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天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语图视域中的差异思想——福柯和利奥塔的对话

吴天天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在语图（语言和绘画）视域中，福柯和利奥塔共同致力于将差异思想融入对语言和绘画之间关系的思考，并借助来自绘画的启示探究语言的局限性和可能性。他们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格外关注符号的物质性（不透明性）以及看和说之间的异质性。福柯为揭示符号的物质性提出“实物—画”概念，并将看和说形成的复调性空间称为“非场所”。利奥塔鉴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性和僵化性对符号物质性造成剥夺，指出“图形”对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话语”具有解构作用，并把图形（看）和话语（说）形成的“非场所”称为“间世界”。他们二人就语图问题展开的潜在对话是在（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之争以及意识哲学（主体哲学）的式微等思想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所涉及到的对意识/无意识、主体/他者、理性/身体等问题的思考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差异；语言；绘画；福柯；利奥塔

德贡布在《当代法国哲学》（1980年）一书中说道：“在哲学于法国的新近演化中，我们可以从1945年后被称作‘三H’的一代过渡到自1960年起以三个‘怀疑大师’闻名的一代：“三H”是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三个怀疑大师是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1］3福柯和利奥塔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正是形成于从“三H”到三个“怀疑大师”的演化过程中。该演化呈现出从强调同一过渡到强调差异这一总体趋势。对福柯和利奥塔，以及德里达和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意识哲学（主体哲学）的二元对立、主体至上、将他者归入同一等倾向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忽视差异。在后结构主义者对差异的思考中，福柯和利奥塔的独特之处在于借语图问题思考差异问题，并借绘画反思语言。

后结构主义不仅试图超越现象学，还对现象学有重要借鉴。梅洛-庞蒂的语图研究对福柯和利奥塔所起的先导作用表明了这一点。为了借结构主义所说的语言自主性进一步使现象学脱离意识哲学倾向，梅洛-庞蒂在其语图研究中试图将结构主义融入身体现象学，福柯和利奥塔虽然对这种融合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却和梅洛-庞蒂一样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碰撞中寻求摆脱意识哲学的方式。

福柯和利奥塔的差异思想集中体现为对表象/再现（Representation）的批判。作为意识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表象原则在强调主体、起源、等级、本质以及永恒的同时排斥他者、偶然、断裂、个别以及变化。利奥塔所主张的“表现不可表现之物”需要被联系到对表象的超越，而福柯的艺术研究也必须被“放在有关表象的广泛反思的语境中”［2］70。在语图视域中，当符号不再为表现思想或现实而抹去自身时，就具有了自身的物质性（Materiality）。Simon During（西蒙·杜林）在《福柯和文学》一书中指出，关于符号的物质性的研究是“梅洛-庞蒂和德里达之间的很多哲学工作的重心”，并认为这些工作在利奥塔的《话语，图形》和德勒兹的《感觉的逻辑》中得到充分发展。［3］福柯提出的“实物—画”（Object-painting）理论和利奥塔提出的图形（Figure）理论都是对符号的物质性的强调。此外，福柯和利奥塔对表象的批判还体现为揭示看（在绘画中较为典型）和说（在语言中较为典型）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揭示出异质性事物的并存。异质性事物的并存形成的差异空间在福柯那里被称为“非场所”（Non-site），在利奥塔那里被称为“间世界”（Inter-world）。

一、福柯：“实物—画”和“非场所”

福柯的“实物—画”理论见于他对马奈作品的分析中。在他看来，马奈作为印象派的先驱，对现代绘画的最大贡献是发现或者说发明了“实物—画”。在传统绘画中，“绘画这种物质性，这个长方形的、扁平的、被某些光照亮的、人们可以围着它或者面对它可以位移的平面，这一切都被在画本身之中所表象的东西掩盖和隐藏。因此，画表象的是一个深层空间，被侧光照亮，人们从这样的理想位置出发，把画视作一个场景”［2］15。与此相反，马奈以多种方式凸显绘画的物质性：通过使用纵横线、取消景深等方法强调画面的平面性，用画外实光取代制造“真实感”的画内光线，用观者在画前的可移动性取代唯一理想的观画位置。巴塔耶在其《马奈》（1955年）一书中将马奈的绘画特征概括为“表现其所是”，“实物—画”概念所揭示出的正是这一绘画特征。

