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雅

《日光流年》：走出桃花源的悲剧

肖雅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写了四代村长带领三姓村村民与无法活过四十岁的命运进行抗争的悲剧。虽然他们一直在和时间赛跑，与命运抗争，但最终仍活不过四十岁。重读《日光流年》，阎连科用反乌托邦叙事，说明了三姓村人最终走出“桃花源”是因为开始懂得时间非同寻常的意义，走出“桃花源”的方法是与活不过四十岁的命运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走出“桃花源”的悲剧意味在于他们的不幸折射出当时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面貌，也让人反思个人的心路历程。

桃花源 悲剧 时间 命运 反乌托邦

故事发生在一个地图上难以找到的三县交界的小村庄——三姓村，村人们自祖辈迁居到此后，在此扎根，过着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似的生活，但因为看到了一个发须尽白的长者，人们开始渴望活过四十岁。

初读《日光流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时间、悲伤和死亡”这三个词，克里希那穆提认为通过它们最能了解生命的完整动态。重读《日光流年》，读出了三姓村人走出“桃花源”更深的悲剧意味。整篇小说弥漫了一股悲壮气息，三姓村人一出生，便开始与时间赛跑，和死亡抗争，在不足四十岁的年龄里，演着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生死大戏。他们最后不得不走出“桃花源”三姓村，与外界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交流。从中我们可推知历史时间、社会状况，可发现《日光流年》是一出村人们被迫出走“桃花源”的悲剧。

一.重释“桃花源”——有关反乌托邦叙事

故事发生在小村庄三姓村，村里只有司马姓、蓝姓和杜姓三个姓。村人世代都有喉堵病，因此都活不过四十岁。村子基本与世隔绝，但当一个发须尽白的老者偶然经过三姓村，加之蝗灾饥荒等，这个桃花源式的村庄宁静被打破，人们开始知道村子外面的人是可以活过四十岁的。于是，四代村长的最大使命便是带领三姓村人活过四十岁。他们采取了无节制生育、大面积种油菜、翻动土层以及挖通灵隐渠调水至村庄的方法，但全部失败。尤其是第四代村长司马蓝带领全村男人为挖通灵隐渠，耗掉了所有财力、人力、物力，但引来的水，却是受到工业污染的臭水，三姓村人又陷入了新的失望乃至绝望。

三姓村并不很美好，充斥着疾病、饥饿等，阎连科采取了反乌托邦叙事手法。乌托邦叙事古已有之，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柏拉图《理想国》、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等等，但20世纪以来，反乌托邦叙事倾向日益明显，如阎连科，他的叙事被认为是“一种狂欢化叙事和荒诞的现实主义”[1](P33)。他不再采用乌托邦叙事，而开始表现一个封闭村庄的苦难，小说里充满“生死游戏的复原”[2](P10)，小说里随处可见拟声词描述声音之外的事物。作者也采取了一种寓言化写作方式，充满象征、隐喻和荒诞感。

二.为何走出“桃花源”——始知时间的意义

“《日光流年》是一个时间意象”，[3](P84)日光变化象征时光流水般逝去。三姓村人感到时间可贵，开始走出三姓村，“卖皮”、卖肉来求得延长生命时限，时间对于他们的特殊意义是他们出走的重要原因。为了显示时间的特殊意义，作者采用了随后让许多评论家为之一惊的“索源体”[2](P10)、“桃花源体”[4](P43)——溯源式的文体。

“一切继续朝着原状恢复……大树变成了小树，老年成了中年，中年成了小伙，连壮牛成为牛犊后都又缩回进了老母牛的子宫。亡灵从坟墓中活了回来，下葬时用坏的镢头和锄又回到了铁匠铺里被火烧后敲敲打打。锨把锄把全倒回到树枝上又生了新芽，连人们穿破的衣裳都又成了新织的布匹,或者棉花的种子。”[5](P209)人返老还童等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但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

《日光流年》的叙事正是逆反时序而溯流向上。贯穿全文的线索是司马蓝由死到生的人生历程。其他三位村长杜桑、司马笑笑和蓝百岁的故事穿插其中，但也相对独立。“颠倒的时序让时间成为叙事之中的一个特殊因素。时间刻度从沧桑的世事背后浮现出来。对于《日光流年》来说，时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主题。三姓村的人们时常被时间追赶得惊慌失措:刚刚过了二十岁,就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喉堵症提前了人们的寿限,时间突然变成了一个不自然的坐标。”[3](P84)

还有些也镶嵌在时间框架之中:“大饥馑是从秋后开始的”、[5](P339)“进入腊月，各家粮食和蚂蚱的尸粉都吃尽了”、[5](P350)“三个月功夫不到，村里死了十几个人”[5](P350)……这是司马笑笑当村长时的大饥荒，时间又显得那样漫长，在饥荒里的每分每秒，每个人随时可能死去。时间继续和面临死亡紧密相关。《日光流年》里的时间非常沉重，承载了诸多情感。

