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丹

直觉思维的造型逻辑—从直觉图式的“知识点”到“个性意识”的释放

曹 丹

原始图式及其造型活动在辅助人类记事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通过音节①音节，是构成语音序列的单位，也是语音中最自然的语音结构单位。语言的图符演绎，形成“共同识别”的视觉图式或字符。另一方面，当原始群落图式转化为一种音节化视觉字符时，人类祖先基于群落生存而产生的功能性图式，实际上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原始群落图式的功能、意义等，提供了基于直觉思维而产生的图式经验及其样式。本文试图通过直觉图式的源头梳理，还原“美术”一词的原初定义，并针对当下美术高考、学院教育等不断遭遇“造型标准”制约的现象提出质疑，以改变那种无视创新发展需求、试图“以偏概全”的美术教育定式。

直觉思维；图式；知识点；个性意识

历史，以及一切关乎人类艺术创造的活动历史，只有基于“当下”这一时间概念，才会产生与之相关的、再续历史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在人类艺术创造的历史长河里，肇始于原始音节语言的图符演绎，不断使基于辨识的、原始的“图式”语言，分离为人类字符语言及艺术的“造型”历史。

18世纪以来，德国哲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就“模写”（abbilden）或“制作似像”（eild machen）等艺术活动，使用了“造型艺术”这一词性概念。莱辛认为，在艺术的共同规律中，一切艺术（造型艺术）皆是现实的再现和反映，都是“摹仿自然”的结果。依此类推，人类基于群落记事和摹写客体的活动，包括有目的地帮助群体辨识与记忆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莱辛所言及的、以摹写自然来实现自然现实再现、反映现实的结果。进入20世纪，皮亚杰在创立认知发展理论时明确指出，图式是指一个有组织、可重复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结构，是一种认知结构的单元。他认为，任何自然的个体出生后必然要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展开对事物的认知，必须在面对问题情境的过程中完成思维的定向与能力表现。其中，随年龄的增长，这种认知将不断在修正与改变的历程中，完成认知后的行为与活动。

如果说，原始人类创造字符图式的行为能够被我们今天理解为一种有逻辑目的的行为，那么，被字符语言分离出来的，与我们今天的造型观念发生关联的视觉图式，应该就是我们基于图式研究的，人类最早出现的造型内容与对象。

一

艺术的行为与概念，起源于人类的生存目的和与之相关的活动。在过往的劳动说、游戏说、模仿说（古希腊的和谐说）等一系列关于人类文明与审美起源的重大学说里，艺术源自劳动、游戏以及模仿说的逻辑猜度，始终呈现着人类基于哲学思考的终极关怀。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philosophy）与科学（science）分属两大不同领域，哲学研究主要由观察、感悟、猜度、逻辑分析以及推理形式，来揭示宇宙真理，追逐终极解答。科学研究则常常通过具体的、阶段的、个别的现象的研究形式（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来具体反映现实世界中各种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以求揭示宇宙真理。因而，在哲学、科学以及艺术等有着各自不同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中，某种基于哲学思考或某种基于科学的目的去研究艺术及其审美问题（美学、造型理论）时，我们无须再假以科学的名义或通过某种设定的“标准”去裁量艺术，以寻求那无限蔓延且无法归并的艺术现象及原则。