福柯试图借助对“事物的秩序”的思考超越表象原则，而对他来说语言和绘画一样是对事物的秩序的揭示。他在《词与物》中引用尼采的话说：“我很担心我们永远都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仍相信语法。”［4］390表象原则所具有的语法迷信一方面体现在相信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如实描绘，另一方面体现在相信主语“我”是谓语“思”的先决条件。［5］我们从“实物—画”的“表现其所是”中已能看到对这种语法迷信的冲击，而从更大范围来看，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所针对的也是这种语法迷信。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指出，《词与物》的书名具有反讽意义，因为他所说的“陈述的对象”既不是词也不是物，而是实践中事物的秩序：不是词，也就是不像结构主义那样强调能指自治和语言的封闭性；不是物，也就是不像现象学那样将语言还原到言说之前沉默的可见物。陈述既不取决于词也不取决于物，同样也不取决于“超验主体”和“心理主观性”。［6］59

正如考古学和谱系学所表明的，事物的秩序远非普遍、必然和永恒，而是具有建构性、断裂性和偶然性。《词与物》开篇对博尔赫斯所引用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中动物分类法的分析是对此的例证。在对“别样秩序”的阐发中，福柯将差异空间即“非场所”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该百科全书把依据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动物进行并置的作法，他反问：“除了在语言的非场所，它们还能在什么地方并置在一起呢？”在他看来，“使得这种相遇成为可能的那个共同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不可能的，并不是所列举事物的临近，而是它们的临近将有可能建立在其上的那个场基”［4］3。“非场所”是由事物之间的异质性造成的共同场所的缺失。福柯后来提出的“异托邦”概念是对“非场所”概念的衍伸。与乌托邦不同，“异托邦”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但它因异质性而成为“非场所”：“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7］

在福柯看来，只有摆脱了表象原则才能使看和说形成“非场所”。他在《这不是一只烟斗》一文中指出，看与说的关系方面的两条绘画原则由于囿于表象而不能形成“非场所”。第一条原则是“形体再现（它强调相似性）和语言说明（它排除相似性）之间的分离。人们通过相似性来观看，通过差异性来言说，结果是两个体系既不能交叉也不能融合”，“语言符号和视觉再现从来不会一下子出现。总有一种顺序，从形态到语言或从语言到形态，按等级把它们排列起来”。［8］37克利在一个“不确定、可逆转、漂浮的空间”里将图像和语言并置在一起，从而打破了这一原则的统治地位。［8］38第二条原则是把相似与再现性关系的确认相等同，亦即把绘画的“像某物”和“是某物”相等同。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打破了这一原则。在福柯看来，马格利特在强调图像的相似性这一点上看似和克利、康定斯基相去甚远，但实则不然，因为他通过让相似（绘画）和确认（语言）互相否定而有力地颠覆了上述两条绘画原则。马格利特揭示出了“非场所”的核心内涵：两个异质因素不存在等级关系，一方不是另一方的起源，它们通过并置产生一个与二者各自空间都不同的、摇摆不定的空间。

看和说形成的“非场所”也在福柯围绕雷蒙·鲁塞尔的文学作品展开的研究中得到揭示。但对福柯来说，看和说并非只关涉艺术问题，而是具有隐喻意义。事实上，看和说贯穿了福柯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等著作。德勒兹就曾指出，对“这不是一只烟斗”的分析可能是福柯的文化历史研究的“幽默版”。例如据《规训与惩罚》，“监狱，作为罪行的可见性，并不派生于作为表达形式的刑法，它来自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领域，即一个‘惩戒’的和非法律的领域。可是，刑法在这一方面却生产独立于监狱的犯罪陈述，这就好像在某种程度上被迫说：这个不是一所监狱”［9］。《规训与惩罚》揭示了18世纪刑法演变与监狱诞生之间的异质性，《疯狂史》则论述了17世纪疯人院的产生与医学状况之间的异质性。监狱和疯人院作为可见形式产生某种准陈述形式，而刑法和医学作为陈述形式产生某种准可见形式，看与说的异质性就体现在这种错位中。

二、利奥塔：图形和“间世界”

利奥塔提出图形理论，直接针对的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话语”（Discourse）将差异归为系统中的对立的这一作法。他指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学区分原则意味着对语言系统来说，各单位项之间的绝对不同（即差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各单位项之间的相对不同（即对立）。将差异转化为系统内的对立，这和意识哲学将他者进行同一化的方式如出一辙。因此，意识哲学虽然在对主体的依赖这一点上和结构主义水火不容，二者的思想方式却具有某种相似性。

