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荻 霍元瀚

以《聊斋》为例看明清小说的讽刺艺术

陈 荻 霍元瀚

《聊斋志异》是明清小说的代表之作，书中经常运用特别的讽刺手法来达到作者表现社会人生的效果。本文将从极端对比下的讽刺教育、夸大手法下的可笑可鄙和寓言中深蕴的讽刺感三个方面来论述《聊斋志异》中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

聊斋志异 讽刺 对比 夸张 寓言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蒲松龄一生见闻的结晶。他出身于地主家庭，71岁才考得贡生，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明末清初。“生平之诧徐失志，落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①

《聊斋志异》一书所形成的格调与内容基础，来自两方面原因。

其一，社会方面。三十多年的教书先生与南方一年的幕僚生涯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乡下做教书匠的三十年里，他在东家毕际有的石隐园里修身养性，又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机会去搜集民间传说。幕僚生涯让他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社会人物，人物的万千姿态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其二，个人因素。多次应考使他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刻理解，他把自己的满腹抑郁之情揉入到自己的写作中，屡试不中客观上使蒲松龄有更多时间去民间搜集奇异故事，为蒲松龄写出独具特色的“传奇”②小说奠定了基础。

《聊斋志异》反映了封建末期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有些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面，具有极丰富且深刻的思想内涵，而用以表现思想内涵的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更是多样。

一.极端对比下的讽刺教育

小说中经常把两类极为相反的人格、情感或行为糅杂在一起，只进行极为简洁明了的阐述与对比，却将一个人的善恶两面完全展露。

第六卷《考弊司》中讲述了故事主角闻人生与考弊司鬼王各自的人格与行为矛盾，并将其并列对比所阐述的一个荒诞的故事。原文中说：“闻人生，河南人。抱病经日，见一秀才入，伏谒床下，谦抑尽礼……生不归，潜入以观其变……秀才大嗥欲嗄。生少年负义，愤不自持，大呼曰：惨惨如此，成何世界！……王召讯已，立命诸鬼绾绁提锤而去。”这段话开头表明闻人生极为谦虚有礼，即使抱病在床，见到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也要下床拜见。中段的“状告鬼王”表明闻人生虽胆小，但遇不平之事却能不惧权威、仗义直言。在铺垫了这些优点后，后段又说：“挽送过市，见一户，垂朱帘，帘内一女子，露半面，容妆绝美。生问：‘谁家？’秀才曰：‘此曲巷也。’……生望秀才去远，急趋入帘内……酒阑，入帷，欢爱殊浓……妪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赀，奈何！’生顿念腰橐空虚，惶愧无声。”一个正人君子竟会因私会妓女没有钱而抵押掉自己的衣裳，这在前文对比之下是何等的讽刺，如此相左的行为做法又是何等的戏谑。此为其一。

其二是对于考弊司鬼王的描写。从原文可知鬼王乃是闻人生前世的孙子辈，所以鬼王对闻人生恭敬有加，看见他，竟忙从台阶上走下来，恭敬行礼，将闻人生请进大堂，问候他的日常起居。而当闻人生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断然拒绝推为“旧例”，似乎是一位“好官模范”。但后来闻人生状告阎王才知，鬼王供职于阴间考弊司，对选拔人才毫不理会，只知巧立名目搜刮钱财，明明是监考机关，却滥施酷刑。因此阎王大怒：“怜尔夙世攻苦，暂委此任，候生贵家；今乃敢尔！其去若善筋，增若恶骨，罚今生生世世不得发迹也！”考官是虚肚鬼王，下属是妖兽山精，对于秀才的身遭厄运，作者明显是以现实的监考机关为蓝本构造阴曹地府，又以幻想的阴曹地府映射，象征监考机关的黑暗与丑恶。所有的一切描写既映射考弊司的冷酷又都为突出一个“弊”字。题目曰“考弊司”，尤具讽刺意味。③

不难发现，蒲松龄笔下的《聊斋》不似以往单纯使人唏嘘惊诧的“志异传奇”小说，而是更多地在讽刺中表现一些教育意义。闻人生仗义直言救下了秀才，却因色欲迷心导致抵押外服流落在外；因对秀才有恩，秀才知恩图报回头寻他，才把他带回人间。鬼王前生一生苦读攒下善缘，成为考弊司官员，却因贪图小利被剔去身上“善筋”，添上“恶骨”，被罚生生世世永不得做官。这些都在讽刺中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的教育意义。

二.夸大手法下的可笑可鄙

现当代小说中习惯以一些极为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将要表达的重点或引人惊诧处夸大来加以渲染。早在《聊斋》中，这种手法便已登峰造极。