在崇尚科学的时代里，艺术始终无法被科学、被定义、被归建的文化现象，常常使艺术成为始终抵御理论解释和法则界定的文化产物。其间，艺术以及艺术进步的历史，常常使种种基于美学理论的“框限”与“言说”不断陷入历史表述的困境。因此，在西方的艺术历史里，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各不同社会转型时期所引发的、艺术观念及艺术样式的变革。相反，在中国的美术历史里，美术文化常常被定义、被归建在某一种特定的模式里。从《谢赫六法》的提出到《芥子园画谱》的诞生，中国绘画从南北朝提出的宏观把握美学要义的六法，逐步简归至清代起始而渐渐勃兴的，中国画技法图谱。其中，近现代中国将引入的法国学院主义、前苏联契斯恰可夫教育体系融并于延安画派思想体系的美术形态，使中国在实施改良社会文化的前提下，形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现实主义造型体系。但遗憾的是，过去这些针对美术教育的革新与改造，丝毫也没有改变鲜活的造型理念落入传统技法图谱的怪圈，种种轻视“由理入道”的教育理念，使活生生的造型基础停滞在“传移模写”的旧局层面。最终，这种将不同西方美术教育的“芯片”植入近现代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和将徐悲鸿先生的教育思想简单地烙印于现实主义的造型逻辑，使中国特色的造型知识体系在无法与时俱进的文化冲突中，面临着思维逻辑的尴尬。我们的文化似乎极善于将某种知识、技能固定地理解为某种特定的程式，当这种静止于“技法与形式”的造型理论、教育方法逐渐汇聚为某种审美文化的统一标准时，模仿自然，以及严格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透视学、人体解剖学等展开的造型训练，就必然会覆盖性地成为面向这一学科领域的教学标准和要求，其造型基础的概念演绎和审美判断的固定程式，就会顺其定性的社会主流方式不断地植入我们的文化习俗，并演绎出蔚为壮观的“美协文化”。其间，面对当代美术教育不断前行的时代需求，那些貌似高深，且直呼“基础就是基础”等语焉不详的颂诵，则在日渐式微的传统造型逻辑中，再次经由“以偏概全”的人为因素及强势守成的威权意识所固化，并导致种种针对造型基础的教学改革——变成了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什么是美术？为什么美术一词在涵盖当下不断涌现出的新的艺术方式与手段上呈现出失语的态势？“美术”一词源自欧洲17世纪，泛指占据一定平面、空间、具有可视形象或美学意义活动的，以供欣赏的艺术。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媒介、媒体艺术以及虚拟空间艺术的介入，种种超越传统美术边界的艺术形态，正在以差异化的艺术观念，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语言方式（新材料、新技术）实现着视觉与人文的创新，其多元化的文化成果不断使传统的美术概念、定义以及研究方式，全面进入了开放式接纳与吸收的学术研究范畴。在西方，欧美各国在明确区分新、旧美术形态时，全面以“艺术”取代了“美术”一词的概念功效。在中国，以线性思维为主体特征的传统美术教育在无法实施文化包容和难以释读当代艺术现象的情形下，逐渐被更为开放的，有关视觉文化方式的艺术概念所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早期的“美术”形态在不断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已悄然脱壳，再生为以当代文化观念为主导的艺术形态。其中，在多元造型观念演绎中，原有的、以现实主义造型体系为主导的美术教育观念及其概念所指，已不再是回应当代视觉美学及其造型理念的唯一信条，当代视觉艺术及其人文方式正悄然地取代着传统的美术观念，其所开放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学说，正在使从属于传统美术的造型教育方式，沿着“艺术”一词所涵盖的方向前行。因此，当美术一词颇受责难或人们不断通过“艺术”一词来解读当下、新的美术现象时，这就意味着任何保持原有主观意志的人与事，都无法违逆当下艺术发展的历史潮流。因为，艺术以及艺术的历史，是人类不断推进自然认知的、必然的文化结果，并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美术一词正在丧失通过概念来统摄当下新艺术现象的语义能力。在应试美术培训、扩大招生以及传统造型价值观等不断遭遇危机与挑战的历史境遇里，原有的、基于美术范畴的造型观念、教育模式开始普遍受到质疑。近10余年来，中国各大美术院校在强调或摆脱传统美术造型观念的同时，纷纷建立了适应各校不同需求的造型基础部，其根据不同办学理念、目标来调整课程内容与方向的（引入新观念、新材料、新技术）课程改革路径，使各校的办学目的与特色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其中，湖北美术学院根据高考生源质量调查而果断建构“通识艺术基础”的课程改革模式，使基于1+3的课题改革方式，全面地形成了以“通、专结合”为主导的、通识造型基础部。目前，各大美术学院或采取课程融并的手段应对专业诉求；或通过创作科研引领基础教学；或以大美术观念整合造型理念；或通过专业分类②专业分类，这里专指各相关美术学院按美术类、设计类以及新媒体类划分造型基础的类别。设置造型基础部，其不同的教学改革路径全面地推动并促进着各校办学特色的具体呈现。除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外，各校在“造型基础”改革的层面上，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新的课程计划如何与不同专业课程体系对接以及如何形成服从专业需求的造型基础等等。美术或设计的造型基础到底应该如何展开课程设置？其相应的概念在教学层面会引起什么样的歧义？我们的标准是什么？随着众多问题的提出以及如何从基础教学改革的层面实施破冰之旅，已经成为我们无法简单绕过的、一个涉及未来人才培养的重大课题。