在利奥塔看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建立于对立原则基础上的分节语系统由于具有封闭性和僵化性而远离了符号的物质性。我们从福柯“实物—画”理论中能感觉到他对符号的物质性的发现借助了来自结构主义的启示，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他有意与结构主义保持距离这一作法。利奥塔对结构主义也是既借鉴又疏离。在利奥塔看来，梅洛-庞蒂从身体现象学出发对语言的理解并未完全消除意识哲学的阴影，而在这方面结构主义对主体的冲击给人以启发；同时，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身体对结构的稳定性造成的动摇以及对世界的指涉也具有借鉴意义。为超越对主体和结构的辩证综合并避免对二者进行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利奥塔试图在对现象学的感性主体和结构主义的“无主体”发生的冲突中更新对主体的理解。布朗肖在分析福柯的主体观时指出，对福柯来说“主体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主体过于确定的整体受到了质疑”，“主体的分散不是对主体的消灭，它只是从主体出发，给我们提供了立场的多样性和功能的非连续性”。［10］16利奥塔用力比多身体取代现象学身体，在此基础上他对主体的理解和福柯相通。图形意义上的主体正是力比多身体。在图形理论中，主体不再像在梅洛-庞蒂现象学中那样用身体“同化”结构，而是在无意识和欲望的作用下对结构进行解构。正如德里达所说“解构只能在结构中进行”，图形并非排除话语而是在话语中扰乱话语的秩序。

和福柯一样，利奥塔也在隐喻意义上理解看和说并反对将看归为说。在利奥塔这里，说往往代表话语和逻各斯（Logos），看往往代表图形和符号的物质性。利奥塔对话语和图形的区分虽然从语言和绘画的差异中深受启迪，但这种划分最终依据的却不是表达媒介而是符号特征和思想特征。图形也可能出现在语言中。本维尼斯特在论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的关系时曾指出，与无意识相关的语言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修辞，［11］而比尔·瑞丁斯在《介绍利奥塔：艺术和政治》一书中就将图形视为修辞。［12］3另一方面，宗教寓意画和透视法绘画反而可能具有话语性。利奥塔对字母和线条的分析揭示出了话语和图形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

利奥塔在《话语，图形》中就字母的话语性指出：“字母是某种约定性、非物质性意思的载体，它在各方面都与音素的存在方式一致。而且这一载体消失于它所承载的东西身后：为了达到意思，字母仅仅引发迅速的辨认。”［13］256他在揭示字母和读者身体关系上的任意性（无理据性）时认为，即使是对N和Z这类在辨认时需要参照身体的空间位置的字母来说，“一旦文本被正确放置于读者的对面，那么显而易见，介于字母间的对立是真正的对立，书写符号的痕迹以严格区别性的方式被构成，线条不对身体的共鸣能力作任何隐射”［13］258。对身体的共鸣能力产生隐射的是字母的形式、能量、厚度、尺寸等因素，这些因素在对字母的阅读过程中被忽视。

线条虽然是绘画元素，但既可能像字母那样成为话语，也可能因不再“说话”而成为图形。利奥塔以同一时期的两位画家——具有新柏拉图主义和几何主义倾向的洛特，以及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克利——为例解释了线条的这两种可能性。洛特将线条和形象的隆起效果相对立，对他来说，线条不指出深度而是在平面上行走，“表达一个物体等于确认它在尘世演化过程中的任一时刻与某个先验图形——球体、锥体、圆柱体，或与某个产生于它们间组合的复杂图形间所维系的关系”［13］266。利奥塔指出，对洛特来说画家的职责是“将图形世界可怕的无序提升到书写世界清晰无比的结构组织”。与洛特相反，“素描在克利那里是幻想力用来进行自发的自我表达的造型元素”［13］267-268。克利将线条视为一种能量，并且举例说：“例如在二维元素（它不可被分解为更小单位）中：均匀或变化的能量由粗笔尖释放出来。又如在一个空间元素（它不可被分割）中：弥漫的痕迹以非均衡的形式诞生于画笔的涂抹中。”［14］线条的价值不再像洛特所认为的那样产生自与其他线条间的区分和对立关系，而是产生自能量的自由流动。

利奥塔从克利的绘画作品中看到了图形性的差异空间，认为“通过将能量置于对创造活动的构想的中心，克利为对象和划线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联系领域，它既不是可见表象的可辨认的文本，也不是造型画面的几何学文字，而是通过下述手段获得的一个场所（非场所），这些手段在于：对于知觉和理解规则的一味抵触，将事物移置于它们原本的空间之外，相继者间的同时化，对相反者的共同确认，对不同成分的凝缩，在被认为彼此陌生的东西间建立对应关系，例如，用一个大黑箭头标志的光线，‘用亮度来表现光线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试图将光线仅仅表现为能量的展开’”［13］274。获得这种场所（“非场所”）的手段与梦的工作方式，即凝缩、移置、形象化、二次加工相似。利奥塔认为对克利来说，“任务不在于证明可知者是对可感者的规范者，任务在于将画变成一个物”［13］281。这里所说的“物”应该在弗洛伊德解释梦的工作特征时所说的“梦以词作物”的意义上来理解：“物”意味着无意识不像意识那样对符号进行辨认，“物”不是用来读的对象，或者说不是可辨识的对象。

