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志　李宗克

（1.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上海　200072；2.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　200020）



城市化率上升背景下低生育率常态化分析

张永志1李宗克2

（1.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200072；2.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200020）

【内容摘要】中国城市化发展最迅猛的30多年，伴随的是中国的生育率从高到低变化。对低生育率的分析多种多样，本文则是通过城市化发展的视角，分析城市化下住房、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经济压力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城市化不是影响生育的直接原因，但是城市化的发展与低生育率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城市化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低生育率将是常态化的社会现象。

【关键词】城市化生育意愿低生育率常态化

一、研究缘起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微信圈、社交网络、网站等被此政策刷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调整完善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战略部署，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这两年来，婴儿潮没有爆棚。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生育政策一直遇冷，此次全面放开短期内无疑会刺激生育率的小幅上升，但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过程，城市化率与生育率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城市化率的提升相伴的是生育率的降低。[1]

关于生育率降低的原因分析很多，角度各有不同，都有一定的道理。通过城市化的角度分析，可以综合诸多因素，多种因素统归到城市化这一宏观因素，让问题分析简单，清晰，易懂。城市化率居高不下的未来，低生育率亦然是常态化的事实。

经历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据报道，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总数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为51.27%，中国只用6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城镇化率从10%到50%的过程，完成了欧洲150年，拉丁美洲210年的发展历程。城镇化不仅能加快现代化进程、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而且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之一，有利于中国政府从以GDP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向一个更加稳定的、以人类发展为基础的发展方向转变。[2]

二、城市化的发展在哪些方面影响生育意愿

城市化的本质含义是第二、三产业向城市集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同时伴随着城市物质文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过程。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的低生育率已经是一种常态，城市化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3]：

1.住房

房地产在中国不到20年的发展历程基本走完了西方世界城市化进程上百年的发展路径，所以，房子的增值也被誉为在过去十几年最有价值的投资。需求巨大，市场自然可以发展，无可厚非。但是高房价也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刚完成城市化的群体，住房基本是按揭贷款，居住即使一时满足了，但是每个月的房贷无异于租房费用，存在住房经济压力，差别是房贷还清自己拥有了产权与使用权。

城市化的提高意味着居住在城市人口的增加，住房需求是分层次的，住房条件直接由经济决定。多生育一个子女意味着住房面积需要扩大，直接转化为经济压力，经济压力的提升直接影响生活质量，所以，生育率提升必然带来住房压力，反之，住房压力的提高也会抑制生育意愿。

2.教育

城乡教育的差异是自古有之的问题，城市的教育水准普遍高于乡村也是不争的事实。教育实际也是一种经济支出，尽管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看似国家进行了兜底，但是这种国家义务免费性、强制性只能是满足最基本需求，如果要提升教育品质，额外的教育、培训班费用是直接由家庭承担，直接反映在城市家庭的经济压力。最近有太多统计数据显示教育、培训支出的增高，所以，生育率的提升必然导致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影响生育意愿。

3.休闲时间

现在抚养、教育子女直接体现陪伴时间的增加，增加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家长休闲时间的减少，直接影响适龄潜在生育家长的个人可支配时间。养育孩子必然减少个人的自由时间，所以，小孩子的照看通常在幼儿时期至少需要一个人力，这个负担如果直接加在家长身上，势必双方有一个要失去工作，一个人负责工作挣钱养家；或者出资请保姆等市场化行为解决；最省钱的方式是由上一代老人来帮忙照看，这种情况又带来住房的扩大、婆媳等关系的复杂性，变相转化为经济压力。城市化过程中，妇女地位逐步提升，受教育、就业等因素叠加，妇女的个人追求及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必然降低其生育意愿。

4.资源配置的有限性

现代社会，全世界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城市中粮食、水资源、自然、社会公共资源等拥挤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城市人口的攀升，造成教育、医疗、就业等机会的竞争，个人获取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个人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将增加。城市中，一般来说夫妻双方有一方失去经济来源对于这个家庭都会造成不小的经济压力。这种情况下，生育率的提升必然带来资源的紧张及就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整个人类面临的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矛盾是人口不断增加和资源日益匮乏，这个矛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拥挤”，即人均资源越来越少。早在18世纪末，马尔萨斯已经对人口的增长与自然资源的供给矛盾做出论断，人口的增长要符合人口自然规律，社会资源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是紧缺型的。所以，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4][5]

5.城市化造成的晚婚晚育及计生政策、节育技术的发展

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年轻人在城市的就业、落户是有个积累过程，从农村到城市，包括城里人完成在城市的落户、置业、结婚、生子都需要几年的过程，所以，现在城市人的晚婚晚育基本是普遍现象，晚婚晚育自然也间接降低了生育率水平。

