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扜弥国都考*

陈晓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丝绸之路，西域，扜弥，圆沙古城，喀拉墩遗址

扜弥是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道的重要绿洲国家之一。关于其国都地望，学术界曾有过多种说法，未能达成一致。通过对甘肃悬泉出土简牍的解读和对新疆圆沙、喀拉墩两处遗址出土考古材料的分析，本文认为：传世文献所载扜弥改名拘弥之事发生在西汉宣帝年间，其直接原因是国都从扜弥城迁至宁弥城；圆沙古城即原国都扜弥城形制为西域土著圆城，并受到中亚城制的影响；喀拉墩古城即宁弥城，受汉文化影响，平面为正方形。圆沙古城所在绿洲规模远大于喀拉墩遗址，反映了扜弥迁都后实力大减的史实，并从原南道大国逐渐沦为于阗附庸、最终被兼并至迟在公元3世纪，扜弥国已不复存在。灭国后，喀拉墩城在于阗的治下继续使用到公元5世纪，之后被彻底放弃。

一

扜弥是两汉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西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介绍情况时，就提到了这个城邦国家。《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1]扜罙即扜弥。张骞介绍的是他“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可见扜弥在西汉时期应是西域南道的大国，与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并列及至张骞第二次出使时，便派遣副使到这些大国去，其中就包括扜弥，并且得到了扜弥的回应建立了联系：“骞既至乌孙……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2]后来李广利伐大宛归还时，即取道扜弥归国，并专门处理了扜弥向龟兹送质之事。《汉书·西域传》载：“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3]

图一 圆沙古城平面图

图二 圆沙古城南城门

《汉书·西域传》载：“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弥。”[4]西汉时期，中央评估西域国家时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和军队的数量，记录最为详备，各国都有数据。据余太山先生分析，《汉书·西域传》中的统计资料反映的应是宣、元以后的情况，但具体是哪一年已无从可考[5]。仅从人口和胜兵的横向比较来看，扜弥是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中实力最强的，两项指标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于阗，这和张骞的记述是一致的。

需要注意的是，“今名宁弥”一语意味着，扜弥在班固撰写汉书时已更名为“宁弥”。《后汉书·西域传》载：“拘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阳万二千八百里。领户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胜兵千七百六十人。”[6]无疑，东汉时此国名为“拘弥”，班固所言是指国都在宁弥。《续汉书》又称“宁弥国王本名拘弥”，可知拘弥实即国王之名。从新近公布的两条悬泉汉简材料来看，这个更名的时间似在宣帝年间。

“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

“……斗六升。二月甲午，以食质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车使者二人，扜阗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踈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绝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弥使者一人。乙未，食渠勒副使二人；扜阗副使二人，贵人三人；拘弥副使一人，贵人一人；车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精绝副使一人。乙未，以食踈勒副使者一人，贵三人。凡卅四人。”

图三 圆沙古城城墙及城门复原图

图四

图五 圆沙H墓地M1出土器物

这两条汉简本身并没有纪年，但发掘者根据同探方出土的纪年简，对其年代范围进行了判断，认为均可缩小至宣帝年间[7]。对比可以发现，两条简对扜弥的称呼不一样，说明国名可能是在简文所记两事的期间变化的。国名变更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宣帝时期换了一位名为拘弥的国王，另一方面王治从扜弥城变为宁弥城则表示国都位置发生了变化。考古发现验证了这个史实。

二

圆沙古城位于新疆于田县城北230公里，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克里雅河古河道尾闾东部。古城所在绿洲是一处较大的聚落遗址区，最早由勘测人员于1962年发现[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法国科学中心315研究所组成的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于1994年在田野调查中再次发现了圆沙古城，并在1996年进行了发掘，包括一处城门、三处城内建筑遗迹以及周围数处墓地。

古城平面为不规则圆形，周长约995、南北最长处330、东西最宽处270米。城垣顶部宽度为3～4、高度一般3～4米，最高处可达11米（图一）。城垣的结构是以两排竖插的胡杨柱夹以纵向层层铺怪柳枝为墙体骨架，墙外用泥土块垒砌成胡杨枝、芦苇夹淤泥、畜粪堆积成护坡。在南墙中部和东墙北段各有一城门，两侧都有两排立柱，形成门道，南门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完好，南门的门框和用胡杨柱拼成的门板尚存（图二）。从城墙和城门复原图来看，这座古城具有强烈的军事防御性质（图三）。顶部用木棍束来加固、有些地方还修出巡查道，这些建筑方法与中原的夯土版筑城墙技术完全不同，发掘者推测是受到了中亚的影响[9]。

