”之词，主张立足于“旧学”，并且通过对“旧学”的“磨洗”进行广大，而保存“国粹”，从而“立国”。

黄遵宪关于日本无有固有之学，即“日本无日本学”这一观点，与日本近代国学者、国粹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日本近代国学者、国粹者们认为日本有日本的固有之学，并且把日本最早的著作《古事记》等，作为日本固有之学的根，从而阐发日本的神道，阐释日本的固有精神。其实，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无论吸取了多少外来文化，都会有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固有文化的。

而黄遵宪所说的“持中国与日本较”，认为中国需要保持“国粹”，没有日本保持“国粹”那么急切，不像日本那样保存“国粹”是当务之急。然而黄遵宪的贡献是在《日本国志》中介绍了日本的“国粹”之说，让我国近代的学者了解了日本的“国粹”。由此，我国近代借用了日本“国粹”一词，例如近代学者黄节（1873年—1935年）认为我国是借用了日本的“国粹”词汇，黄节在《国粹学社起发辞》中指出：“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吾有取于其义云尔。”［6］并且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又指出：“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是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7］其实“国粹”与“国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学”与“国粹”的共同之处是都凸显“国”字，都有爱国主义蕴含，“国学”与“国粹”内容有重叠之处；“国学”与“国粹”的不同之点是：“国学”的概念比“国粹”的内涵宽泛，并且“国粹”还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

三、黄遵宪认为日本“神道”与徐福东渡有关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之“礼俗志四”中，很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神道”，并且论证了日本的“神道”与徐福东渡有关系：“自神武创业，崇神肇基，神功远伐，皆托之以神，而神道益尊。……余观上古之世，清静沏穆，礼神重祭，万国所同。而一切国政皆出于神道，……世所传方士徐福之说，殆非无因欤？自崇神立国，始有规模，计徐福东来已越百载，凡百政事，概缘饰以方士之术，……曰剑、曰镜、曰玺，皆周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将军，亦周秦语也。……后国政以出纳属之秦，造以禊词属之东西汉，若有特重于秦汉人者，当亦有故也。”［3］（P236）黄遵宪在“礼俗志四”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日本“神道”，他认为秦朝的方士徐福，东渡的时候所携带的“剑”、“镜”、“玺”被日本当成了“神器”，并且用神道授徒。而且黄遵宪针对“神道”与徐福东渡有关系的质疑进行了解答。例如有人质疑“剑”、“镜”、“玺”、“大夫”、“将军”等都是“秦语”，认为这些词汇都是“传习汉文之后而名之”，不足以证明是秦人带到日本的。而黄遵宪认为当时没有记载，是上世口耳相传的缘故，并且“镜”、“玺”也都是秦朝之物。黄遵宪又认为徐福，不重视儒家学术，不带儒书来日本不足为怪。总之，黄遵宪认为日本统治者为了统治的目的，而“凡百政事，概缘饰以方士之术”，于是代代相传，于是后来有了“神道”，因此黄遵宪认为“神道”与徐福东渡有关系。

“神道为日本的民族宗教。‘神’在日语中称为‘かみ’发音为‘kami’、原意指拥有超越普通人能力的东西，古代日本人对山川、巨石、动物、植物等自然物以及火、雨、风、雷等自然现象有一种自然现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自然有精灵，此精灵既给个人带来恩惠，有时也会带来灾难，为了安抚精灵的愤怒，求得恩惠，便对自然精灵进行祈愿和崇拜，于是对这些精灵的祈愿崇拜逐渐变成一种宗教感觉，称这些精灵为‘かみ（kami）’，从而形成原始神道。日本各地这样的自然精灵特别多，号称有八百万，可见神道是一种多神教。4—5世纪汉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开始使用汉字的‘神‘字来表示‘かみ（kami）’，从此‘神’带上了祖先崇拜的因素。而原始神道也通过吸收佛教、儒教和道教的教义与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完成了从原始宗教向古代宗教的‘脱皮’。而‘神道’一语，最先见于《日本书纪》的‘用明天皇即位前纪‘……神代作为一种古代宗教，大致可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8］（Pⅲ）由此可见，日本的神道与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也说明了黄遵宪的论证也不无道理。

四、黄遵宪阐述中国儒学对日本学术的影响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学术志一”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明确指出：“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日本之学术先儒而后墨，……日本之习汉学，盖自应神时始。时阿直岐自百济来，帝使教太子菟道稚郎子以经典。十五年，又征博士王仁，帝谓阿直岐曰：‘国有愈于汝者乎？’曰：‘有，王仁者，邦之秀也。’遂征王饥仁始赍《论语》十卷、《千文》一卷而来。应神十五年当晋武帝太康五年。……幕府既崇儒术，首建先圣祠于江户……日本之习汉学，萌于魏，盛于唐，中衰于宋、元，复起于明季，迨乎近日，几废而又将兴。”［2］（P352-354）

黄遵宪在“《学术志》‘汉学’篇中还介绍了德川时代在中国文化强烈影响下日本国学的昌盛。如专治汉唐注疏的古学家细井德民、中井积德、安井衡等。以史学著称的源光国、赖山阳、岩垣松苗等，专治汉词的新田君美、梁田邦美、袛园瑜等。总之，自德川幕府崇尚儒学之后，日本传播儒家思想达到了鼎盛时期，学者‘著述之富，汗牛充栋，不可胜数。’黄遵宪在‘汉学’篇开列了德川时代日本流传的说经书目共四百多种。……表明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之深。”［5］（P304）由此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学术的深刻影响。黄遵宪认为如果否认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否认了日本自身的文化，因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是根深蒂固的，正如黄遵宪指出：“今朝野上下通行之文，何一非汉字？其平假名、片假名，何一不自汉文来？”［2］（P355）就是说，日本的文字都来源于中国文化，那么日本的文化怎么能与中国文化脱离关系哪？可见，日本学术与中国文化也是无法隔离的。

五、结语

由上分析，黄遵宪认为中国“旧学”的弊端在于“固蔽”，在于过于封闭不开化。并且黄遵宪认为我们要针对“固蔽”，吐故纳新，从而使中国的“国学”得到新生，从而保存“国粹”。黄遵宪的思想给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梁启超非常敬重黄遵宪的远见学识，1902年将创办《国学报》的计划与黄遵宪商量，并听取了黄遵宪的建议，使中国文化充分地与外来文化比较，在比较古今、中外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外来文化中精华，在中国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活力，从而保持中国固有文化的“国粹”。“黄在临终前一年对梁启超说：‘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可见黄、梁彼此之间相互理解是非常深刻的。”［5］（P409）不可否认，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给予了我国近代国学者极大的影响，使我国近代国学家们通过《日本国志》，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而且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了解了日本近代的“国学”，了解了日本的“国粹”，是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并且多次提到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叙述了日本近代的“国粹”，为我国近代借用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之词，促进我国近代“国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

［1］黄升任.黄遵宪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陈铮编.黄遵宪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黄遵宪.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日］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M］東京：研文出版，2006.

［5］郑海麟.黄遵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J］.政艺通报，1904（1）.

［7］黄节.国粹学报叙［J］.国粹学报，1905（1）.

［8］［日］津田左右吉，邓红译.日本神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史少博，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K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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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106（2016）08-0100-0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项目编号：15XZX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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