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圣兰

摘 要：明代中后期的妓女面对从良这一人生道路再次选择时，往往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她们积极借助各种可触及的社会力量，暗自积累从良所需资财。同时审时度势，精心挑选从良对象。她们极力摆脱乐籍控制，将有限的自由发挥到最大限度。妓女的从良举动反映明中后期女性自主权的一个重要侧面，即便是最下层的妓女阶层，也并非完全重合于“受难模式”，为多方位窥探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面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认识空间。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 妓女 从良 女性自主权

明初与明中后期社会上对于狎妓之风的态度有很大差异①，但是官妓一直受教坊司乐籍控制，属于贱民阶层。脱籍从良几乎是每一位妓女必须面对的选择。对于明代中后期的妓女从良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不少成果，但大多局限于文学领域的解读②，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妓女的人身控制、资金来源与从良对象选择等重要问题。本文即从上述几个角度，试图对明代中后期的妓女从良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探索，并从妓女本身发挥的作用中窥探女性自主权问题。

一、妓女从良资财的由来

普通妓女想要从良，必须有一定的财产支持。妓女靠卖色卖艺获得生活的资本，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她们获取的并不是完全归自己支配，属于家生的妓女要奉养父母，而依附于鸨母的妓女钱财的大部分要交给鸨母，她们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很少。

明代中后期的妓女从良所需钱财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良对象及其他人代为支付。这一现象应该是最为常见。《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主人翁曹可成为名妓赵春儿赎身“与春儿赎了身，又置办衣饰之类。”③“三言二拍”中还有许多例子，《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当王美娘要嫁给卖油郎秦重时，秦重担心自己不能支付赎身费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为考验李甲的诚心，要李甲自己筹措自己的赎身金三百两，而李甲的朋友柳遇春为他支付了一百五十两。

最为称道的是钱谦益助董小宛从良。摆在董小宛面前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要支付赎身金，而是她的高额债务。④在《影梅庵忆语》中有详细的记载，“彼前亦为势家所惊，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户不见客”“姬吴门责逋甚重，金陵落籍，亦费商量”。⑤6冒襄 “细悉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责逋者见其远来，益多奢望，众口狺狺”，不敢轻易地迎娶董小宛，而是“铁心冷面，与姬诀别，仍令姬返吴门”。⑤7作为文坛领袖的钱谦益，十分看好冒襄，而且柳如是又是董小宛的好友，所以亲自到吴门为她筹划。“虞山宗伯闻之，亲自半塘，纳姬舟中。上至荐绅，下及市井，纤悉大小，三日为之区画立尽，索券盈尺。楼船张宴，与姬饯于虎疁，旋买舟送至吾皋。”⑤8另外涉及董小宛落籍的问题，则“即驰书贵门生张祠部立为落籍，吴门后有细琐，则周仪部终之，而南中则李宗宪旧为礼垣者与力焉”。⑤8董小宛在南京、苏州等地的落籍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她从钱谦益为其谋划到真正入门冒家，前后花费了近十个月，可见从良过程之艰难复杂。

二是妓女自赎。妓女们深知从良所费甚多，所以她们往往自己趁着年轻貌美，私下积累钱财，以便“免得日后求人”。当然，前文已经叙述到如果不是亲生母亲，鸨母会对手下妓女的财产严格监督。《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王美娘一直渴望从良，所以她从一开始就不断积累财富。为了避免被鸨母张九妈发觉，她把钱财分别放在自己信得过的常客家里。“我只为从良一事，预先积攒些东西，寄顿在外。”“原来黄翰林的衙内，韩尚书的公子，齐太尉的舍人，这几个相知的人家，美娘都寄顿得有箱笼。”⑥69等到要用时，“陆续取到密地，约下秦重，教他收置在家。”⑥69

以上种种途径，都显示出她们都在利用各种条件，极力摆脱倚门卖笑的悲剧命运。她们在从良这一命运可能再次改写的行动中，妓女们往往不再观望等待，而是积极地设计自己的从良之路，以便能够顺利逃出苦海，回归到社会上正常女性的生活轨道。