城内采集的陶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夹砂灰陶和黑陶（图四，1），陶钵的形制、质地接近且末扎滚鲁克墓葬、温宿包孜东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图四，2、3），后二者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时期；带流夹砂红陶罐也有发现，这是和静察吾乎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城墙采集木质标本的碳十四数据也集中在西汉时期，与城内出土遗物的年代特征相吻合。

图六 圆沙DM9墓葬

图七 圆沙塞人墓葬及复原图

1996年，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在城外周边邻近地区清理了4处墓地，发掘者认为墓主人即圆沙古城的居民。墓葬形制主要有胡杨树棺墓、竖穴土坑树棺墓、木椁墓等（图六）。从保存较好的墓葬看来，葬式主要是头南脚北，仰身屈肢，与且末扎滚鲁克墓葬较为接近。随葬品一般见1～2件陶钵，夹砂灰褐陶或黑陶，器形为侈口，束颈，折肩，斜腹，与城内所出器形一致。此外还有木器及少量铜器、小饰件等。

沿克里雅河古河床，圆沙古城以北直线距离14公里的范围内均有早期遗物发现，主要是陶片和马鞍形石磨盘。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还清理了2处墓地，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其年代早于西汉（图五）。综合来看，圆沙古城建于西汉以前，延续使用到西汉时期，但未见东汉以后的遗物。发掘者推测，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里记载的扜弥城地望所在[10]。

结合前文对简牍的分析，圆沙古城作为扜弥的国都可能仅延续至宣帝年间。圆沙古城及其北部绿洲的范围很大，2008年新疆大学张峰率领一支考察队再次对这片区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在圆沙古城以北22公里的区域内皆有早期遗存。根据最新的碳十四测定和光释光测年结果，圆沙以北的绿洲在距今2600年左右（春秋战国）就已有人类活动，延续到西汉[11]。《汉书·西域传》载，扜弥的户数达到了3340户、人口24000人，比于阗、鄯善都要多，这与田野调查所见绿洲规模是相符的。并且，圆沙古城的西北部和东北部采集到的遗物略有年代差别，西北部的陶片以夹砂红陶为主，纹饰主要是印刻纹，并见半月形石镰等具有早期文化特征的遗物，灰褐陶少见；而在东北部，夹砂红陶数量减少，灰褐陶比例增大，与古城及其周边墓葬所出陶器相似。这说明，圆沙以北即克里雅河尾闾绿洲的人类活动一直是延续的，并随着克里雅河的摆动由西逐渐向东迁移。历史上，克里雅河曾注入塔里木河[12]。很多学者指出，克里雅河沿岸曾经是塔里木盆地沟通南北的一条重要通道[13]。《汉书·西域传》载李广利伐大宛归来，取道扜弥，发现太子赖丹在龟兹为质，即向龟兹提出谴责，并将赖丹送到长安。由此看来，龟兹与扜弥之间沿克里雅河来往应是很便利的，因此李广利才能如此顺利地处理此事。扜弥既处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丝路南道上，又傍依克里雅河沿岸这条南北通路，“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14]，四通八达，能够成为西汉前期的南道大国，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交通之便。

图八

考古发现显示，扜弥国居民采用的是定居、农牧并举的生业模式，既有灌溉农业，亦有动物畜养。一方面，人们生活在城内，并修建高大厚重的防御性城墙；城内建筑为就地取材，有木结构大型住宅和仓储窖穴；窖穴中出土有谷物，如麦、粟等；城内外散布有数量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马鞍形石磨盘；城外西部发现了较为密集的灌溉渠道，呈南北向，长达数公里，有的还有叠压痕迹，纵横成网、排列有序，这些都表明农业经济的存在，是目前新疆发现的最早的灌溉农业遗存之一[15]。另一方面，在古城内外采集或发掘出土的各种牲畜骨骼，经鉴定表明都是家畜，数量最多的是羊，其次是牛，再次是骆驼。发掘者判断，当时牛是主要的耕作工具。城内出土的动物有机质遗物也很丰富，建筑遗迹表层有较厚的牲畜粪便堆积，切割过的动物角和肌腱、皮革制品、毛织物等均有发现，人们已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动物副产品。由此看来，灌溉技术在西汉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在扜弥地区使用和普及，它的来源并非传统上认为的丝绸之路开通后自中原传入，而是可能来自中亚与塔里木盆地环境相似的沙漠绿洲地带[16]。

