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文人们在战前有过一段养尊处优的好日子。老舍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每月有三百大洋工资好拿，还有稿费外快;银行有预备给孩子当教育经费的存款，手里有买点书报看看的余钱。安贫乐道，是文人常挂在口上的词儿，小富即安，文人比较满足。满足了就有喷云吐雾的幽默文字，不再发牢骚作愤青，而是太太客厅先生沙龙，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同情普罗大众，乃时髦营生，可家里柴米油盐，概不过问。可惜，战火带来的只有惊惶和忧伤。正如贾植芳所言：“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万人崇拜的风光……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狱里狱外》）生活水准的下降，最明显的是体现在吃穿用度的日常消费上，老舍曾做过这样的比较：“从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看过闻一多向妻子报告的长沙临时大学的餐饮情况，相信我们永远都不会再抱怨大学食堂的伙食差了：“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至于茶水更不必提了。公共的地方预备了几瓶开水，一壶粗茶，渴了就对一点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没有开水就是没有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