克利所说的“间世界”被利奥塔视为典型的图形性场所。对克利来说“间世界”代表某种过渡事物，它意味着艺术既不同于现实又不沦为主观想象：“间世界”不是想象世界（即对现实世界的颠倒），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双重颠倒（即在想象世界颠倒现实世界之后，现实世界又颠倒想象世界）。对现实世界进行双重颠倒不是为了回到现实世界，而是为了创造既不同于现实世界又不同于想象世界的世界。因此，“间世界”混杂着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利奥塔将“间世界”视为暴露原发过程的作坊，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意识对意识、欲望对现实进行的种种操作。图形对话语的解构正如这些操作。

三、超越表象，走向差异

利奥塔在《答问：何为后现代主义》一文的结尾提倡向总体性开战，见证不可表现之物以及激活差异。［15］总体性是意识哲学的整体特征，利奥塔以差异思想反对总体性，而这种反对在语图领域进一步体现为“见证不可表现之物”。戴维·柯真斯·霍伊指出，福柯对“非思”的认识表明他和利奥塔一样是后现代主义者。［16］“非思”与“我思”相对，只有摆脱了“我思”的表象主义，才能在对差异的维护中“见证不可表现之物”。

意识哲学的理性主义习惯于在光明和昏暗之间以及言说和沉默之间制造二元对立，并压抑和贬低昏暗和沉默。不可表现之物作为意识哲学的他者所体现出的是昏暗和沉默所具有的意义。《话语，图形》强调：“本书是对眼的捍卫。”［13］3-4眼代表看，“对眼的捍卫”意味着反对把看归为说（以及读），但“对眼的捍卫”既指见证昏暗，也指见证沉默。对此利奥塔在解释力比多身体之于思想的启示作用时指出：“无意义将不再是语言上的无意思（由于非词汇性或非语法性），它将是对于高与低，或对于立体认知的取消，或者说将是黑夜，将是沉默，将是所有世界与身体间的确定关系的丧失，将是确定性的丧失。”［13］159正如巴塔耶所说的“内在体验”所表明的，为了超越表象法则的界限去接近不可表现之物，有必要去接近无法被主体把握为对象的东西。

符号的物质性所提醒人们的正是不可表现之物的存在。列维纳斯在福柯和利奥塔之前就已指出，当代诗歌和绘画的使命在于借助自身的物质性摆脱对主体和世界的表象，物质性是对质料的表现，是种去形式化：“这里的物质性意味着厚实的、粗鲁的、庞大的、悲惨的，一切具有持久性、重量、荒诞性的事物，一种暴烈却又漠无表情的在场，但它也包含着谦卑、赤裸、丑陋。”［17］和列维纳斯一样对法国后现代思想有重要影响的布朗肖也将摆脱语言的知性暴力的希望寄托于语言的物质性：“语言抛弃了它曾唯一想要成为的意义，而试图变为无意义。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变成首要的了：韵律、重量、数量、形状，然后是在其上书写的纸张、墨的痕迹以及书。”［18］列维纳斯、布朗肖以及福柯、利奥塔在对物质性的理解方面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将物质性视为一种符号的不透明性，这种不透明性曾长期被理性主义斥为非理性并加以驱逐和边缘化。

和利奥塔对主体性的反思一样，福柯对符号的物质性的强调最终是为了借符号的无限性通向主体的外界。福柯在《通往无限的语言》一文中就语言的物质性说道：“语言不再是作为一种再现的工具出现，相反，它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镜子般的反射游戏。”［19］15这种无限自我重复的语言会导致布朗肖所说的写作者的本质孤独，在这种孤独中，写作者“不是自身的主宰，而是自身的不在场”［20］。福柯在其论布朗肖的《外界思想》一文中指出：“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文学的特征是对折式的，这使它能够指涉自身……它更是一个通往‘外界’的问题：语言逃脱了话语存在的模式——换句话讲，再现的王朝。”［10］46如果说福柯通过在主体和语言之间划界而使语言成为主体的“外界”的话，这是为了让主体通过意识到存在着自己无法抵达之地这一点而不断超越自身。实现这种超越需要寻求超越了常识的语言，哪怕这种语言是“超越所有语言的沉默，超越所有存在的虚无”［10］49。

