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小波 赵萍

最让我共鸣的父亲形象，出自散文家鲍吉尔·原野的笔下。

这位父亲笑容可掬，但往往在儿子夺路而出急着去小便时，喝令他去厨房把烧开的水灌入暖瓶。儿子只好拎着铁壶，在冉冉热气中的流水声使他将两腿夹紧，身子扭来扭去。

鲍吉尔·原野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酷刑。

我那一代的父亲们，确实比较难以捉摸。比如，大家蹲在院子里的泥地上，正玩得专注，冷不防，一位父亲走过来，弯下腰，伸出手，毫无表情地拎起一位孩子的耳朵就走。于是，那孩子就一路向上斜着脑袋，一手护着耳朵，一只脚半跳着，哀哀叫着回了家。其他孩子只是抬头看看笑笑，继续游戏。类似情节，一天得发生好几回，好像父亲们与孩子们已达成默契。

在我们家，老爸是我妈最后的“核武器”。事态最严重时，老妈一般会放出狠话：“等你爸回来，看你怎么办！”认真回忆，好像老爸最多也就是揪揪我和妹妹的耳朵。暴力基本上出自老妈，但奇怪，我们就是害怕老爸。

当时，家里有一台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体积比眼下的微波炉略小一点。那几天，老爸上县城开会去了，我在4个旋钮之间折腾着，很快把收音机变成了哑巴。这收音机的重要程度，大约比得上现在单位里机房的服务器。你想啊，打碎一个碗，都得挨顿揍，这一回简直就是滔天大罪了。老妈束手无策到都忘了揍我，只是一直念叨：“好，好，等着你爸吧！”

那段时间，我们家被下放至一个偏远的公社。每一回，爸爸从县城回来，都是我与妹妹欢天喜地的时刻。爸爸一进家门，总会掏出撒着白砂糖的面饼，一般是5个，用草纸包裹得很严实。一层一层解开时，几乎就是一种仪式。可这一次，爸爸进门后，解开纸包的过程，每扒一层，就好像是在扒我的皮。我巴不得老爸立马去开收音机，好让屁股早一点承受该有的灾难；同时又想，最好爸爸今天不去動那破收音机，能迟一时是一时。

终于，老爸坐下来，满脸笑容地把手伸向那个“定时炸弹”。

“嗯？”他的笑容凝固了，回头疑惑地看了看妈妈，又盯着我。我多灾多难的屁股，久已等待的重要时刻终于降临了。很奇怪，每遇大事，我永远记不清老爸的威严与咆哮，只记得老妈在我的屁股上如何严格地“落实政策”。

顺便说一下，我妈动手时，一般是以肉掌相击，很疼。当年小朋友们口耳相传，有一种“断纹掌”打人极狠，有时能一掌毙命。我仔细研究过，老妈的掌上就有一条纹路，惊心动魄地横贯整个掌心。比较让我自豪的是，每次老妈打过我，就抱怨手疼。于是，她常有改进兵器的想法，比如应该用整束细竹枝。

成年后，我才知道，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集市上，就有一种固定摊贩，专卖打孩子的藤条与竹枝，家家户户都在厅堂悬挂此物。幸好，我小时候没人开发“打孩子经济”，否则就惨啦。

我爸在当兵之前，当过两年小学老师；转业之后，干的活儿又基本上是文秘一类，似乎没有理由不斯文。在“暴力老妈”的笼罩下，老爸基本上不用对我们动手。他越是不动手，我们就越怕他。

那一代的父亲都不大具体地管教孩子。所以，他们的威严，只是一种抽象的威严。后来，读到宗教学家的一种论述，说人类的宗教，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母权宗教，之后才是父权宗教。意思是说，人类最终是按父亲的形象来塑造上帝的。以我经历看来，父爱确实颇像上帝之爱，居高临下又暧昧不明。

印象最深的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做了一个木头小卡车，让我用绳子拖着玩。可是，我才玩了一天，就被他勒令送给了邻家的孩子。我至今没想明白老爸当时的动机。莫非，我们家的这个“上帝”，想用大喜大悲历练一下孩子？

有一段时间，老爸骑着自行车，在两公里外的工厂上班。每天傍晚，我跟妹妹都眼巴巴地等在村口。远远地看见老爸，我们就狂呼着迎上前。每次，老爸只是淡淡地看我们一眼：“跑什么！别摔着。”他不停车不下车，速度如常。于是，我们就像颇有古风的马弁，徒步尾追着大将军的坐骑，一路绝尘，狂奔回府。

弗罗姆说，父亲的本性在于：他发布命令，制定原则与法律，他对孩子的爱取决于孩子服从他的程度。我基本同意这一说法，稍有补充的是，孩子大都是在对父亲的反抗中，继承了父亲相对负面的人格特质。而且，这一反抗与继承，总有一个标志性事件。

比如，希区柯克小时候顽劣，4岁时，父亲为了吓唬他，把他交给了一位警察朋友，关进了监狱。虽然只关了短短几分钟，却让他终生难以摆脱恐怖的感觉，就此成就了一代恐怖悬疑片大师。卡夫卡童年时，夜里在床上呜呜咽咽，父亲一怒之下，把他揪至阳台，关了房门让他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很久。37岁时，卡夫卡还对父亲写信说起此事：“您获得了所有暴君所具有的神秘品质。”“只有在您的怀里无法感伤的东西，我才到写作里感伤一番。”

可惜，老爸不知道这两个故事。不然，他一定后悔自己的威严为什么不再凌厉一点；后悔自己所伪装的淡漠，不小心流露出了“暧昧”的暖意。但不管怎么说，至少，父亲对那辆木头小卡车的予取予夺，从此让我对美好的东西保持着适度的警惕；每得到一点点美好时，就预备着随时遽然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