三姓村在时间上似乎也被世界遗忘。第一卷“注释天意”和第三卷“褐黄民谣”，明显的时间标记消失，三姓村无明确年历。三姓村就像一个并不美好的“桃花源”，村人不知外界变化，只是一天天就这么为了活着而活着。

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白胡飘飘的长者，让三姓村人一下子觉得人就应该活过四十岁。为了长寿，他们开始与外界交流，如蓝百岁请村外的人来村里翻土，村里的女子想外嫁。杜竹翠曾威胁司马蓝如果不和自己结婚，自己便外嫁出村。

三姓村人开始与时间赛跑，喉堵症让他们一眼看到生命尽头，他们珍惜活着的每分每秒。活过四十岁，甚至七老八十岁，变成他们最大的梦想。即可以预知的死亡把时间变得异常珍贵，也让他们开始接受走出三姓村。人本由生到死作者却让他们由死到生，时间对于三姓村人成为一个循环。他们就这样生死循环着，失望又希望着，希望又失望着，最后终于绝望。

三.如何走出“桃花源”——抗争已知的命运

小说的开头便直接描写死亡：“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5](P3)死亡在三姓村很常见。村人们不避讳谈死亡。村里的孩娃从小便要接受死亡教育仪式。村长杜拐子说：“我死了，停尸半日，让全村十岁往下的男女孩娃儿都去陪夜，从小就让他们明白死就死了，就和灯灭了一样，没啥了得的事，别一辈子活在世上，对死惊惊怕怕。”[5](P430)活不过四十岁是三姓村人宿命，与命运抗争就是与过早死亡抗争。

“哪怕吃得不好，穿得也不好，又得天天扛着锄锨，担着箩筐，下地干活，只要能活着就好。”[5](P424)这是他们的生存哲学。三姓村人在四代村长的带领下进行着集体性抗争，他们需要在心理上、现实中都要走出三姓村。

第一代村长杜桑要求全村人用大生育的原始方式和死亡抗争，让生存率高于死亡率来延续三姓村。这种生育实已沦为繁衍后代的动物性行为。第二代村长司马笑笑带领全村人抵抗蝗灾饥荒：磨食蝗虫粉，抛弃活着的“残娃儒瓜”，最终以身饲鸦。第三代村长蓝百岁号召全村人一起翻土，改种油菜。他让全村人给卢主任下跪，让自己的亲生女儿蓝四十用处女之身侍奉卢主任，以便留住卢主任。最后上吊自杀以谢罪。第四代村长司马蓝，带领全村男人卖皮，鼓励妇女“卖肉”，卖掉棺材，所得钱财全部充公。背叛与蓝四十的爱情和承诺，乞求蓝四十去九都“卖肉”。三姓村人为了求生，放弃了所有，包括亲情伦理、人格尊严、贞洁操守等。

“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是‘生’与‘死’，生死对话的特殊性一是生死循环,二是生死悖论。他们由死及生、为生而死、死而向生、生而向死,实现生死循环。他们重死轻生，重生轻死，体现生死悖论。”[2](P12)他们极力求得活过四十岁，这是抗争原动力；为了生，必须有所死，翻土、修渠累死，残疾孩娃被抛弃而饿死；只要能活着，其他都可抛弃。

“之所以《日光流年》里的死亡给人更大的震撼和惊异，原因在于，阎连科将死亡压缩在了一个更短暂、更窄小的空间里来展开”。[3](P84)《日光流年》里的死因为喉堵病，不是为了追求信仰，完成事业。

司马蓝的母亲杜菊上吊，司马蓝就在母亲上吊的地方说：“活着该有多好呀，能吃，能喝，能穿衣，能睡觉，手能摸，眼能看，耳能听，嘴能说，可是死了呢？人死了还能干啥儿，还能说话吗？还能做事吗？还能冬天到门口晒日头，夏天到梁上吹西风吗？……活着是多实在的一件事，多具体的一件事……然而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像云彩一样飘失了，再有云彩也不是生前那块了。”[5](P287-P288)他们认为只要能活着就好。“生的尊严从来是对那些可以活下去的人说的，对于四十岁不到就要死的人来说，活着比如何活着要重要得

多。”[6](P44)

死亡无法回避，怎样面对死亡却可选择。三姓村人选择了不屈抗争，如果没有这股韧劲，三姓村不会发生这么多的故事，他们会越来越与社会脱节。他们也并非完全不懂爱情，而是被迫放弃爱情。三姓村人医治喉堵病的办法现在看起来显得愚昧，因为现代文明并没有惠及他们。或许，又不只是三姓村如此，他们正是当时广大农民的一个缩影和极致化寓言化的写照。

