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汉 起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天津 300401)



健康城市景观设计研究★

康 汉 起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天津 300401)

论述了近年来城市公众的健康状况，从自然环境、功能布局、空间布局三方面，探讨了健康城市的景观设计策略，以通过健康城市景观设计促进公众健康领域的快速发展。

健康城市，景观设计，城市功能，自然环境

1 健康城市与健康景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健康城市是一个能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不断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居民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健康城市以健康促进为理念，包括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人群[1]。在《改善城市健康》的报告中，WHO描述了影响城市健康的三方面因素：医疗卫生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城市自然环境及形体环境。就城市设计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则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和涉及城市实体形态的诸多要素上。与建筑等其他实体要素相比，城市景观的建设成本更低，改造起来也更加容易。近年来许多从事健康住宅研究的学者们发现，景观所带来的效益及其投入产出比远远超出了健康住宅，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除了营造以促进公众健康为理念，包括健康住宅、健康景观等在内的城市人工环境以外，积极的生活方式、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公众参与、社会公平等等软件的塑造也同等重要。因此，城市健康问题不但要考虑优美的城市环境，对居民的行为、公众参与等社会性活动也应予以高度关注。

2 近年来的城市公众健康状况

WHO认为，健康不仅是摆脱疾病与体虚，而且是身心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完整状态。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由城市的空间形态所决定，而人的健康又受行为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影响。根据美国学者研究成果得出，积极的行为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程度约为35%，而行为和环境、社会等方面影响因素的总和则占到65%以上[2]。近年来，虽然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医疗条件日益改善，但包括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公众健康却并没有按正比例增长，相反，非传染慢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却逐年增加。

2.1 城市公众健康日益变差

扬·盖尔认为，城市居民的户外活动包括必要性、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三种类型。在质量较低的开放空间里，只会发生穿越等必要性活动，而在质量较高的开放空间里，人们从事必要性活动的时间会被延长，并展开自发性活动如骑车、慢跑、散步等，社会性活动如交谈、表演等也开始产生[3]。目前许多城市由于缺少能够诱发积极、健康行为方式的城市环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消极，日常的体力活动如步行、骑车等越来越少。

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疾病谱与发达国家的疾病谱日益相似[4]，近5年来城市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迅速上升。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85%；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比英美法等国家高4倍～5倍；慢性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目前中国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总人数日益增加。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而空间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密度开发条件下所形成的空间环境封闭、拥挤、单调，容易使人产生如焦虑、愤懑、烦躁、失望、紧张等各种消极情绪；社区缺乏生动有趣的公共空间，居民精神生活乏味。这些也是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

2.2 社会交往丧失、邻里关系淡漠

伴随着城市化、商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日益呈现出社会交往丧失、邻里关系淡漠等现象，反映出城市空间环境对于交往活动的支持度日益减少。就户外空间而言，单元式住宅和汽车、网络的发展虽然为人们带来了便捷、高效和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人们在家里就能完成买菜、购物等各种日常活动，但是也削弱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必要性，使城市开放空间的使用率大大降低，居民的社会交往活动缺失。

3 健康城市的景观设计

健康城市的景观设计首先是健康促进。设计师必须明白，他们的设计对公众健康产生了既有意识而为之的、又有无意识而为之的不良后果，正在导致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差[5]。作为设计师，必须以健康促进为基本理念，充分认识他们的设计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而设计出能够促进公众积极生活的城市环境，这应该是健康城市景观设计的基本目标。

3.1 健康的城市自然环境

健康、安全的城市生态格局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破坏必然导致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因此，塑造适合人类健康生活的城市环境，必须在保护河流、山体、林地、农田等生态廊道和斑块的基础上，经济、合理、高效的利用空间，将建设密度控制在适宜的范围之内，使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支持、相互渗透。这些都是营造健康城市环境的前提。

