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刘　燕



『千里之行，慎于足下』

文_本刊记者刘燕

飞机降落在西昌机场时，我有一些忐忑。

这个原本以“航天城”闻名的城市，由于庞大的流动人口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前些年蒙上了“毒品”“艾滋”的阴影。仅2014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705件，查获吸毒人员9971名，强戒6337人次，缴获毒品350千克。而占四川省人口数量不到6％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在2014年，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量，占四川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总数的一半。

背包里装了一本社会学家刘绍华所著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她做了横跨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试图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吸毒”，更希望“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

车行路上，路面宽阔，两旁房屋均不高，极富设计感，这让整个城市显得开阔而闲适。非高峰时间，车不算多，不时有快递公司的车辆掠过，路旁也时常能看到建筑工地，再加上路旁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树种，看起来，这里跟西南的任何一个城市没什么不同。

这里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2015年12月，全国新闻采编人员禁毒防艾宣传培训会在这里召开。

（一）

见到小文，是在西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小文很漂亮，眉毛细细，眼睛大大，皮肤白皙，不长的头发高高绑在脑后。25岁的她已是第二次进入强戒所了。

小文是独生女，10岁时父母离婚，她跟着母亲生活。高中毕业后，小文开始做白酒销售业务员，工作很忙，没有什么排遣压力的方式，就听了一个“朋友”的建议，开始吸食冰毒。

“你知道他说的是冰毒吗？知道这东西会上瘾吗？”有人问。

小文咬了咬嘴唇：“知道，当时觉得自己年轻，相信自己有很好的自控力……”

“朋友”告诉她，这东西能解酒。在疲于应付酒桌应酬的小文看来，这实在是太有用了。于是，2013年年末，在一次刚好非常无聊的情况下，小文尝试了毒品。那一天，她完成了平时四五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那是一种莫名的亢奋，小文不知疲倦地工作，联系客户、做报表，效率非常高；之后，是连续两天的极度疲劳，昏昏沉沉。三天后，小文又去找了那个“朋友”，自此陷入了从极度亢奋到极度疲倦再到极度亢奋的循环中。

2014年11月3日，小文第一次进入强戒所，被拘留15天。原定要在2015年年初与小文结婚的男朋友跟她分手了。“谁会要一个吸毒的人呢？”小文自嘲地一笑。

自强戒所出去后，小文换了一家公司，还是做销售，依然要面对劝酒、应酬。3个月后，小文复吸了。2015年5月28日，小文又一次被关进了强戒所。这一次，小文要在强戒所待两年。

一向软弱的妈妈这回终于明确知道了毒品的危害，要求她无论如何都要戒毒，并为她做了一出强戒所立即去另一座城市的安排—进亲戚的工厂做文员，远离以前的朋友圈，逃离以前饭局不断的职业。

(二)

在小文看来，现在吸毒的人越来越多，“从边缘人群、社会闲散人员往社会各个层面发展”。她身边的朋友中，大概十之八九都沾染毒品。这个数字让我感觉很沉重。每一个冷漠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及因此而坠入深渊的家庭。

聊天中，小文有好几次这样说：“我吸的是冰毒，不是海洛因，没有生理上的依赖性，只有心瘾，只要以后不碰就好了。”

一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她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为了让自己有勇气戒掉毒瘾而强加给自己的认知。事实上，无论是海洛因还是新型毒品，吸食者要面对的除了身体成瘾，更难戒断的是心理成瘾，而新型毒品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对中枢神经不可逆转的损伤。“吸毒的人连亲妈都不认”绝对不是为了让人远离毒品的危言耸听。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中提到，彝族青年中曾流传着一句话：“鸦片是黑彝（奴隶主）和土司的糖”，将毒品视为特权阶级的享受之物，没有看到它的危害。这是导致凉山地区毒品泛滥的一个原因。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没有了解过冰毒对大脑的伤害？”

小文说：“进来之后，听管教干部说了很多。我吸的时间不长，瘾也不大，以后不碰就好了。”