他们不满现状，与命运抗争的开始就是他们走出心理的和身处的“桃花源”的开始，虽然这个过程是曲折、惨烈的。

四.走出“桃花源”的意味——折射时代面貌、反思个人心灵

“《日光流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一个关于死亡的悲剧”。[6](P43)有论者称小说“讲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故事，把苦难写得质感透明，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2](P10)

从文本来看，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较大，从外来农民来到三姓村集体翻土劳作，砸锅等铁制品大炼钢铁，到城里贴满大字报，再到村人们开始进城做起买卖，可大致推出故事时间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到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他们本身并无任何理想化的追求，只愿有正常的‘百姓生活’，至于说后来人们对这一初衷有所背离，那么也是因为其他外在的力量侵入了桃源。内外的对比，造成了桃源境界不可逆转的悲剧性解体。”[4](P43)

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过：“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的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时才是真正的悲剧。悲剧在于对命运的反抗。”[7](P55)悲壮气息弥漫了整部小说，因为三姓村人一生都在对抗死亡，“这可以概括为反抗与代价的二元对立模式”。[2](P12)

小说专门用一章来注释修通灵隐渠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先后直接因修渠死人十八个，断臂少指类的伤残二十一人……为了修渠凑资，三姓村人共去教火院卖人皮一百九十七人次，九百零七平方寸，直接因卖人皮死去六人。女人到九都做人肉营生三十余人次。最困难时，卖尽村中棺材和树木，卖尽女儿陪嫁和小伙子的迎娶家当，连村里的猪、鸡、羊都一头一只不剩，仅余下一对老黄牛做耕地之用……”[5](P92)

结果却是：“发黑的污草，泡胀的死鼠，灌满泥浆的塑料袋和旧衣裙、旧帽子，红的死畜肚，白的脏皮毛，挤挤搡搡，在水面上又碰又撞……有几个叫着爹娘，说这水咋这么臭呀，要把人都熏死呢……”[5](P124)当灵隐渠通水，挖渠而死的人复活，站在放棺材的长凳上翘首远望；但当发现水是臭的，司马蓝三兄弟全部去世的噩耗也随即传遍村庄。

至此，三姓村人活过四十岁的愿望完全破灭，“对三姓村人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2](P12)三姓村人“桃花源”式的生活被搅乱，三姓村人还未享受工业迅速发展的成果，却已品尝到苦果。面对着快节奏的城市化、工业化，不仅是三姓村，还有许多像三姓村一样贫困落后的小村庄无法真正走出“桃花源”，快速融入社会发展潮流，他们经历着社会转型的阵痛。灵隐渠是他们与外界沟通的一条通道，但该通道带给他们的是噩耗和灾难。一个愚公移山式的寓言化行为宣告失败，一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就此被介入，小说又蒙上了一层现实色彩。“即使能继续抗争，耙耧山脉里面三姓村人命运只能是，从一出悲剧进入另一出悲剧”。[3](P87)这似可启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如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全体人民享受社会文明发展带来的成果，社会才不会畸形发展，才不会导致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对立。

小说除了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还促使个人反思。阎连科当时直奔四十岁门槛，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他自题说：“谨以此献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必须“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5](P2)阎连科所讲述的不仅仅是“桃花源”之丧失的故事，也有“人生在世之幸福看似很容易保有，然而却更容易失落”[4](P44)的意味。于是，他用自己的写作，用文学帮人呵护这种幸福。作者采取“狂欢化叙事、荒诞现实主义叙事”[1](P33)，不同于常规的“索源体”[2](P10)，体现了现代的反乌托邦叙事手法。

《日光流年》是一出走出“桃花源”的悲剧，是人们与命运抗争的典范，是对社会发展下的一个另类注脚，是人对自我心灵的反省。我们可以体悟到珍惜现有时间，正确面对死亡，不屈服于命运，不忘人生初心的的生活哲理，也可以反思如何处理现代文明和传统生活二者的关系。重读《日光流年》，可以感受到它对社会、对个人的双重意味。

[1]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31-43.

[2]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J].当代作家评论，2001,(6):10-16.

[3]南帆.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当代作家评论，1999,(4): 80-87.

[4]张斯琦，曲宁.阎连科式写作：以桃花源对抗乌托邦[J].当代作家评论，2015, (2):40-44.

[5]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谢有顺.极致叙事的当下意义——重读《日光流年》所想到的[J].当代作家评论，2007,(5):41-49.

[7]于璞.绝望而悲壮的抗争——评述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文学评论，2000, (5):55.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