“田园城市运动”最初是为了解决城市环境恶化和公共健康问题的设想，霍华德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源泉[6]。在《明天的田园城市》一书中，霍华德描绘了田园城市的未来图景：建造能够提供丰富社会生活的小城市，这些小城市更加健康、生活条件更好，更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它的四周是由农田和森林组成的区域景观，在这里生活能够使人们充分享受自然。以“田园城市”的理念为基础，1944年的伦敦城市规划确定了“中心城区—隔离带—卫星城”空间发展模式，功能完善的卫星城远离伦敦中心城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成为新的区域发展中心。伦敦把良好的城市自然环境看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随后的自然保护规划中，高度重视资源的循环利用，强调通过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等措施来避免环境的恶化[7]。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但整个伦敦地区仍然保持着健康、安全的城市生态格局，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支持、相互渗透，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成为城市健康生活的起点。

3.2 混合多样的城市功能布局

机械、呆板的城市功能分区使居住区功能单一，从而限制居民的户外活动和社会交往，迫使居民使用汽车出行，无论对于城市生态环境还是城市健康都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旧区改造项目中以新增或置换的方式补充多样化的功能，在新的城市开发建设中提高功能的多样性，集中布局多样化的土地利用类型，能够使居民的居住、工作、休闲、娱乐、户外运动等需求就近得到满足，从而诱发居民的多样性活动，促进城市空间活力的持续提升。随之而来的是更少的出行需求、更短的通勤时间以及更加节省的交通建设和干净的城市环境。

与使用汽车出行相比较，步行和骑自行车更能促进人的身体健康。因此，设计应该提倡步行和骑自行车出行，并综合考虑各类交通要素，通过适当的开发模式促进公共交通建设，为步行和骑自行车出行创造更加适宜的外部环境。

“新城市主义”提倡适于步行的社区，通过功能混合、生态优化等措施重新整合建筑环境，形成功能完善的、紧凑的、丰富多样的邻里单元。为了便于社区居民的相互沟通交流，克里尔提出了“10分钟步行区”和“5分钟步行区”的规划法则[8]。新城市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统邻里社区发展(TND)”和“公共交通主导开发(TOD)”两大理论，主要内容包括：距公交站5 min步行路程(约400 m)内建设一个混合功能的社区，社区内居住密度较高，拥有幼儿园、学校、医疗、办公、零售、公园和休闲等公共设施；以步行的尺度来组织公共场所，把公共建筑布置在人流集中的区域，由交通站点和商业建筑所组成的核心区域距离社区边界不超过600 m，街道相距70 m～100 m，使居民不依赖其他交通工具就能到达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中心，又不产生疲劳感[8,9]；为提高社区居民步行几率、减少汽车交通流量,社区内街道设计狭小，以公共交通取代汽车在城市中的主导地位[10]。

3.3 便捷高效的城市开放空间布局

1)提高开放空间可达性。通过提高城市开放空间的可达性，能有效的提高开放空间的使用效率。便捷的交通能够组织和引导居民方便的到达开放空间，进而促进各种户外活动的发生。例如，“纽约2030”规划方案把增加开放空间的使用作为儿童健康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通常一个成年人10 min可以走大约0.5 mi，而一个老人或是和儿童一起出行的父母则只能走1/3 mi或1/4 mi；规划确保到2030年，99%的市民步行0.5 mi,85%的市民步行0.25 mi，就能到达一个不小于1/4英亩的公园或娱乐场地，使所有市民都住在公园的“十分钟步行圈”内，保证每个儿童和成人都拥有可供休息和玩耍的公共空间[11]。

2)增加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一般人们观看演出或参加公共活动的距离不会大于购物的距离，大多人不会为看一场露天表演或参加某个公共活动而日复一日的长距离奔波于两地之间。社区居民参加公共性文艺活动的次数，通常会受限于公共空间的数量。通过增加社区公共空间的数量，能有效促进社区公共文艺活动的开展[12]。因此，除增加投入，鼓励一些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文艺活动的地方设立相应的场所外，对能为公共文化活动所利用的开放空间进行改造利用，为其注入各类文化要素，也能使之成为各类文化活动场地和集商业、生活休闲、文化展示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开展如艺术展览、露天电影、全面健身等公益性文体活动，引导公众积极参加社交活动。

