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华

摔不起的公德
——话剧《碰瓷》当下社会基层群体的道德救赎

陈燕华

话剧《碰瓷》讲述了一个职业碰瓷人——马辛勤，为子女前程而“金盆洗手”，却因偶见一个老太太被车撞倒,肇事司机逃逸，他上前搀扶并寻求围观者帮助，却反被诬陷成肇事元凶。由于一个扶老人的行为而引发的一连串事件，将马辛勤不光彩的过去串连，将人物的命运推向了无法自主的困境。这样一个将善恶的矛盾复杂纠葛在一起的故事，具有所有尖锐的、直接的、无可回避的当下性。这种当下性不仅仅体现为其包含了碰瓷、扶老人、肇事逃逸种种当下社会热点元素，还体现为你、我、他，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面临诸如“要不要扶老人”这样的处境和选择；这种当下性还体现为马辛勤所在的处境与选择，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里，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唯独在我们自己所塑造的这个世界里，如何抉择，如何自处，成为一个拷问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难题。话剧《碰瓷》的作者想借此探讨：面对当下公德心丧失的种种社会现象，我们将出以何种行为准则去选择自己的处世。作者并无刻意去剖析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何以如此，也不想彻底的把丑恶赤裸裸地剥给我们看，他只是试图通过“一个老人摔倒后要不要扶”的现实场景，指出一种可能，展示一种心愿，呼唤一种美好。全剧到了最后，许多证人、当事人都受到良心的驱动出来为马辛勤作证，如曾经被马辛勤碰瓷伤害过的李冒，马辛勤的两个朋友乞丐哥、发票哥，被马辛勤扶起的老人，尤其是最为关键的人物——真正的肇事司机的出庭，最终还马辛勤清白，让其顺利地做回一个好人。《碰瓷》故事中所展示的对当下道德危机的救赎方式，其内在逻辑是基于一种极为朴素的扬善惩恶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其视角和立场是个人的、民间的、底层的。

一、善恶双重情节叙事结构下的道德悖论

干了半辈子“恶事”（碰瓷惯犯）的“恶人”马辛勤准备洗手不干了，因为儿子马小东去检察院工作，又新谈了女朋友，马辛勤准备安享天伦了。收山这天，他遇见了一个老太太被汽车撞了在马路上没有人敢扶起来，马辛勤想把搀扶老太太作为自己重新做人的一个起点。马辛勤想甩掉过去，做回好人，但他一决定做好人，就碰上了麻烦，仿佛为了印证那句老话“好人难做”。正因为好人难做，所有路人都害怕搀扶老太太而惹上麻烦，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帮助马辛勤，而曾经吃过亏的李冒更认定这是一场骗局。接下来的事情更是万万没想到，马辛勤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被老太太家属周腊梅诬陷成是肇事元凶，以前犯的案宗成了指控其肇事的罪证，儿子也成了指控其犯罪的公诉人，马辛勤百口莫辩，洗刷不了自己的冤屈。整个事情的发展反映了人们一种普遍的道德焦虑，这一焦虑的直接体现是在道德行为选择中产生的价值结果可能会产生善恶的对立这样一个道德悖论。人们害怕善行产生恶果，做好人不一定得到好报，那么不如不做，正如《碰瓷》中马辛勤想要做回好人的行为使自己陷入了困局。而李冒的一次做好人不得好报的经历，透支了他对社会道德信任的基础，无数个李冒，则耗尽了整个社会道德的信任基础。这种道德悖论正是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信仰体系的崩塌，也是人们在倒地的老人面前犹疑不决、迟迟不敢向前的原因。