二

存在于艺术历史中的艺术形态，都有其不同的概念界定和存在的理由。从结绳记事等类同于行为艺术的方式起始，原始的巫术、宗教活动以及因群落狩猎交互而形成的，起始于模仿冲动的涂抹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提供着人类萌发造型意识的依据。其中，这种以狩猎经验、直觉意识等混合达成的，以语言交互为目的的图式书写及其通过观察、记忆形成的人类视觉创造活动，不仅使原始人类的深度知觉（depth perception）③深度知觉（depth perception），又称距离知觉或立体知觉。转化为具有语言作用的、可供辨识的图式符号或文字，而且，因其字符图式转化、分离出来的绘写经验，还使视觉的愉悦转化为我们今天所认定的艺术方式。也就是说，艺术现象源自于原始人类的音节语言，在音语言、图语言、字符语言等不同语言的进化阶段，这种不断通过祭祀等有利于音节语言复述的种种视觉经验，开创性地将巫仪图腾、狩猎图符等原始视觉认知，复合性地运用在语言交互的历史进程里。在至今留存的法国拉斯科洞窟、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的窟壁上，那些无法解密的狩猎场景、图符语言的述说，如果被视为人类依附审美而展开的经验图式，还不如说是人类仅凭直觉、记忆来达成视觉思维的图符创造。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肇始于晚清新式学堂。在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臣开办的福州船政学堂、两江师范学堂等重视以美术教育来培养洋务实用美术人才的基础上，其以系统施教、突出美术师范教育特点的美术教育，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师徒相授的美术教育形式。民国时期，这种发轫于中国近现代的美术教育在主动寻求西方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开始着手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近百年来，中国的美术学院在不断引入他国文明成果和移植其教学体系的办学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国现实主义造型体系为核心的、遍及8大美术学院的办学格局。其中，在这种规范化的课程体系里，承续徐悲鸿先生倡导、推行的素描课程以及艺术要以写实方法表现生活的教学主张，逐步演绎为经典的造型逻辑和创作方法。在造型基础的教学里，这些从国外泊来的、要求透视、解剖、比例、明暗服从空间关系的写实表达或要求色彩不逾形体的精致造型标准，逐渐地演变为几代人的美术信仰，其人文与科学精神的共合，使唯理性的教学理念与方法，不断转化为一种崇尚科学的绘画精神。其间，这一模式引发的文化影响导致这一体系的造型思维、观念、训练方法以及表现手段等，变成了当下美术高考模式化培训的具体要求和高考试卷的评判标准。

严格地说，徐悲鸿先生是一位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引入中国并达成经世致用的美术教育家。当年，他力图以西方绘画语言来丰富、完善中国传统绘画语言的文化动机，不仅使旧中国固步自封的文化惰习得以改良，而且，他直接通过办学来实施影响力的文化促进方式，还使人们清晰地透过文化比对、课程实践等，全面地反思着中国旧有的、程式化的绘画逻辑。80余年来，中国的几代学者、艺术家在承传现实主义美术、融合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创作方法、马克西莫夫油画模式）的造型教育中，形成了以古典艺术的严谨和完美来达成造型训练目的的课程要求，其逐渐形成的、风格化的造型标准，先后落户中国八大美术学院。与徐悲鸿等一批通过留学、引入西方艺术的方式不同，20世纪80年代，受西方现代哲学译著、西方艺术大师作品之印刷品影响，大量刚刚美术学院毕业且受过现实主义造型训练的青年学子们，纷纷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误读、模仿等形式，急切地将西方现代艺术的样式挪至本土，并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85-86新潮美术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徐悲鸿早在20年代以西方绘画语言来改良中国画，创建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的社会效应与80年代中期覆盖全国各省的85-86新潮美术运动，都是针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断面”引入和移植。虽然，彼此间的引入和试图移植的目的、方向各有偏差，时代背景也不尽相同，但其相互形成的、不断接纳西方文化的史实，则对我们进一步梳理原始图式中的直觉造型意识，剥离现实主义造型标准以及改变“以偏概全”的美术教育定式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进入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艺术教育开始在新观念、新媒介、新技术的介入下，再一次地将现实主义造型标准的问题托出了水面。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各美术学院基础教学质量不断下滑的事实，我们也没有理由在不了解授教对象的前提下，寻求什么统一的造型标准。因为，经典的现实主义造型传统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实际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目前，各美术院校在独立实现其办学特色的同时，苦于无法离弃现实主义的造型传统，其所有的选择、课程计划，似乎有些含糊其辞地犹豫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打造一所学校的办学特色，不仅需要整体调研与思考，而且，更需要有点办学的胆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从蔡元培先生的治学胆略中习得一点启悟，我想，很多问题也许就不是问题。2006年以来，湖北美术学院视觉艺术基础部创建1+3教学模式的同时，先后试行、实施了分类教学④分类教学，是指美术类、设计类实行大类分类教学。、通类教学⑤通类教学，是指美术类、设计类实行统一大类教学。以及通类“知识点”教学等不同教学模式。其中，在1+3通类造型“知识点”的课程模式里，我们不断梳理着中、西方的造型历史，关注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造型“知识点”。我们不排斥任何造型观念及其相关学说，倡导多元化教学形态，我们试图通过建立适合学生自主定性与选择的，具有通识造型效应的“造型超市”⑥造型超市，是指运用造型“知识点”的教学模块，全面将中、西方不同时期的造型系统，拆分为独立的知识模块，以供学生们自由取用。，以改变过去那种单一于现实主义造型标准的课程内容。因为，我们只有将那些过去排斥在常态思维以外的、基于直觉的造型方式纳入到课堂，我们才有可能让学生们通过绘画实践来体悟感性表达与理性表述之间的不同特性，以让他们学会区分直觉造型与逻辑造型之间的差别。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让学生们的认知方式全面地丰满起来。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1866－1952）曾在他的《美学原理》中指出：“知识有两种形式，不是直觉的，就是逻辑的；不是从现象得来的，就是从理智得来的；不是关于个体的，就是关于共相的；不是关于诸个别事物的，就是关于它们中间关系的；总之，知识所产生的不是意象，就是概念。”这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的学生能从看似庞杂的“知识点”中直觉地感受到造型逻辑的形式差别，那么，如何解决技能训练的方法和逻辑，就会随着学生们的自主选择迎刃而解。在我们的课程作业里，这种自主选择和逻辑上看似不够理性的教学方法，使那些通过直觉观察表达的、个性化的画面，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三

