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伟龙

摘 要：1912—1916年，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直到袁世凯离开的四年时间里面，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尚武”是指崇尚武力、强化体魄、健全战斗的精神品质。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与归纳法的分析，认为袁世凯在其《颁定教育要旨》（以下简称《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尚武”的体育思想，从个人的身心健康方面，再到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稳定的层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对当代体育法规内容的制定与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国初期；袁世凯；教育法规；体育思想

一、前言

袁世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甚至在国家利益方面有深远影响之外，而且在教育理念和实践方面有一定的突出贡献。由于“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背”， 作为清末新政期间教育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袁世凯把清末时期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摒弃了，并且在其教育理念中注入“注重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元素，提倡爱国、尚武、崇实、重自治的教育要旨，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之中，具体体现在主张兴办新式学堂，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培养科技人才，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就是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1]。尽管袁世凯的教育方针中也有与个人、社会，甚至是国家发展相违背、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内容，例如：法孔孟、戒贪争、戒躁进等具有明显的阶级政治色彩，但从总体来看，袁世凯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当时的清末时期是取得一定的成效的，因此学者认为“其教育观点是进步的”[2]，从而在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存在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袁世凯在1915年1月和1915年2月分别颁布两个教育法规《要旨》和《纲要》的内容之中，其“尚武”的体育思想，分别从个人的身心健康方面，再到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稳定的层面展开论述其重要性，从而可以看出“尚武”的体育思想在当时社会里面具有整体性、开创性、科学性，能够在当时的整体环境之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要旨》和《纲要》中“尚武”思想的背景

（一）产生原因

1.救亡图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战争的结果为中国战败，以李鸿章、丁汝昌为主要指挥官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战争的失利导致清政府迈向近代化的步伐终止，并且失去了国家的主权，国家的领土，任由列强宰割，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华夏大地上空弥漫着一片乌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形态，民族意识伴随着民族危机的爆发而激发，有识之士认为“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吾闻吾国之讲求武事，数十年矣。购舰练兵，置厂制械，整军经武，至勤且久；然卒一而尽者，何也？曰：彼所谓武，形式也；吾所谓武，精神也。无精神而徒有形式，是蒙羊质以虎皮，驱而与猛兽相搏击，适足供其攫啖而已”、“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6]，因而梁启超认为“尚武”精神是中国战争失败的关键，提倡军事教育。

2.德、日国家的影响

面对着“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的情况，国人开始寻对外找救国方法的时候，日本和德国在战争之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中国有志之士们的注意，便开始提倡学习与借鉴日本于德国军国主义教育“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3]。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提到了德、日军国主义教育“外国蒙学堂幼童每出门行走，皆用行军步法，其长执小纸旗率之；至文学堂则有体操无兵操，日本贵族学习院则有兵操”。梁启超主张德国的军国主义教育“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卑斯麦之言曰：‘天下所有恃者非公法，黑铁而已。赤血而已，宁独公法之无足恃，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知识，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

3.社会进化论的影响

由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亦称社会进化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同样可以运用到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其核心内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地受到像生物有机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支配”。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之中，必须提高自身实力，才能不会在历史的潮流中淹没，同样地，要想不被列强侵犯，必须善于学习，改正自身存在的不足。梁启超“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国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一坐废也”。相关的杂志期刊也有登载“人群竞争，岂不烈哉，优胜者昌，劣败者亡，横览五洲，竖观千古，殆莫不然，此近来泰、乐、西各国，所以深察立国基础之所在，而亟亟于求军国民之效也”。 因此，有志之士们通过这个规律来告诫人们“不适者则淘汰”， 从而为主张“尚武”，实行军国教育提供有力的依据，并唤醒国人抵御外侮的爱国之情。

（二）发展过程

1.有识之士的宣传

随着军国主义思潮开始初露端倪，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进行广泛的宣传，康有为、梁启超、蔡锷、蒋百里等，而蔡锷更是提出了军国主义教育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屡受欺负，其原因在于缺乏军事方面的教育，避免“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4]，从而主张军事教育“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随后，蒋百里赋予军国民主义教育更为明确的内容，他认为应该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个方面入手来实施军国民教育，才能达到所提倡军国民教育的目的“培养爱国心，培养公德心，培养名誉心，提高国民的素质与忍耐力”。