表面看来，在《碰瓷》中马辛勤所经历的一切恰恰正是这种道德悖论的体现，然而这只是对本文善恶双重叙事结构下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内涵所产生价值结果因果混淆的一种误读。《碰瓷》的企图正是欲消解由这种道德悖论产生的矛盾，其遵循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十分朴素的善恶观和因果报应思想，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善”主动的行动选择必将取得“善”的结果。《碰瓷》中马辛勤的行动是由善、恶两个不同因果关系的情节所组成，中间又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表象。第一个情节是马辛勤做好人所以得好报，这一情节是显性的、主要的，随故事的发展而呈现；后一个则是马辛勤是碰瓷惯犯，做了坏事，所以得报应，而这一情节是隐性的、次要的，发生在过去，报应在当下，尤其报应在老马刚刚做完好事之后，因此这一情节与主情节的因果关系发生混淆，让人误以为好人没有得好报，实际此恶报的前因并不在眼前，而在过去。两个情节都是由马辛勤来推动的，构成这两个情节的两种行动各有不同的动因。前者即做好人的动机是老马的儿子大学毕业去了检察院工作，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生存的危机也基本解除，而老马这时要考虑儿子的脸面，这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然而良知往往起于一念之间，马辛勤良知一动，进而身体力行，由此则善恶立判，因此“扶老人”是一种“善行”；后者的动机则更为复杂，马辛勤自述自己因打零工被车撞了反被打了一顿之后，绝然走上碰瓷的路。“求生存”固然是来自底层的最基本的诉求，是一个坚硬而无奈的现实，但无论这种行为动机如何的美好——如方美美为马辛勤辩解那钱都是为了儿子所挣，因此“那钱是不干净，可你爸爸对你的心是干净的”，或者如乞丐哥为其所辩解的“老马，你找的都是那些开好车的有钱人，他们有钱没德，你这是劫富济贫……”，也改变不了对这一行动本身“善恶”本质的判定，因此“碰瓷”是一种“恶行”。表面看来，马辛勤扶老人的这一行为并没有立刻为他带来好的结果，而眼下的恶果的表层原因看似是因扶老人而来，如乞丐哥所言：“你刚一做好人，就遭报应了”，但其得报应的深层原因实应追溯到其早日的碰瓷行为，从这一点看来，马辛勤并非全然无辜，一如他自己所说：“是我造的孽，这是我的报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必须对自己的过去负责，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而马辛勤扶老人的这一善行，虽几经波折，但最终为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美好，为他的内心带来了安定详如，而作为观者的我们也可以借此重拾信心，这个世界的确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

二、来自底层立场的道德救赎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辛勤是我们这个时代逆流而上的勇者。马辛勤当然不是什么当代英雄，而是一个来自底层并不光彩的、有着严重道德瑕疵的人物。而文中其他凭着良心来行动对故事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如乞丐哥、发票哥、李冒、肇事逃逸司机等等，同样和马辛勤一样是不起眼的底层小人物，作者选择这样一类人物担任这个时代道德救赎的角色，是饶有深意的。作者认为这种救赎的力量不在别处，而是在民间、在底层，或者说在每一个平凡人的良知深处。

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人性本善”，追求善的过程主要是恢复本初之心，王阳明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碰瓷》当中的主要人物全为凡夫俗子，作者对碰瓷人、乞丐哥、发票哥等社会底层人物全无道德偏见，有着一种可贵的底层立场。尤其是乞丐哥和发票哥，这两个角色十分有趣和出彩，一路插科打诨，其话语和思想都充满了市井趣味。但也正是这两个底层小人物，在马辛勤被所有人误解的时候，率先出面，乞丐哥说“虽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可老马眼下你无路可走，我们来看你了，希望能给你找条出路”，发票哥说“老马，兄弟们不能见死不救，我们今天就是来救你的，那天，咱们都在现场，看到那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得给你做回证人”，这两人都说“你有困难，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虽然他们用马小东的话说“都不是正经人”，是“天天靠坑蒙拐骗来生活的一群人”，然而就像他们自己所自辩的：

乞丐哥：我们是下层人

发票哥：没有你们高贵

乞丐哥：没有你们有身份

发票哥：可我们也是人啊

乞丐哥：我们也有良心啊

而李冒和肇事逃逸司机，也是两个有人性弱点和道德缺陷的普通小人物，但他们和马辛勤一样也是这个时代的勇者。李冒是马辛勤碰瓷的受害者，因为想要报复，想让马尝尝被讹诈的滋味而没有陈述事实；肇事逃逸司机许成林，因为害怕被讹诈而选择了逃逸。他们都曾干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但最终在善恶的矛盾纠缠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相比较而言，有身份有地位的交警大队宋副队长、检察官马小东还有和周腊梅串通的医生，在这些小人物面前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有人性光彩了。

在《碰瓷》中对一个人善恶的价值判断，与其身份、阶层甚至他的过去并无直接关系，人的行动和选择才决定其生命本质。就是这些底层小人物——不管是曾经作为碰瓷人的马辛勤、干着不光彩行径的乞丐哥和发票哥、意图报复的李冒和曾经肇事逃逸的许成林，他们在行动和选择中表现出的良知和人性，共同构成了一种对于当下道德危机的救赎，使我们这个社会不至在道德沦丧的泥潭中沉陷。虽然从整个故事的发展来看，这一切好像来得太简单了些，太容易了些，太轻松了些，作者直接提出问题，发现出路，找到答案，部分削减了这一命题的深度，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正是试图用这样的信心与乐观为我们建构了一种美好的可能。

陈燕华：江西省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童孟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