对人骨标本的体质人类学鉴定结果表明，圆沙古墓的墓主人为高加索人种。从文化面貌来看，扜弥可能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有关，即波斯碑铭中提到的“萨迦”或“塞人”，中国史书中称为“塞种”。《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载：“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17]塞人受到大月氏的打击，离开原来占据的伊犁地区。《汉书·西域传》中明确记录了塞人远徙之后，“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18]事实上，除了休循、捐毒以及原本为塞地的乌孙之外，塔里木盆地南缘也有部分塞人迁入。

2001年，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又清理了一批保存较好的墓葬，以胡杨和芦苇搭建成木椁，墓主人仰身上屈肢，双手置于腹部，尸体已风干，头下有枕，面覆红色敛衣，头戴系带帽、手戴手套，身穿皮袄、紧身上衣、长裤或腰裙，足蹬皮靴，带有羽毛或玻璃珠作为装饰，陪葬陶碗、刀、铁制箭镞或磨刀石（男性）、纺轮（女性）等日常器物[19]（图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主人头戴高帽，帽子上有三角形铜帽饰。戴尖帽一向被认为是塞人的典型特征之一。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详细描述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有一支萨迦人是戴高耸尖帽的。波斯大流士一世的贝西斯敦碑铭中提到了“带尖帽的萨迦”[20]。波斯波利斯王宫浮雕也表现了头戴尖帽、腰佩短剑、脚蹬皮靴的塞人形象[21]。欧亚草原亦出土有表现戴尖帽的斯基泰人形象的艺术品[22]。1983年新疆新源巩乃斯河南岸发现的一尊头戴尖帽的青铜武士像，被认为是塞人的典型形象[23]。

圆沙古城内还采集到一些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或与南下扜弥的塞人有关。一是带有线刻立鹿纹图案的木盘，鹿纹是典型的斯基泰艺术纹样[24]（图八，1）。二是带柄铜镜，亦为典型的草原文化器物（图八，2）。三是卷曲狼食羊纹红铜牌饰（图八，3），同类器物也见于察吾乎四号墓地M5（报告中称为“铜铃”，通体铸出浮雕式鹰头狮身兽纹）[25]（图八，4）卷曲狼纹图案则见于同墓地M165出土铜镜背面（图八，5）。纽约大都会艺术馆亦收藏了一件表现卷曲狼纹的牌饰（图八，6）。卷曲动物纹是典型的早期斯基泰动物纹形态之一，最早出现于阿尔赞王陵中，后广泛影响到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地区[26]。狼纹并非典型斯基泰艺术纹样，主要流行于萨夫罗马泰文化[27]。研究者推测，斯基泰人在迁徙过程中进入森林草原、接触到熊与狼后，才将这些森林动物表现在艺术中[28]。此外，圆沙古城中还采集到来自犍陀罗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来自波斯的蜻蜓眼玻璃珠，这也应该是随着塞人的南下来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29]。

综合来看，圆沙古城所在绿洲为克里雅河下游冲积形成，人们依靠这里良好的水源条件发展了灌溉农业，从春秋战国之交时就在这里定居。公元前3世纪前后，受月氏打击南下的一支塞人迁徙到了这里，带来了草原文化的影响。从城墙修筑技术来看，圆沙古城表现出很强的军事防御性，它的建立或与这支塞人的到来有关。张骞出使西域时，这里成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个较有影响的城邦国家，并和西汉王朝建立了联系。然而，圆沙古城不见东汉以后的遗物，悬泉汉简表明它作为扜弥国都仅延续使用到了宣帝年间。环境学研究认为，圆沙古城所在绿洲曾遭遇了一次气候短期变冷，导致了扜弥不得不向东南方的绿洲迁徙。从汉简看来，这次迁徙发生在宣帝时期。迁徙后的国名采用了国王的名字“拘弥”，国都也迁到了东南方向41公里外的喀拉墩古城，名为宁弥。

