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镇

“津门画派”研究

苗 镇

一、“津门画派”概述

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特殊的文脉气息。自元代建都北京以来，天津地区的经济、政治其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和人员的流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凡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人文艺术发展往往也会更加繁荣，如上海、扬州等地，天津也不例外。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大量的西洋文化的涌入使天津地区的绘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传统绘画与西方的绘画理念和形态在天津地区发生着强烈的碰撞。

晚清以前，天津地区的绘画发展已经相当繁荣，但并没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绘画团体出现，对外未形成较大影响。清末民初，天津地区沉积多年的传统底蕴迅速发酵，随着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西洋文化的涌入，天津不论是画家还是画学组织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民国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书画界社团活动，如陈乐如创建的“天津画社”、陆文郁组织的“城西画会”、郑瑞阶等人发起的“中原画友会”，以及刘子久、陈少梅主持的“湖社画会”天津分会等。［1］其中以“湖社”影响最为深远。其间相继涌现出了张兆祥、李叔同、刘奎龄、刘子久、陈少梅、张其翼等优秀画家。

新中国成立后，“津门画派”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大批扎根传统、融合中西的优秀画家也相继出现，如刘继卣、孙其峰、刘奎龄、溥佐、萧朗、王学仲等。改革开放，特别是“’85新潮”后，又有一大批青年画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津门画派”代表画家概述

一个流派的发展中必定会涌现出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津门画派”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亦是如此。他们有的融合中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成果；有的扎根传统，将文人画、宫廷绘画、民间绘画的技法、理念相结合，使作品雅俗共赏。在这里，以时间发展为顺序将“津门画派”代表画家做一简要梳理。

第一代：“津门画派”的第一代画家可以称其为开拓者。以张兆祥、李叔同、徐世昌最为突出。时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不仅在政治领域有所建树，在绘画领域也有很大成就。他更多的是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对“津门画派”早期的发展、活动有很大的支持。李叔同早年留学日本，1910年回国后任天津工业专门学校美术教员，后南下上海、南京等地。［2］他是在离开天津以后艺术风格才逐渐确定的，虽并不能完全地纳入“津门画派”这一体系之中，但他在津期间，津派绘画、书法对他的浸润和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在“津门画派”第一代画家中，张兆祥的成就最为突出。张兆祥（1852—1908），字和庵，擅花鸟，重写生。传统功力极深。画法清妍艳丽，色彩匀净典雅。19世纪后期照相术传入天津以后，张兆祥并没有像其他传统画家一样排斥西法，而是博采众长，兼而有之。他巧妙地把照相术中的采光和取景法运用到了传统绘画上，将传统没骨法和西方写实、照相技术进行了巧妙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第二代：刘奎龄、刘子久、陈少梅、张其翼、梁崎等在“津门画派”时间发展中为第二代画家。他们之中既有中西融合的践行者，又有传统艺术的发扬者。在“津门画派”的发展中成就也最为突出。

刘奎龄（1884—1976），字耀辰，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土城刘家”后裔，走兽、翎毛、花鸟、人物、山水无一不精。他独创的丝毛方法将丝毛与渲染并举，着色明净雅丽，开创了国画中的新技法。刘奎龄从未留过洋，也没有拜过师。他私淑古代画家并融合西方画法，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不仅在天津地区，甚至在全国影响巨大。

刘子久（1891—1975），字光城，号饮湖，以山水画见长，1920年入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在金城的指导下系统地临摹了大量传统的优秀作品。在古法基础上发展创新，画法沉雄浑厚，运用笔墨的不同肌理表现不同的山石对象，反映现实生活，开创一代新风。1934年回津，与陈少梅共同主持天津地区“湖社”的工作，同时培养了像王颂余、孙克纲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陈少梅（1907—1954），名云彰，字少梅，是20世纪“北宗”山水的集大成者。他的山水画得唐寅、仇英透逸之气，使其画工细谨工密而不纤细娇弱，同时吸收“南宗”山水意蕴，形成风骨绝尘、北骨南韵的绘画风格。［3］他的人物画造型严谨，深有古意，在画坛独树一帜。陈少梅的艺术风格对20世纪画坛影响深远，是“津门画派”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三代：“津门画派”发展到20世纪中叶，相继出现了穆仲芹、王颂余、赵松涛、萧朗、刘继卣、溥佐、孙其峰、孙克纲、王学仲为代表的画家群体。他们不仅在绘画、书法上造诣精深，在绘画理论、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也很高，是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津门画派”的核心力量。

第四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使经济、文化迅速发展。“‘85新潮”后，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迅速地传播开来。霍春阳、何家英、李孝萱等一批画家在新时代艺术浪潮中脱颖而出。他们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内涵，又在20世纪末的艺术思潮中得到新的给养，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在“津门画派”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津门画派”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或许没有一个地域或者流派比“津门画派”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津门画派”虽与“岭南画派”一样都吸收了西洋画法，但“岭南画派”更多的是将西方的透视、水彩技法融入进去，显得略西方化了。“津门画派”则是对西方的设色、造型进行借鉴，在中国画中只起到了辅助作用，其本质还是追求“气韵生动”的传统的中国画精神。与“长安画派”相比，也不像“长安画派”那样粗狂、浑厚，“津门画派”则更多的是在“南宗”与“北宗”之间的一种综合体。不论是民间美术的朴实稚拙、宫廷绘画的端庄艳丽，还是文人画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雅致和西方绘画的造型严谨、注重光色的表现方法，“津门画派”画家总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把诸多的因素融合到一起，形成了既注重传统技法又注重现实写生，植根传统而不拒斥西法，［4］雅俗共赏的独特的艺术流派。总的来说，“津门画派”的绘画艺术有以下两个特点：1.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融合；2.民间美术、宫廷绘画与传统文人画的相互融合、借鉴。

“津门画派”虽发展历史不长，但因其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艺术形态以及其中代表画家的影响，使“津门画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津门画派”对本土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巨大。京派绘画对天津绘画影响很大，从早先的“湖社”到后来的天津地区高校重组时北京画家来津授课等一系列的交流，使京津两地的绘画有着很多相同的特点，可以说京派艺术影响着津派艺术，而津派艺术反作用于京派艺术，两者之间是相互交融、联系在一起的。“津门画派”在我国近代绘画史上是一朵独有的奇葩，不仅丰富了中国画的形式和技法，而且影响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家。“津门画派”的影响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全部体现出来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显现的。

结语

一个艺术风格或者艺术流派的形成并不是几个人或者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这需要几代人不断地共同努力的同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条件下所具有共性的总和。“津门画派”在我国众多的绘画流派中并没有被掩埋，而是逐渐地显现出它的艺术价值，这是优秀艺术所具有的必然性。其艺术价值为我国传统绘画艺术增添了新的活力。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下，“津门画派”的发展会更加繁荣多样，在当代其艺术价值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1.赵强、王振德.近百年来天津绘画流派及其代表画家［J］.收藏家.2002年05期

2.何延喆.二十世纪前半期天津绘画［J］.北方美术.2002年02期

3.张精来、高德钦.津门画坛三百年［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4.崔之进.“津门画派”艺术特征初探［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