公平、富有场所感、可达性好、方便使用的开放空间更易于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活动，作为整个开放空间系统中最富有吸引力的场所，公园能为每一位居民创造积极、健康的公共文化领域。对街道空间进行改造，将其转化为公共文化休闲广场，并在适当区域配置相应的功能，也能够为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创造适宜的场所。由于写字楼和商业区的街道等公共空间少于居住区，因此可与其负责人进行协商，利用楼宇内的小块闲置区域，添置小型的文化服务设备，为忙碌人群提供文化休闲场地，使得社区文化活动成为公众生活随处可见的一道风景。

3)建设城市步行系统。良好的城市步行系统是十分有效的促进疾病预防措施。步行除了能够提高居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通过心理和情感的认知，使开放空间形成场所感，进而使居民更好的融入环境[13]。专家建议运动时间每天步行30 min～60 min，每周步行3次～5次[14]。例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从空间功能、安全、距离和美感四个变量出发，通过减少人行道两侧的建筑物数量、在车行道两侧增加人行道、将道路两侧橱窗变得更吸引人等措施来增加居民的散步时间，促进居民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公众健康生活的质量[15]。

4 结语

创造健康的城市生活环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各领域长期共同合作。尽管多年来人们不断的尝试以促进健康为目的城市建设，但公众健康状况仍然越来越差。处在快速城市化条件下的城市公共健康问题十分复杂。如何形成完善健康城市理论体系、通过设计来促进公众健康领域的快速发展，需要当代设计师能够树立更多重视健康、崇尚健康的设计新思维。

[1] 傅 华,玄泽亮,李 洋.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进展及理论思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1)：67-68.

[2] 刘滨谊,郭 璁.通过设计促进健康美国设计下的积极生活计划[J].新建筑,2005(6)：71.

[3] 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3-19.

[4] 韩洛川.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现状及深层原因分析[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5(8)：119.

[5] 许从宝,仲德崑,李 娜.当代国际健康城市运动基本理论研究纲要[J].城市规划，2005(10)：59.

[6] Frank L P,Engelke,Schmid T.Health and community design:The Impac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Physical Activity[M].Island Press,2003.

[7] D. A. Goode.英国城市自然保护[J].生态学报,1990(3)：89-91.

[8] 母冠桦,刘苏蓉.新城市主义理论在我国居住社区的应用研究[J].四川建筑,2009(9)：67.

[9] 邓颖敏.新城市主义的人性化设计思想分析[J].中外建筑,2004(1)：15.

[10] 靳润成,张俊芳,刘君德.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与设计的几大法则[J].经济地,2003(3)：4-5.

[11] 纽约市政府.纽约2030年规划[Z].2007.

[12] 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M].詹正茂，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07-225.

[13] 帕垂克·米勒,王 敏,刘滨谊.为了健康生活的设计——美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新趋势[J].中国园林，2005(6)：7-9.

[14] 白书恩.健康管理师——健康体检分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346-347.

[15] Bentley R,Jolley D,Kavanagh A M.Local environments as determinants of walking in elbourne,Australia[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0,70(11):1806-1815.

Study on healthy city landscape design★

Kang Hanqi

(CollegeofBuilding&ArtsDesign,HebeiUniversityofIndustry,Tianjin300401,China)

The paper discusses urban people’s healthy conditions in recent years. Starting from asp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functional layout and spatial layout, it explores healthy city landscape design strategies, with a view to promote fa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field through healthy city landscape design.

healthy city, landscape design, city functions, natural environment

1009-6825(2016)18-0207-03

2016-04-19★：河北省教育厅课题“城市健康景观设计研究”成果(课题编号：SZ2011205)

康汉起(1974- )，男，博士，讲师

TU98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