图九

三

喀拉墩遗址位于距离大河沿乡政府驻地西北直线24公里的沙漠腹地，克里雅河古河床的东岸，是一处以古城为中心、范围约50万平方米的古代聚落遗址。遗址内地表散布有夹砂红、灰陶片，残木器、石磨残片、玻璃残片和钱币等。古城四周有多处建筑群，多为民居、寺庙，以及一座佛塔，建筑群附近还有农田、灌溉遗迹[30]（图九，1）。1896年，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从于田县城出发，沿克里雅河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途中首次发现了喀拉墩遗址[31]。1901年，斯坦因根据斯文赫定的资料找到了喀拉墩遗址，对古城和周围民居进行了测绘和发掘；并于1906年从库车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再次来到喀拉墩，清理了古城外南部的三处房址[32]。1929年，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调查中，对喀拉墩遗址进行了短期调查，采集到汉代五铢钱，认为这是一处古代政治军事机构遗址，推测部分遗迹可能是官署和烽燧[33]。1959年，新疆博物馆李遇春等人进入喀拉墩遗址，发掘清理了两组房址，获得陶罐、纺织品、木器等文物[34]。1983、1989年，李吟屏两次深入喀拉墩遗址踏察，认为喀拉墩古城是南北朝时期克里雅河沿岸南北通道上的一处军事性质的戍堡[35]。1990年，新疆克里雅河及塔克拉玛干科学探险考察队在对克里雅河全线的综合考察中，对喀拉墩古城及附近遗存做了调查，采集到陶器、五铢钱、铁器、木鞍具、于阗文木板文书等。新疆博物馆黄小江等据此认为该遗址年代为汉到唐初，喀拉墩古城为扜弥国王宫[36]。1993～1994年，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对喀拉墩古城周围共60多处各类遗存进行了调查，包括古城、民居、宗教建筑（寺庙）和农业活动遗迹（灌溉渠道），并对两座佛寺、一座佛塔和两处民居建筑进行了清理。结合碳十四数据，喀拉墩遗址的年代范围被限定在公元3～4世纪[37]。

图一〇 安迪尔佛塔南部小方城

喀拉墩古城规模不大，平面呈正方形，边长75米，城垣高约8米，顶宽8米左右，用泥土、树枝混筑而成，墙顶上有木构建筑（图九，2）。东墙偏北处开有一过梁式城门，门道很长。城堡内房屋建筑均为木构建筑，多已坍塌，个别房屋屋顶尚存。1986年，中德联合克里雅河考察队曾在房屋墙体中采集芦苇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为BP2133±94年，即西汉时期[38]。考虑到木材标本与建城时间的误差，这个结果与前文根据悬泉汉简推测扜弥国于宣帝年间迁都的结论相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喀拉墩古城应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载宁弥城。

塔里木盆地土著城郭为圆形城制，圆沙古城、尼雅古城（精绝城）、营盘古城（墨山城）等平面均为圆形。喀拉墩古城平面呈正方形，很可能是营建新都时受到了汉式方城的影响。方城是受中原“崇方”观念影响、有汉一代十分流行的城制，大至京城、小至边城，方形城址数量是最多的[39]。《汉书·西域传》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40]，事实上后来随着对西域的控制力度逐渐加强，汉王朝在罗布泊（盐泽）以西的交通要道上也修建有许多亭障，如孔雀河沿岸就发现有大量烽燧[41]。从考古发现来看，汉朝军队在西域也修建了不少方城。

1906年，斯坦因在和田民丰县安迪尔佛塔以南4公里处调查了一座小型方城。城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20米，城墙高约5.5米、墙基宽2.4米，，南墙中部开门，门外侧又用土坯修砌一道“L”形墙，与南墙共同构成简易的瓮城[42]（图一〇）。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城门处左侧木质门柱部分还残留在原地；东、北两面墙顶部仍可见到女墙，残高35、厚20厘米；城门外南侧发现有房屋基址痕迹。城墙用土坯夹夯层的方法筑成，与敦煌小方盘城、孔雀河沿岸烽燧的修筑技术完全一致，修女墙的做法也见于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因此，这座古城无疑修建于西汉时期。