2.报刊的宣传

由于政府的实行，爱国人士的提倡，军国民主义的思潮发展加快，各大报刊杂志也纷纷做出了相应的报导：《新闻报》、《论尚武主义》“重军人名誉，高军人位置，兴军国民之教育，长武士道之雄风，以战死为无上之快乐，以敢死为无上之道德，以服兵役为国民应有之责任”； 《南洋日日官报》、《论军世界之人格》 “各国之兵之占优胜也，以人人皆有军人之思想，凡为民者皆入军籍，一有兵事无不慷慨振励，不欲随其国家之令名，是全国之精神，莫不举而注重于其兵矣，人人有注重于兵之精神，即人人有军人之思想”[5]；《大公报》《论中国教育宜急图改良之法》“或注重尚武精神，或激发爱国思想，或者提倡合群，或奖励公德以养其的人格”，这样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社会可渐改良，民德可渐进步”。

3.军国民教育组织的成立

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的高涨，也带动了国内军国民教育会的发展。例如：1902年，由蔡元培组织成立的爱国学社；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在浙江绍兴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1906年，由李平书在上海创办的商业体操会和倪开鼎在江苏创办的苏商体育会；1907年，谢逸桥、温靖侯等人在广东梅县创办松口体育会，杨镇毅、王伟等人在浙江临海创办的台州耀梓体育学堂；其宗旨都是通过军事教育，培养“尚武”精神。

三、《要旨》和《纲要》中“尚武”的主要内容

（一）身心健康

《要旨》“尚武”思想中关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描述如下“故今之言国民教育者，于德育智育外，并重体育；使幼稚从事游戏，活泼其精神”。这里的精神主要是指年幼儿童的智力发育问题，袁世凯认为年幼时期的儿童是应该进行参与体育游戏的，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使儿童在智力方面得到发展。人体生理学研究表明：体育运动能够直接作用于儿童的智力发育。在儿童1～3岁的时候，思维处于“直觉行动思维”的阶段，身体的运动能力受到大脑皮层的支配作用，从而儿童参与运动，其大脑也能够得到发展。在5～15岁的时候，儿童神经系统进步发展，但仍然呈现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特点，而此时适量的体育运动，能够使其神经系统中的兴奋与抑制能力得到明显完善，因而给儿童智力发育带来积极影响。另外，袁世凯要求青少年“稍长进习体操，锻炼其体格”，青少年应该练习体操的相关内容，使其身体在运动过程中的达到增强体质的效果，这是因为长期的体育锻炼，使锻炼者心肌收缩能力加强，每搏输出量增大，心肺储备力量、适应能力、呼吸循环系统功能达到较高水平，最大耗氧量增加，心肺功能也得到很好的发育，此外，锻炼者的骨骼直径增粗，骨髓腔增大；肌纤维变粗，线粒体氧化酶活性增加，从而使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因而，袁世凯从儿童到少年时期参与体育方面的主张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疾病防御

《要旨》中关于“尚武”对人体健康方面作出以下的论述“风寒暑湿，有时为病，莫不求医。然医于既病之后，毋宁医于未病之先，未病而医，莫若尚武”[6]。袁世凯认为长期的从事军事教育方面的训练和学习，能够对人体起到预防相关疾病发生的作用，而从现代观点上分析，是具有科学性可言的。运动是增强体质和提高各组织器官功能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增强免疫力、和抵御各种疾病发生的重要手段，法国著名医生蒂索说：“世界上的一切药物对身体来说，都无法替代运动的良好作用”。例如，①预防关节炎等疾病：肌肉具有一定的张力，而体育运动维持肌肉的这种正常张力，并且关节的灵活性和韧带的弹性也会因此得到改善；②预防心脏病的发生：经常运动使心率减慢，减轻了心脏的负担，血液在冠状动脉的流动亦会顺畅，供给营养得到保证，从而心脏病的发病率减少；③预防血栓形成和心肌梗塞的发生：体育运动可以降低血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蛋白固醇水平，提高高密度脂蛋白固醇水平，从而防止动脉硬化的形成及其继发的冠心病。因此袁世凯所主张“尚武”的体育思想对疾病的防御是有道之有理的。

