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1月上）

我从未见过父亲，更准确地说是我对父亲没有记忆。因为父亲被捕时，我只有十个月大。从那时起，不到一岁的我，每个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陪着母亲从丹东坐4个小时的火车到抚顺探监，晚上再返回丹东。

我依稀记得，每次到了监狱，母亲就将我放在大门口的地上，自己进去探望父亲。母亲说，从我十个月大时，每次我都静静的坐在大门口，不哭不闹，对面就是两个日本宪兵还有一条大狼狗。我从来都不怕宪兵和狼狗，因为我从母亲那里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英雄，我绝不能给英雄的父亲丢脸。就这样，每个月有那么一天，用8到9个小时的时间，到了监狱，母亲也就只有不到几十分钟的时间和父亲说上几句话，然后再返回丹东。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我5岁!

日本鬼子枪口下的生活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1年底，父亲最终被日伪军迫害致死。父亲的被害改变了我的性格，变得早熟与好强，更使得我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无比的仇恨。

我上小学正值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长期奴役、霸占中国的目的，篡改了教科书，在学校里大讲“修身”课、“国民道德”课，宣扬“日满亲善”、“王道政治”等奴化思想，强行灌输所谓的“尊君”“孝行”“礼仪”，以此来束缚和麻痹中国学生的思想，对学生施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

记得当时，每天早晨到操场上出席半个小时的“朝会”是全校师生的必修课，内容千篇一律：一是升日本及伪满国旗，用日语和满语分别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然后背诵“康德皇帝”(溥仪)的“诏书”和“国民训”；二是集体行注目礼，让孩子们的目光要向着新京(即长春)的方向遥拜“康德皇帝”，再向着东京方向遥拜日本天皇。学生们稍有不从就会受到严厉的体罚。

尽管处于严酷的环境，接受的是“奴役式”教育，孩提时的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压制在心底的仇恨之火从未熄灭过，而且愈烧愈旺。

1945年抗日胜利了，我跟哥哥无比激动，冲出学校大门，自发地加入了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人群队伍。行进中，游行的人们再也控制不住多年积压内心中愤怒，把遇见还在留守的日本鬼子揍得头破血流，展示了当时安东人民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

是年，安东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为纪念“教育救国会事件”的受害者，中共安东省委曾在友谊电影院召开千人大会。会上死难者家属及蒙难幸存者对日本政府进行了血泪控诉，当场处决了罪恶累累的伪安东省视学官小林博和前出好久等3名罪犯，为人民和死难者报了仇，雪了恨。大会还对殉难家属发放了抚恤金。1948年安东第二次解放后，市公安局处决了27名反革命罪犯，汉奸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53年，东北辽宁省政府追认父亲为抗日烈士，向我家颁发了《抗日烈属证》，并通知当时已不在丹东生活的母亲回去领取，母亲当时任一个小学校长，况且当时的交通不如现在方便。母亲怕这一来一往耽误给孩子们上课，所以也就未能成行领取，至今成为遗憾。

至此，“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殉难者的血没有白流，人民将永远怀念抗日救国的英烈们!

解放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

父亲被捕后，我们就搬到了母亲就职的元宝山小学附近住了。母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兄弟姐妹三人，日子过得很贫寒。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占领了安东，国民党52军的一所野战医院占据了元宝山小学校。1947年，姐姐李雪莹十八岁，姐姐班主任的老师见母亲带着3个孩子太辛苦，就跟母亲商量，将当时在野战医院供职的一名医生介绍给了姐姐，后来二人结了婚。姐夫叫许志强，湖北十堰人，由于姐夫的出现，给我后来的成长道路带来一些不可预估的改变。

解放战争爆发后，1948年姐夫的部队撤退到了沈阳。全家人也跟着他到了沈阳，当时全家住在沈阳中山公园旁边的几排平房里，条件简陋，生活清贫。为此，母亲在沈阳汉口的中山公园旁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一份老师的工作，支撑着这个家庭和供养我继续读书。我在沈阳汉口小学念到四年级。

尽管深受母亲和姐姐的疼爱，但懂事较早的我从不跟她们要零花钱。从那时起，我利用课余时问，做起报童，手里拿着《沈阳晚报》沿着上学要经过的马路叫卖，从放学一直卖到到天黑，一晚上能卖出50多份。而这一切，母亲并不知道。

1948年底的冬天，沈阳解放前夕，医院在战争中冲散了，姐夫就带着一家人坐马车从沈阳过滦河，经天津来到了北平，投奔当时在北京对外贸易大学日语系当系主任的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