《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43]在匈奴日逐王归降之前，汉朝更多控制的是南道，和南道诸国的交往也相对较多。安迪尔方城应即汉朝为控制当地政权和保护南道交通线所建立的行政和军事设施。

随着汉朝经营西域的持续深入，汉文化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西汉时期的扜弥作为南道大国，是较早与汉王朝建立联系的国家，对汉文化也应比较熟悉，因此在迁都时很可能会参考汉式方城。喀拉墩古城规模很小，功能有限，四面城墙顶部均有木骨泥墙房间，应该是仅供拘弥王室成员居住和办公，平民均在城外居住，黄小江等将其称为“王宫”可能更符合这座古城的本来面貌。

图一一

东汉魏晋时期，宁弥城所在绿洲逐渐发展起来，城外兴建了大量民居、作坊（窑址），开发了农田和灌溉渠道，甚至出现了佛寺。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在喀拉墩N61、N62两座佛寺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壁画。众所周知，佛教徒不事生产，因此佛寺只能出现于有一定人口密度和经济规模的社会中。考古队在古城南北两侧还发现了灌溉渠道，布局大致呈南北向，宽1米左右，并行的若干主渠道与分流的密集的支渠相连，构成了网状结构。由此可见，拘弥人迁到喀拉墩绿洲后，依靠原有的灌溉技术在这里继续发展绿洲农业，带动了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为佛教传播提供了基础。

然而，田野调查显示出，喀拉墩遗址的整体规模远远小于圆沙古城所在绿洲。这一点也与两汉书的记载相吻合。在《汉书·西域传》里，扜弥有3340户、24000人、胜兵3540人。这个数据的统计时间已不得而知，它反映的应该是扜弥较为强盛时期的情况[44]。不过，两汉时期扜弥的人口数量总体是呈下降趋势的。到了《后汉书·西域传》中，拘弥的人口数大大收缩，减少到了2173户、7251人，胜兵1760人可以推测，宣帝年间的这次大迁徙或许是人口缩减的一个原因。如果确如环境学者所言，两汉之际克里雅河附近发生了一次气候变冷、环境恶化的事件，那么这种变化对于绿洲城邦国家来说影响是十分直接的，部分人口可能会迁徙到其他绿洲生活。

与人口的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国力的削弱，拘弥在东汉初就已沦为大国的附庸。东汉前期，莎车称霸，拘弥成为其属国，称臣纳贡。《后汉书·西域传》载，建武九年（33年），“贤代立（莎车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西夜王”。后来，“贤……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桥塞提在国岁余，亡归，贤复以为拘弥王……使贡献如常。……岁余，贤疑诸国欲畔，召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45]

莎车衰落之后，于阗逐渐转盛，称霸南道拘弥与于阗比邻而居，西汉时两国原本都是西域大国，势均力敌，后来于阗益强，拘弥首当其冲，成为于阗的兼并对象。“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于窴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敦煌太守除由上求讨之，帝赦于窴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132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发二万人击于窴，破之，斩首数百级，放兵大掠，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

图一二

两国战祸不断，西域长史亦被卷入争端。“元嘉元年（151年），长史赵评在于窴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窴王建素有隙。乃语评子云：‘于窴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马达。明年，以王敬代为长史，达令敬隐覈其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窴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窴必服矣’。 敬贪立功名，且受成国之说，前到于窴，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即前斩建。于窴侯将输僰等……上楼斩敬，悬首于市。输僰欲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焉。……宋亮代为敦煌太守，……而竟不能出兵，于窴恃此遂骄。”[46]

敦煌太守、西域长史是东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代表，他们的主要原则是平衡各国势力，因而在于阗与拘弥的争端中较多偏袒拘弥，然而仍不能挽救拘弥衰落的命运。“至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于窴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时人众裁有千口。”[47]数次进攻之下，尽管拘弥由于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的帮助而得以保全，但受到极大削弱，人口仅剩千余。《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西戎传》：“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皮山国皆并属于阗。”[48]至迟到《魏略》的撰写时间即公元3世纪时，拘弥已被于阗兼并。