二、妓女从良的对象选择

妓女要从良，最重要的是择人。从良对象的选择关系到以后的生活是否幸福，关系到能否彻底地摆脱妓馆的束缚。前文已经论述到在明初法律严禁官员及其子弟嫖娼或娶娼为妾，所以文献中几乎很少见到明初妓女嫁官员及其子弟的记载。到明中后期，社会风气改变，狎妓成为风尚，许多官员及其子弟纷纷迎娶妓女入门。尽管当时仍旧有反对的声音，但在社会风潮面前显得弱小无力。明代中后期，官员子弟成为妓女们从良的首选对象。因为这一部分人一般比较阔绰，而且大多饱读诗书，处于社会上层。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王美娘的一句话：“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⑥63。可见，衣冠子弟认可度很高。

最会择人的名妓莫过于柳如是。她先与东林领袖张溥、名士陈子龙，后又将眼光投向文章宗伯钱谦益，放言：“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⑦，甚至亲身拜访钱氏于半野堂。官场蹉跎半生的钱谦益感到“美人巨眼识英雄”的快慰，开始倾心于柳如是。之后，钱谦益为柳如是建我闻室，结縭松江。如果没有后来的明清易代，已步入老年的钱氏会以文章大宗伯载入史册，而不是“贰臣”“两朝领袖”。陈寅恪先生盛赞柳如是知人择婿的智慧，认为其原因是“河东君之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⑧。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群体崛起，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商人多纳妓女为妾，而且商人也成为妓女们主动从良的对象。《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穆廿二娘“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称我廿二娘。与馀干客人杨川相厚。”⑨还有一部分妓女们则选择了皈依佛道。明武宗时期的名妓王宝奴在接待完皇帝南下后，潜心于佛道。据学者夏树芳等考证，名妓李香君最终在南京栖霞山葆贞观出家，其墓葬在葆贞观附近的桃花涧。名妓卞玉京则在佛道之间来回选择，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其没有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生活下去的方式而已。妓女们对佛道都异常的虔诚，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她们对于宗教是怎样的归属，她们想要的更多的是安定的生活，哪怕是孤身一人。

以往的研究多是以受难模式来对待中国传统时期的女性，妓女阶层尤为明显。⑩她们倚门卖笑，似乎毫无独立可言。但是当我们抛却成见，真正以平等地姿态来看待这一群体时，则发现她们的形象都十分鲜活生动，都依仗着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谋求将来的胜算。当她们作为弱势群体出现时。她们不得不归顺现实的生活。但其中一部分不愿安于这样的现状，暗自积累力量，其中包括资财和人脉。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这些积累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她们的人生轨迹便可以发生改变。女性自主权问题不能只靠我们的想象，而是要我们从当时时代出发来一步步揭示。妓女们在从良问题上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她们顺应时代甚至顺应生活，但会在暗处积累力量，至少应该作为一个侧面佐证中国传统女性的研究不应该是简单的“受难模式”。

我们不能以当代女性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几百年前的女性需求。在当代，女性应该享有同男性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女性应该同男性一样在职业、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平等。但笔者认为当代的“平等”并不是完美真理，我们应当尊重男女两性的差异，而这一点已经被当代社会的“平等”光环所掩盖。反观传统社会，女性渴望得到保护与安宁也不失为一种合理需求。

注释

① 在明初，对于教坊司乐户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引自刘惟谦所著《明律》卷二十五，享保八年刊行（172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令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禙子” 引自申时行修，李东阳撰：《大明会典》卷六十二礼部二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76年，第1072页；到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大变，各种规定细则名存实亡。官员频频出入教坊，甚至纳妓女为妾。妓馆中妓女的服饰，远远超出朝廷对教坊服饰的的规定。“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引自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② 载湘，苏石.从《金瓶梅》中的妓女看明代社会对人性的摧残[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黄小蓉.一悲一喜青楼吟--冯梦龙妓女从良艺术形象探析[J].广西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李奉戬.明清小说中的妓女与爱情贞节[J].明清小说研究，2005（2）.

③ 冯梦龙.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许政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91.

④ 张明弼在《冒姬董小宛传》中解释了董小宛债台高筑的原因。其一，董小宛也有陈圆圆一样的遭遇，面临着势家的威逼，不得不破财免灾，即所谓“自是杜门茹素，虽有窦霍相檄，佻达横侮，皆假贷贿赂以蝉脱之。”其二董小宛的父亲浪费无度，即“姬时有父，多嗜好，又荡费无度，恃姬负一时冠绝名，遂负逋数千金，咸无如姬何也”。参见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张潮辑《虞初新志》卷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