对福柯来说，差异意味着界限和越界共存，越界和“皱褶”（折返）同在。他在为巴塔耶而作的《越界序言》一文中认为，越界“是对分裂的肯定，但这个分裂不应被理解为一种一刀两断姿态，或另立山头，或测定距离，这个分裂只意味着内在于它的东西，即指出差异的所在”［19］35。德勒兹在解释福柯的主体观时正是借助福柯对越界和“皱褶”的认识。他指出，外界的存在使自我在越界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形塑自身。［21］此外，主体对自身的认识必然关涉对他者的认识。福柯就疯癫问题说道：“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2］272正如意识哲学在事物中发现的东西往往是自己事先放入事物中的东西，常识在对自身合法性的论证中也容易陷入自身内部的循环论证。但他者的存在挑战而非证实常识的合法性，正如福柯所说：“由于疯癫打断了世界的时间，艺术作品便显示了一个虚空，一个沉默的片刻以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造成了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22］272

对利奥塔来说，差异意味着不再以将差异压抑（升华）为对立的方式将他者归为同一。比尔·瑞丁斯在概括图形的内涵时说：“图形是在话语之中并针对话语进行必要工作的不可说的他者，它扰乱再现原则。图形与话语相对，但这种相对是在使话语被迫朝根本异质性和独特性敞开这一意义上的相对。因此，图形是一种进行抗拒的、不可化约的时间或空间痕迹，它与话语意思绝对不可通约。”［12］前言弗洛伊德在定义“乌托邦”时说：“真理从不出现于它被期待的地方。”利奥塔认为这表明：“真理将自身表现为某种以意思和尺度衡量出来的谬误。它不协调。在话语中不协调，这是解构其秩序。”［13］11在此意义上，利奥塔所理解的乌托邦接近福柯所说的“异托邦”。

正如福柯所说的“非场所”和利奥塔所说的“间世界”所表明的，差异性空间的特征是异质事物的并置。他们虽然强调看和说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但并不主张二者之间二元对立以及一方消灭另一方。在语图问题上，对差异的维护不能通过让昏暗变为清晰、让沉默变为言说的方式进行，因为以此方式并不能逃离理性主义的同一化牢笼。见证不可表现之物，意味着让异质者以昏暗和沉默的方式存在，让异质者解构光明和言说。布朗肖在《无尽的交谈》一书中说：“诗并非以言说不可能性为目的：诗只是回应它，在回应中言说。我们的本质语言的隐秘的命运和隐秘的抉择是：命名可能的，回应不可能的。”［23］或许，“回应不可能的”而非“命名不可能的”才是对差异的真正维护。

［1］文森特·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M］.王寅丽，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2］米歇尔·福柯.马奈的绘画［M］.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3］Simon During.Foucault and literate：towards a genealogy of writing［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28.

［4］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5］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M］.谢地坤，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54.

［6］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7］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54.

［8］米歇尔·福柯.这不是一只烟斗［M］.邢克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9］杜小真，编选.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74-575. ［10］福柯，布朗肖.福柯/布朗肖［M］.肖莎，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11］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M］.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12.

［12］Bill Readings.Introducing Lyotard：art and politic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

［13］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话语，图形［M］.谢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4］Jean-Francois Lyotard.Discourse，figure［M］.Antony Hudek，Mary Lydon，translated.Minneapolis ar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1：223.

［15］Keith Crome and James Williams.The Lyotard reader and guide［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132.

［16］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314.

［17］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M］.吴蕙仪，译.王恒，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0-61.

［18］Maurice Blanchot.The work of fire［M］.Charlotte Mandell，translated.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5：327-328.

［19］汪民安，主编.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0］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M］.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5.

［21］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M］.杨凯麟，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24.

［22］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3］Maurice Blanchot.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M］.Susan Hanson，translated.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48.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

Difference Implied in Language and Painting——the Dialogue between Foucault and Lyotard

Wu Tiantian

As post-structuralists，both Foucault and Lyotard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ost-modern linguistic-turn，and they make this contribution by thinking about the difference in language and exploring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y of language with the help of painting.Both of them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ateriality（opacity）of signs，and the radical difference between seeing and saying.Foucault shows the materility of the object-painting，and uses“non-site”to call the polyphonic effect made by seeing and saying；From Lyotard’s point of view，the closed and rigid structural-language eliminates the materiality of signs，so h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figure to oppose to the structural discourse，and use “inter-world”to call the non-site made by seeing and saying.We should put their thoughts in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bate between structuralism and phenomenon，which is related to subject and other.

Difference；Language；Paining；Foucault；Lyotard

J0

A

1003-3653（2016）02-0048-06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2.008

2016-02-21

吴天天（1987～），女，河北保定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西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