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

儒学在汉代教育制度下的性质转变

李蓉

内容摘要：儒学本是一个学术流派，但是在政治运作中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政治工具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这可以从《史记》和《汉书》的相关叙述中得以观察到。儒学在汉代教育制度下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种转变的关结点是汉武大帝。

关键词：《史记》《汉书》 皇权汉代教育制度儒学性质

儒学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是纯学术流派。但是自汉代以后，儒学就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这种转变，汉代的教育制度也起了很明显的作用。

一.汉武帝前的教育状况

1.先秦百家争鸣，教育理念各有千秋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社会教育氛围极为开放，思想活跃，学术驳杂。统治者礼贤下士，有谦和姿态，有凌云之志便会招揽天下贤士。社会整体尊重贤士，各兴利国之教。形成了儒、墨、道、法、杂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等等众多学术流派。各个学术流派有自己独特的治国教育理念。儒家崇尚以德治国、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杂家有‘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特点、阴阳五行家学说更是中国古代汉民族哲学思想的结晶，其代表著作《周易》流传至今。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对先秦时期社会格局影响重大。

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治国理念，游学之风盛行。但通过教育又把每个学派之间建立起联系。儒家代表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是法家代表人物。道家‘无为而治’虽然当时不是为统治者所注重的思想主张。但是对中国教育界思想影响极为深远。言传身教成为先秦教育的主要特点。每个学派都有精通于本派学术的学者传播自己学派的理念。各学派之间看似独立，实则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教育成为联系个学派的纽带，学派斗争成为教育的基本形式和外在表现。百家争鸣，学术流派争奇斗艳，教育也随之兴盛。

2.私学兴起，整个民族教育水平随之提高

春秋战国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地位，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之间争权夺利，奴隶主的官学便衰废。私学兴起，造成文化下移。学校从宫廷移到民间，教学对象有贵族到平民，老师可以到处讲学，学生自由选择老师，教学内容和社会现实联系紧密。教育不是单向选择，是一种平等式的双向互动。

这一时期私学成为一种潮流。在各诸侯之间繁荣发展。私学之繁荣为我国培养出一批具有自己独立个性和独立见解的大家。重量级教育家四处游历教学，整个民族教育文化水平随之提高。孔子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孔子周游于列国之间长达十四年之久，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创立儒家学派。私时学兴盛，在这一时期成为教育繁荣一时的标志。

3.汉初修养生息，教育不定的局面

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统一天下，但其实直到汉文帝才基本安定。汉自建立以后，在汉武帝以前60多年中。指导政治的思想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学，儒学并不受到朝廷重视。汉初儒、道、法相互争雄，实际上在政治上、思想上、教育上并没有一定的政策。整个教育局面与先秦相比变化并不十分明显。

汉初，官学还没有来得及设立，私人教学并没有因兵荒马乱而停顿，汉高祖带兵包围鲁国时，儒者仍然在讲诵习礼。后来讨平淮南王后路过鲁国，申公曾以弟子从师见高祖。这时私学具有强大生命力便可以表现出来。战争摧毁了人们所生活的家园。但是战争不可能摧毁人们追求精神世界的信念。私学此时不但是一种教育形式，其更加成为传统古老民族敏锐智慧地无限传承。教育局面未定，教育理念不唯一。

二.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后教育制度的变化

1.武帝兴太学---博士弟子员制度产生

我国古代由政府办兴太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从汉武帝创建博士弟子员制度，开办太学开始。汉初‘尚有干戈’，孝惠后重视武力之臣，景帝不用儒者，所以武帝之前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建立儒家式太学条件尚未成熟。到了汉武帝时期，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上出现了景帝平息七国之乱以后统一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要求统一的意识形态如上有功诉儒、道两派的冲突对政治统一是有害的，需要建立一个最适合的上层建筑来为当时服务。因此汉武亲自策问贤良，要求他们讲述政治的根本。

这时首先提出创设太学也是董仲舒。他在建元元年的《对策》中指出太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源”。到元朔五年武帝下制要求丞相公孙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讨论，提出设置太学具体计划来。公孙弘等提出创建博士弟子员制度的建议，得到武帝的批准。董仲舒的建议正好符合汉武帝一统天下的心意。