从考古发现来看，喀拉墩遗址的年代从公元前1世纪延续使用到公元3～4世纪，最晚不超过公元5世纪。已清理的几处民居，均为木骨泥墙式，先在地面埋置排列有序的胡杨立柱，作为房屋的主体框架，然后在立柱上编扎芦苇和树枝，最后抹泥进行塑筑。发掘者指出，这些民居在建筑构件和房屋特征上可以看到中原地区建筑风格的影响。这与邻近的尼雅遗址十分接近。尼雅的主要使用年代在公元3～4世纪[49]。斯坦因发现的菱格纹木格窗[50]（图一一，左），与楼兰LB遗址所出的也完全一致（图一一，右），后者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下半叶[51]。

喀拉墩遗址内还出土了一些长期使用的五铢钱、各种谷物，以及木器、铜器等生活用具。陶器主要是陶罐，双耳罐最多，另有单耳罐、三耳罐和一件陶瓮，均为夹砂红、褐陶质（图一二，1、2、4、6）。双耳罐为本地特有陶器，应是古城外东北部窑址所烧造，尼雅遗址也曾采集到一件[52]（图一二，3）。单耳罐在山普拉一期墓葬中也有发现，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中期[53]（图一二，5），喀拉墩这件更加精致、颈部较细、口部为斜沿尖唇、底部为圈足，年代上可能晚一些。三耳罐形制较为奇特，新疆巴楚地区曾出土过一件，年代在公元5世纪[54]（图一二，7），喀拉墩这件制作较为粗糙，似早于前者。

在文书方面，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发现了两件木牍，残存少量佉卢文，这种文字在塔里木盆地的主要使用时间为公元2世纪末～公元4世纪初，最晚不超过公元5世纪中叶[55]。1990年黄小江等人还采集到一件古于阗文木简，其书写材料与格式都类似佉卢文，年代范围约为公元4～6世纪。

1959年，李遇春等人在喀拉墩遗址发现了一批丝、毛、棉纺织物，认为其中的绞缬绢与吐鲁番西凉墓葬出土的同类染品相似，毛织物和棉织物则属于北朝时期[56]。1989年，李吟屏等人在喀拉墩采集到三件铜匕，认为年代与李遇春所获棉织物一致，亦属南北朝之物[57]。不过，塔里木盆地原本不产棉花，棉织物应为印度或中亚的舶来品。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尼雅遗址发掘的东汉夫妇合葬墓中亦出土一件棉布画，带有强烈的异域风情，研究者认为应是来自贵霜王朝[58]。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亦发现有蓝地白花棉织品，认为是印度进口之物[59]。如是，这种棉织物的年代或不晚于公元5世纪。

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还对古城南部的两座佛寺N61、N62进行了清理。两座佛寺平面为回字形重廊结构，木骨泥墙式结构，墙体很厚。中心为正方形佛塔，边长2米，塔外为两道回廊间隔1.5米。中心塔外壁及回廊墙壁内外侧绘有壁画，全部是佛像，立佛一幅、坐佛五幅。回字形结构是塔里木盆地十分流行的佛寺布局形式，流行于公元2～9世纪。从平面布局来看N61佛寺接近尼雅N.V佛寺，年代约在3世纪左右[60]。不过，据研究，从艺术风格来看，该佛寺壁画既与犍陀罗塑像有很多的一致性，也表现出笈多艺术早期的特点，大概为公元5世纪初期之作[61]。此外，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喀拉墩遗址采集到一件佛像陶范，风格与N61壁画相近[62]。

综上所述，喀拉墩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结合史籍记载，拘弥在公元3世纪最终被于阗兼并之后，每况愈下。公元5世纪以后，喀拉墩绿洲逐渐被彻底放弃。

四、小结

扜弥为汉代西域丝路南道绿洲国家，后改名拘弥，都城亦从扜弥城改为宁弥城。悬泉置出土的两条汉简揭示出，这个更名时间在西汉宣帝年间。考古发现表明：扜弥城即克里雅河故道尾闾的圆沙古城，采用西域土著城郭的圆形平面，并受到了中亚筑城技术的一定影响；其经济形态为绿洲灌溉农业，同时有部分原来生活在伊犁草原的塞人南下来到这里；宁弥城则在圆沙古城东南41公里处的喀拉墩古城，受汉式方城的影响，使用方形古城。环境学者认为，圆沙古城在两汉之际遭遇了一次气候变冷，这或许是扜弥迁都、更名的原因。史书中并未直言扜弥迁都，但由考古发现来看，国都更名可能就意味着迁都[63]。