艺术思考类同于哲学思考，具有观察、感悟、猜度、逻辑分析与推理的文化特征。艺术与哲学的思考，不同于日常思考，它是对人们日常思考的反思。艺术和哲学的研究不同于通常的科学研究，却会对科学研究进行反思。反思是人们针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来形成对人类现实生活及其思维活动的进一步反省，是对人们自身的思维活动作进一步思考和体察。其间，科学与艺术、哲学分属不同领域，科学永远不会是衡量艺术或哲学正确与否的尺度，更不是唯一尺度。因为，科学不可能涉及，也不享有对终极问题的追问。

在艺术范畴里，人类基于原始艺术且不断延伸的艺术形态，常常使我们在历史的“切片”中交替地研究着那些深度影响人们认知世界的审美夙愿。这种基于外部信息刺激和内在心理的认知历史，客观地为当世的美术文化，建立了一整套美术造型的伦理、标准以及不能轻言其变的美学价值体系。然而，在“知识点”教学法⑦“知识点”教学法，是以知识点为核心组织和开展教学的一种方法。这里特指造型“知识点”教学法。的疏导下，湖北美术学院1+3通类造型课程模式，不再奉行某种教条的“标准”来扼杀学生们的认知个性，不再以某种概全的技能体系来搭建所谓造型艺术的“神话”。当我们以“知识点”的教学方法面向学生时，学子们纷纷在“个性意识”觉醒的视觉认知中，跳出传统美术造型的理念羁绊。他们或以直觉意趣的自我感受切入画面，或在客体真实的观察表现中释放出鲜活的造型个性，或在宽松的技能指导下寻觅兴趣之所在。他们不再受制于某种预设的绘画定律，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手段来研习不同视觉表达的造型理由，正在为我们开启着一扇熔铸自我与时代的、新的美学篇章。在这样一种侧重“以人为本”的教学境遇里，造型历史的全面展开和造型“知识点”的多样性输出，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我们认识到，在1+3的办学模式里，直觉造型课程中的情境教育和个性教育，是我们实现学生“个性意识”成长的一剂良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弥合“通识”与“专识”之间的教学歧义并在真正意义的层面上实现“通专结合”，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学生们坚持自我的内心需求和兴趣，没有顾忌地研习各类传统的造型技能和表达方式，他们必将在传统造型思维的蜕变中，演绎并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视觉时代与未来。因为，任何伟大的发现，都不属于逻辑的法则，只有猜测和创造性的直觉，才是我们人类社会创造未来的唯一途径。

曹丹 湖北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基础部 主任 教授

J506

A

1009-4016（2016）01-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