（三）社会发展

在《纲要》中“是宜重加规定，以道德教育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纬；以道德实利尚武教育为体，以实用主义为用（实用教育，以各学校注重理、化、博物等实科之实验为始；尚武教育，以自初等小学注重体育卫生，加以军队束伍进退之法为始”。袁世凯认为学生应该从小学开始注重道德方面的教育，并接受相关军事内容的学习，能够形成良好的道德风气。《要旨》“因其幼在学校，已习闻忠勇爱国之训，长入社会，又养成坚忍耐劳之风”，其教育方针符合工作岗位对劳动者就业的基本要求，从而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社会化是指一个从出生，从一个不知不识的生物个体的人，经过不断地学习知识，技能和社会规范，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社会需要，发展下去的过程。因为从事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中又体现公平、公正、合作的精神，并且要求个体遵守规则，讲究纪律，“尚武”等军国主义的教育具备以上特点，因而能加快个体社会化的过程。此外，体育具有全面育人、塑造健全人格的特性。长期进行体育运动，可以培养个人敬业奉献、团结拼搏，艰苦奋斗及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精力充沛、等意志品质，这使个体能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工作。袁世凯《要旨》中“尚武”思想考虑到了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作用，加强了个体在社会上的适应能力，并能更好地满足工作的要求，对于社会发展进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国家安全

《要旨》中记载到“要之国必有民，民各有身。己身之姓名财产，即国家之性命财产也。民未有不恩卫其性命财产者，欲卫性命财产，必先卫国”。袁世凯把国家的命运等同于人民的性命财产，使人民把国家的命运与自身的性命财产视为同等重要，从而达到“故曰卫国即卫身，卫身即卫国也，卫身卫国，罔不本乎尚武”的最终目的。维护国家安全首先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人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人民安全的首要内容。在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中，当安全认定的主体是国家（政府）时，安全威胁可能并未被普通公民所感知，涉及人民生存与发展安全时，安全治理行为才可能被认可，而不至于产生执政安全危机。面对着民族危机，袁世凯意识到抵御外侮是需要强大的力量的，而强大力量正是源于人民的认同与支持，而获得人民的认同与支持必须把人民放到首要考虑的地位，使其意识到自身价值与国家命运关系的重要性，因此袁世凯将国家等同于人民财产安全亦是道之有理的。这样使得其“尚武”思想的实施减少了阻力，并且国家就拥有强大的力量来抵抗其他国家的侵略，从而保障国家的安全。

四、《要旨》和《纲要》“尚武”的主要特点

（一）整体性

袁世凯在《要旨》、《纲要》中阐述了“尚武”的体育思想，体现了整体性，从个人的发展，到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发展，分别在论述了“尚武”思想在各个层面的作用与必要性，具有整体性的观点。

（二）科学性

袁世凯《要旨》中认为儿童应该接触体育游戏，使其智力得到完善的发展，到长大成人后进行军事方面的练习后，对人的身心健康，预防疾病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观点用现代的知识来分析，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

（三）开创性

袁世凯的《要旨》和《纲要》中“尚武”的体育思想无疑在当时社会是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对于后来的《国民体育法》、《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国民体育实施方针》、《修正国民体育法》等相关体育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四）阶级性

袁世凯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其出发点是为本阶级服务的，从本质上讲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因而其颁布的《要旨》和《纲要》中所提出的“尚武”思想，归根究底都是从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并为资产阶级服务为根本目的的。

（五）综合性

综合性主要体现在《要旨》中，袁世凯善于将古代国家的军事情况“吾国古者寓兵于农，有事为兵，无事为农，蒐苗狝狩，乘农隙以讲武事，已隐寓全国皆兵之意”，和中西方国家的军事情况“近世东西各国，尤通行征兵之制，凡国民皆应服当兵之义务，平时按年充役，年满退伍，各自营，战时召集以御外侮”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再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军国主义教育。

小结

袁世凯教育法规《要旨》、《纲要》中“尚武”的体育思想，尽管其最终目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与利益的角度出发，为本阶级服务，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但其思想观点从全局性出发，从个人的发展到国家的安全稳定，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总体来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苏争艳. 试析袁世凯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实践活动[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26-30

[2] 多俊岗.袁世凯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D].河北：河北大学，2006：4

[3] [13]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94；73

[4]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10

[5] [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集[M].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620，615

[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198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