圆沙古城所在绿洲的整体规模远远大于喀拉墩遗址，这与两汉书记载相一致：扜弥原为南道大国，户数超过于阗、鄯善；迁都宁弥后实力大为削弱，且在与于阗的数次争夺中逐渐落败，至迟到公元3世纪被后者兼并。灭国后，喀拉墩绿洲在于阗的统治下又延续存在到公元5世纪，之后被彻底放弃。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60．

[2]同[1]：3173．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1：3916．

[4]同[3]：3880．

[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口[C]∥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313-317.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15．

[7]张德芳．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精绝国的材料[J]．丝绸之路，2009（24）．

[8]侯灿．从麻扎塔格古戍堡考察看丝路南道走向与和田绿洲的变迁[J]．新疆文物，1987（4）．

[9]戴蔻琳,伊弟利斯·阿卜都热苏勒著．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里：公元初年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克里雅河谷消逝的绿洲——记中法新疆联合考古工作[C]∥吴雯译.陈星灿,米盖拉．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54-63．

[10] a.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张玉忠．1993年以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述略[J]．西域研究，1997（3）.b.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315所）．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J]．考古，1998（12）．

[11]张峰,王涛等．2.7～1.6KaBP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克里雅河尾闾绿洲的变迁[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1（10）．

[12]周兴佳．“克里雅河曾流入塔里木河”考证[C]∥新疆克里雅河及塔克拉玛干科学考察队．克里雅河及塔克拉玛干科学探险考察报告．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40-46．

[13]殷晴．和田水系变动和绿洲兴衰的历史考察——兼述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两条南北通道[J]．新疆社会科学，1987（5）．

[14]同[4]．

[15] Corinne Debaine-Francfort, Françoise Debaine & Abduressul Idriss．The Taklimakan Oases: An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Shown Through Geoarchaeology[C]∥ Graciels Schneier-Madanes, Marie Françoise Courel ed．Water and Sustainability in Arid Region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Phys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Springer, 2010：193-199.

[16]例如，苏联学者在中亚花剌子模地区发现了大量早期铁器时代的人工灌溉遗存。参见A. Askarov．The Beginning of the Iron Age in Transoxania[C]∥ A. H. Dani & V. M. Masson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1,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 B. C.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2：441-444.

[17]同[3]：3692．

[18]同[3]：3884．

[19]图片来自法国大使馆网站http://www.diplomatie. gouv.fr/es/tobearchived/arqueologia/apuntes-dearqueologia/asia-oceania/china-keriya-xinjiang/ article/diapositivas-787．

[20]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

[21] G. Walser．Die Völkerschaften auf den Reliefs von Persepolis．Teheraner Forschungen 2, Berlin: Mann, 1966, pl.18.

[22]田边胜美,前田耕作．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巻[M]．东京：小学馆，1999：51，图31-33．

[23]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J]．新疆社会科学，1985（1）.

[24] Mission archéologique franco-chinoise au Xinjiang. Keriya, memoires d’un fleuve: Archéologie et civilisation des oasis du Taklamakan. Paris: Editions Findakly, 2001: 172.

[2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40.

[26] a.乌恩. 略论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艺术中的卷曲动物纹形象[J]．考古，2002（11）.b.魏婧.中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几种动物饰牌研究[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3-13.

[27] Jeannine Davis-Kimball, Vladimir A. Bashilov & Leonid T. Yablonsky.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CA: Zinat Press, 1995：114.

[28]张文玲. 黄金草原：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87-190．

[29]蚀花肉红石髓珠技术源于印度河文明，后传入近东和东南亚，新疆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主要为犍陀罗塔克西拉的工场生产，且所出墓葬如帕米尔高原M10、温宿包孜东M1等多可能与塞人有关。蜻蜓眼玻璃珠最早为埃及人发明后来这项为波斯人所掌握，并通过斯基泰人传入中国。参见a.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J]．考古，2011（10）.b.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5-70．

[30] 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田地区文物普查资料[J]．新疆文物，2004（4）.b.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和田地区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1-13.