第八卷《司文郎》中，盲目僧人因闻到臭不可闻的文章对着墙壁大呕大吐且放屁如雷，带着这样夸张诙谐的手法，借盲目僧人之口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批评了“帘中人”不仅仅“盲于目”，而且“并鼻盲矣”。还在后文进一步解释说：“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说明了文章与命运根本就是两回事，能考上功名的不一定是好文章，而文章好的不一定就能考上，亦从侧面说明了余杭生行为的可笑可鄙。

第十卷《贾奉雉》中，继承了这样的观点，但其说法更加激进：“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俟其来而示之。”而郎生则对贾奉雉说：“得之矣”，这就好似告诉人们，真正的好文章是不可能考上科举的。凌厉而夸大的描写更突出了作者对当时科场污秽之风的唾弃与嘲讽。作者在《贾奉雉》中设置了两类人物：平常人贾奉雉与非凡人郎生。在整篇文章中，郎生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贾奉雉、让读者明白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个荒唐事。对于科举考试考中的文章的鄙陋，作者不断以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例如：郎生开始教导贾奉雉看的文章，贾奉雉只能“强读”，观后连续仿照写了两次都未能成功，到最后只能“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没有想到自己唾弃的文章居然符合郎生的要求。而贾奉雉通过郎生帮助考上经魁后再次读到自己的文章，“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认为“此文一出，何以见天下士矣”，着实是嘲讽之极。

类似于此类表现手法的还有《周克昌》中作者以“天上掉馅饼”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庸福人”被恶人拐卖至富商家，却有鬼怪顶替他考中举人的故事。蒲松龄本人在文章最后说：“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间具有少庸，而后福随之；其精光陆离者，鬼所弃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闱而通，佳丽可以不亲迎而致；而况少有凭借，益之以钻窥者乎！”看似客观论述了观点，实则是借此嘲讽那些不劳而获者，以此来暗喻科举中的舞弊现象。

蒲松龄大部分带有讽刺寓意的文章中都带有轻喜剧的特点。然而，尽管他用了那么多浪漫夸张的笔法，只要想到落榜的噩耗对蒲松龄的周期性沉重打击，想到蒲松龄一生的痛楚，就不能不透过这些充满笑声的文字来体会作者痛苦的灵魂。

三.寓言中深蕴的讽刺感

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给读者启示的手法在文学中并不少见，这种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文学体裁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或诙谐幽默，或发人深省，亦或使人不寒而栗的寓言来讽刺人事。

在第三卷《五羖大夫》中畅体元做梦中被人称作“五羖大夫”④，他认为这是自己仕途显达的好兆头，而当流寇将他逮住关押时，恰巧找到五张羊皮裹住身体不至于冻死，他本人也认为是神灵在戏弄他。作者这样描述是想通过畅体元梦的内容、梦验经过和结果来讽刺畅体元热衷功名、希求显达的思想行为，表达出做官要勤勉踏实肯干，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只是做梦空想，图求功名的内涵。

同样在《崂山道士》中，作者对于异想天开的人那样露骨的耻笑更体现了浓重的讽刺意味。一个姓王的书生，身为一个“官二代”从小羡慕仙术而去寻仙坊道，当开始学习法术后又受不了修行的苦累，放弃修仙向师傅辞行时求师傅教他了穿墙的法术，临行前师傅曾嘱托施法不可存歪念，而他因回家滥用法术使自己“道心不稳”法术失灵，遭到妻子的讥笑，却反来气骂老道士没安好心。蒲松龄在文章结尾自己说道：“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既讽刺了那些投机取巧、不做实事的人，又提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人无法成事，只会惹人讥笑。

更有甚者如《司札吏》中某游击官“最讳某小字”，如有人犯了忌讳便要发怒，某司札吏在禀报公事时，误犯了忌讳，游击官大发雷霆，飞过石砚来，将他砸死。三日后醉酒，竟有鬼卒递上全是犯忌字眼的名帖来揶揄嘲讽他，“可笑甚已！”而当我们笑着看这篇寓言时，是否也感受到蒲松龄的嘲讽与鄙夷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猜想，《聊斋志异》既是对那残破的制度、黑白颠倒的科举的讽刺，更是蒲松龄深陷其中而无力改变的自讽。可能当他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迷茫，只能铸就这样的一把“剑”，希望后人能够斩断这“讽刺的微笑”。

[1]蒲松龄（清）著，《聊斋志异》文言文版，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2]张元（清）著，《柳泉蒲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梁绍壬（清）著，《两般秋雨庵随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杨海波,《论〈聊斋志异〉中的讽刺小说》,陇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注释

①张元（清）著，《柳泉蒲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梁绍壬（清）著，《两般秋雨庵随笔》：“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杨海波《论《聊斋志异》中的讽刺小说》陇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④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百里奚的号。

（作者介绍：陈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霍元瀚，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4级美术学类油画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