70年代之前，计生政策及措施没有普及，广大农村不懂得如何节育，造成人口出生的井喷式发展，生育率居高不下。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自实施以来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人口的作用，但是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过去之后就是生育率的急速下滑，计生政策近些年实际也仅对国家机关公务、事业单位等体制内人员存在约束，普通大众，通过数额不大的超生罚款（或称社会抚养费）解决了二胎甚至三胎的需求。另外，性教育及节育技术的普及无疑降低了意外怀孕、非计划生育的可能性，为维持低生育率起到一定作用，也维护了女性的健康。

6.城市化对农村生育文化的影响

城市化对农村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农村人，尤其是年轻人绝大部分都羡慕城市的生活，他们当中大部分也是在城市中寻求谋生的机会，通过农民工身份融入城市，不乏其中很多人实现了城市化的转变，落户城市。所以，农村受城市的影响，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在提升，多养育子女势必影响其生活品质，当下农村也大多生育子女在两个以内，两个为主。当下农村的生育同样受到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但是社会经济的因素逐渐起到主导作用。在理论分析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因素作了大量实证研究，并从中得到类似结论，验证了这一理论。农村的生育率实际也是呈现低生育率水平现象。[6]

城市的便利交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休闲方式影响着农村社会，随着户籍制度进一步的放开，城市人口比例会更大，庞大的城市人口决定整体生育率很难提高。城市不仅要让子女吃饱，还好养得好，无形中抚养教育子女的成本直线上升。比较印度，印度的城市化率为33%左右，远低于中国，印度城市人口生育率不高，但是整体生育率不低。纵观全球，城市化势必带来城市人口较低的生育意愿，进而造成城市人口的低生育率。城市人口占比高，整体生育率自然处于低水平状态，低生育率是城市化背景下的常态现象。

三、城市化背景下低生育率是常态化规律

2010年“六普”生育率仅为1.18，而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生育率只有1.04，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2.1。养育子女不仅需要经济成本，还需要时间成本，多养育一个子女需要增加很多的时间付出。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拥挤、资源短缺都是制约人在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生育意愿在繁重的经济压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挤压，这与城市背景息息相关。国外也存在类似规律，欧美等西方世界早已完成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步入低生育率的社会，现在即便鼓励、奖励多生育子女家庭，迫于经济生活压力与自我追求的提升，选择少生甚至不生的家庭还是这会的主流。在亚太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现在也面临低生育率难题。目前中国大陆同样面临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压力，城市化率提升的背景下，同样也伴随着低生育率的问题。[7]

中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对于抑制整体人口数量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低生育率同样造成了人口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实际也是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东西、南北差异很大，北上广等大城市早已处于低生育率的边缘，而农村基本保持每个家庭两个以上孩子的生育水准，生育意愿相对较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这些家庭开始面对城市生活的种种经济压力，同时自我追求开始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随之将大大降低。低生育率是城市化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是一个简单易推理的规律：城市化率提升，生育率保持低水平，城市化是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低生育率同样是一种常态化伴随城市社会的发展。

四、结论

关于城市化的发展，即使国家今后确立新型城镇化，城市化促进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化的过程，是城乡人口、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要素融合，逐步达到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城市化主要是人的城市化，人在城市生活就要面临城市生活要对待的问题，所以，人的观念的转变、经济的压力都会直接影响生育意愿，城市化率越高，生育率将会处于较低水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生育率的降低有计划生育的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化到达一定水平，竞争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如果要过比较有品质的生活，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教育与物质保障，低生育率是绝大多数家庭的自主选择。总之，城市化率的提升与生育率有极大的相关性，即城市化率提高，生育率降低。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近代以来，工业和城市虽有发展，但农民仍占人口的50%以上。即使城市化在迅猛发展，但是农村的村落思想、观念还是会影响着新城市化的人们。如果要控制中国人口和改变中国人生育观念上举出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在未来数十或数百年间，将城市人口从目前的20%增加到80%、90%，以致更多，换言之，使更多的人脱离村落文化的环境，进入都市文化之中。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是李银河教授在生育与村落文化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正与本文城市化率上升与低生育率的常态化讨论吻合，其实这也是经验数据可以得到的一个普适规律。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目前数据为50%，到2030年将达到70%，意味着在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低生育率必将是一种常态化现象。[3][6]

参考文献：

［1］马小红，顾宝昌.单独二孩申请遇冷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2］张钟汝，章友德，陆健.胡申生.城市社会学［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1）.

［3］陈承明.论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辩证关系［J］.社会科学，2014（3）.

［4］蒋作君.论拥挤［M］.商务印书馆，2010（1）.

［5］（英）马尔萨斯著，周进编译.人口论——在赞美与诋毁之间影响历史［M］.北京出版社，2008（9）.

［6］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11）.

［7］郭秀云.城市人口发展和风险控制问题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

［8］梁建章，李建新.中国人太多了吗？［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作者简介：张永志（1981—），男，上海大学社会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李宗克（1976—），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6）03-006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