[31] Sven Hedin．Die Geographische-Wissenschaftlichen Ergebnisse meiner Reisen in Zentralasien, 1894-1897．Gotha: Justus Perthes, 1900：43-44.

[32] a.M. A. Stein．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443-469. b. M. A. Stein．Serindia: Detailed Repora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 Government．vol.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1230-1244.

[33]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49-51．

[34] 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J]．文物，1972（3）.b.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38-39，图六二，六三．

[35]李吟屏．克里雅河末端古遗址踏查简记及其有关问题[J]．新疆文物，1991（1）．

[36]吴州，黄小江．克里雅河下游喀拉墩遗址调查[C]∥新疆克里雅河及塔克拉玛干科学探险考察队．克里雅河及塔克拉玛干科学探险考察报告．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98-116．

[37] a.同[10]b.同[9]：49-55．

[38]胡智育．14C测定年代报告(一)[J]．中国沙漠，1989(3)．

[39]刘庆柱．汉代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C]∥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97-206．

[40]同[3]．

[41]胡兴军．孔雀河烽燧群调查与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72-89．

[42]同[32]a：283-284.b.同[32]b：76．

[43]同[3]a．

[44]余太山依据“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之语认为《汉书·西域传》的户口资料反映的是宣元以后的情况，但具体何时统计已无从得知；袁延胜则将这些数据系于汉成帝永始二年或三年。参见a.同[5]．b.袁延胜．《汉书·西域传》户口资料系年蠡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45]同[6]：2923-2925．

[46]同[6]：2915．

[47]同[6]：2916．

[4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859．

[49]王宗磊．尼雅遗址古建工艺及相关问题的初步考察[J]．西域研究，1999（3）．

[50]同[32]b.fig. 307.

[51]陈晓露．楼兰考古[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231-233，326．

[5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54，图0098．

[5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90，图76．

[54]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66，图4．

[55]林梅村．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研究综述[J]．新疆社会科学，1988（2）．

[5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图版17-21．

[57]李吟屏．于田县喀拉墩古城附近发现南北朝时期的铜匕[J]．新疆文物，1996（2）．

[58]林梅村．汉晋艺术之犍陀罗文化因素[C]∥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0-63．

[59] Mission archéologique franco-chinoise au Xinjiang．Keriya, memoires d’un fleuve: Archéologie et civilisation des oasis du Taklamakan．Paris: Editions Findakly, 2001：80.

[60]陈晓露．西域回字形佛寺源流考[J]．考古，2010（11）．

[61]盛洁．于阗佛画考[D].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9-10．

[62]同[52]：71，图0143．

[63]这一点或可为楼兰是否迁都的问题提供一条旁证。楼兰于西汉元凤四年更名为鄯善，学术界对于其是否迁都存在争议有研究者提出，若史书没有记录，则应视为并未迁都。由扜弥的情况来看，我们可推测楼兰更名时亦有迁都。参见肖小勇．楼兰鄯善考古研究综述[J]．西域研究，2006（4）．

（责任编辑 杨岐黄）

Silk Roads, Western regions, Yumi, Yuansha ancient walled town, Kaladun site

Yumi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oasis states in the southern routine of the Silk Roads in the Tarim Basin in the Han and Jin periods. Nonetheless, its location has been debat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literature. To address the longstanding issue, this paper synthesizes information of wooden slips from Xuanquan and analysis of remains from the Yuansha and Kaladun sites in Xinjia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fter the capital of Jumi was relocated to Ningmi, Yumi was renamed as Jumi in texts around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For this reason, Yuansha walled-town should be the so-called Yumi city in texts. Its round-shaped layout also showcased heavy influence originated from the walled-town system in Central Asia, while its later counterpart—Kaladun city—presents strong impacts from the Han culture as a square walled-town. Because the scale of Yuansha city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Kaladun city in oasis, the shrinking capital size refl ects the history of Yumi degraded as a vassal state of Yutian from a powerful state in the southern routine of the Silk Roads before the relocation of its capital. By the third century AD, Yumi was entirely swallowed up, but Kaladun walled town was not abandoned under the reign of Yutian until the 5th century AD.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楼兰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批准号14CKG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