“知易行难”的说法古已有之。对立志戒毒的人来说，余生的漫长日子，都要面对毒品的诱惑。

知乎网上有一位“大牛”田浩，他曾在云南边防总队服役，在知乎网上以回答“缉毒”“戒毒”等方面的问题而闻名。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的禁毒宣传总是将毒品描述得很可怕，而国外很多明星吸毒，也都正常地活着，是我们夸大宣传了吗？田浩回答说：“据我亲眼所见，戒毒所里的场景，比禁毒宣传中描述的要恐怖得多。禁毒宣传在我看来是美化了吸毒人员的状况……（戒毒者）那种心如死灰的眼神根本不像人类的，他们身上溃烂，严重的会发出腐肉的味道，真的惨绝人寰。”

对于“男朋友吸毒，我要不要和他继续”或者“室友在寝室吸毒，我该怎么做”等问题，田浩的态度也极其鲜明：“海洛因成瘾人员的复吸率几乎是100％。”“死亡才是真正的戒断。”“这中间可能会经历数次强制戒毒、复吸、戒毒、复吸……无限循环到死。没办法，这就是代价，为自己的愚蠢选择付出的代价。”

在网络和现实中，总有人挑战这样的判断，或出于好奇心，或出于想当然，或片面强调“个人自由”。但在我接触的所有凉山从事缉毒、戒毒等相关职业的人看来，“一日吸毒，终生戒毒”是一个无奈且恐怖的事实。这让他们的工作更难做，但责任和使命又要求他们不得不做，还必须做好。他们如同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悲壮而伟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禁毒宣传教育做得多深入都不为过。

（三）

小文第一次从强戒所出来时，是下定决心要戒毒的。

亲戚、朋友中凡是知道这件事的，都疏远她，如躲瘟疫，这让她觉得很挫败。她是个爱热闹的人，呼朋唤友是她排遣寂寞的方式，而现在，她看到的只有冷漠。

她三个月之后复吸，这时间不长，但她感觉自己挣扎了好久，最终让她复吸的，是“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与小文曾经失败的戒毒经历相对照的，是我国一段时间内复吸率比较高的现实—2001年，这个数字是95％。近年来，通过推行社区戒毒、家庭戒毒等新型戒毒方式，复吸率有所降低。

在知乎网“如何帮助家人戒毒”的问题下，田浩说：“家人或者朋友吸毒，我最不同意的就是‘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之类的应对方式，这种方式害死过很多吸毒者……家人跟盯贼似的盯着，一天骂一次，甚至还有父母动粗，最后给人逼得没办法，上吊了。

“任何吸毒的人，都有很严重的自卑心理，觉得自己是社会的渣滓、家庭的累赘，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给予他最温和的爱，就花点儿钱，送他去个好点儿的戒毒所。

“从戒毒所出来，如果他生理上对毒品没有太大的依赖了，立即搬家，远离原来的环境、原来的人。搬家后不要和原来的圈子再有任何瓜葛，果断切掉一切联系，不要给自己留后路。

“给予他自由，给予他一个正常人的待遇。”

小文说，她接触的吸毒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家里特别有钱的，父母顾不上他，就用钱来补偿；另一种是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类似的说法，研究吸毒问题的专家也都说过—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关注越多，孩子得到的爱越丰沛，以毒品来填补空虚的概率就越低。

同样，对于吸毒者，家人能给予他恰到好处的爱，或许是让他远离毒品最重要的力量。

小文说：“我一定要戒毒，为了我妈妈。”

戒毒可能是某一个个人、某一个家庭的事情，但整个社会的禁毒行动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或许，当整个社会对戒毒人群多一些了解，为他们在康复、就业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保障，毒品禁绝将不再是梦想。

在西昌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标语出现在一所小学里，那所以禁毒教育著称的小学的楼梯上，写着“千里之行，慎于足下”。毫无疑问，这是有意写错的成语，但对于每个人长长的人生之路来说，谨慎脚下的每一步，确实是个不错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