博士相当于正式官方知识分子。汉武帝开始逐步把庞大文人阶层纳入自己统治控制范围之内。统一政令颁发之后，在建元五年设置了五经博士，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措施，经学正式立为政府的官学，此后经术正式立为利禄的途径，经学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赞》）

2.太学发展---皇权巩固缩影

太学设立正是皇权至极的表现。儒学学习空前升温，儒学发展走向高潮。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儒学的治国理念和伦理信仰。这些被作为正统所沿用数千年之久，正是儒家学者所追求和渴望的。但当儒学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同时，儒学学术教育的精神也随之走向灭亡。归根到底儒学变成统治者的儒学，政治的儒学。从汉代开始儒学学术精神，早已变成糟糕的政治附庸品。

武帝元朔五年创立了太学，开始规模很小，只有几个五经博士和五十个博士弟子。到昭帝时便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元帝好儒增加到一千，成帝时最后扩充到三千人。到质帝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书要求大将军以下六百石都要遣弟子入学，因此太学生增加到三万人之多这种情况一直到汉末都是。（《汉书·儒林传》

所有的读书人都以能够进入到太学为至高荣耀。追求功利的读书人更加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大者可以为卿相，小焉可以为吏。有的读书人在太学中读到年近古稀还未有一官半职。朝廷也会象征性给个差事。这种教育制度下原本个性鲜明的学习者，成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复制品。儒家教育理念、教育精神、教育原则必然为皇权和皇权下的教育制度所奴化。

3.儒学附庸皇权具体表现

太学设立这是儒学的空前盛况，但是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概衰。这时候可以说公卿的位置没有不以经术而被录用的。公卿要懂经术，因此当时太学教师和社会上的父兄们都是以做官来鼓励学生努力求学，夏侯胜常对学生说，读书人就怕不懂经，只要通经术，取公卿位置如俯身于地上取草芥。这生动反应了只要通经术就可以飞黄腾达的情况。“自汉元、成至后汉极盛时代。”（《经学历史》）例如贾逵所著经义所以能为章帝所喜欢结合了谶讳的需要，他为古文学派挣立学官以取得政治地位，竟然把古文朴实，反迷信特点去掉。这是学术无言的悲哀。学术追求者放弃自身应有的尊严换去虚名利益。

学者是时代的产物。那学者思想就是时代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活化石。以班固为例，班固已经是深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育制度的影响。所以《汉书》中有意回避帝王缺点。《史记》巧妙的互文现象，让我后世可以真切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历史人物。班固甚至认为太史公在《史记》中揭露帝王弊端并不可取。班固的《汉书》是尊崇皇命而作。所以班固秉承统治者的立场。

儒家学者在汉武帝皇帝强权教育制度下附庸皇权。儒学也便逃不掉汉代教育制度下成为皇权附庸物的悲惨命运。

三.汉武帝之后教育制度下儒学性质的变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身上最显眼的标签。也就是以皇权为中心奴化臣民的教育理念教育原则。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了一点：所有意识形态问题归根结底，都只是权利利益问题。汉武帝极力将儒学捧上钦定意识形态的地位就是如此。归根结底，武帝尊崇儒家，玩弄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表示他本人信服儒家政治哲学和施政理念。其原始动机，不过是以儒学为政争的工具。

从先秦以来儒家学说从私人讲学的学说正式发展成为‘官学’。汉代更是设立太学和地方学社专门推广发展儒家学说。儒家学从一门纯粹学问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儒学贴上了封建文化的标签。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从汉武帝开始此后朝代统治阶级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的需要来解读儒家学说。儒学也成为维护专治统治的工具。儒学家学者成为为封建皇权的臣民。儒家学说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汉代教育制度变革成为儒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开端。儒学中德治和民生，诸如此类代表人民利益和人文精神因素被忽视和回避。总之儒学不再是独立的儒家学说，其不过是政治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作者介绍：李蓉，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