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丹

浅析香港高等学校的管理模式与运作

梁丹

香港的高等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学校的发展历史，决定了现代的香港高校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本文以以香港理工大学（PolyU）为例，通过了解其行政构架，管理结构及学院（系）的管理构架和各类招聘晋升、人事管理制度、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浅析香港高等学校，特别是香港理工大学在管理模式和运作上与内地高等学校及院系的管理和运作上的异同，为内地高校及院系进一步深化改革。

香港高等学校 管理模式 考核评价

香港的高等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学校的发展历史，决定了现代的香港高校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以香港理工大学（PolyU）为例，通过了解其行政构架，管理结构及学院（系）的管理构架和各类招聘晋升、人事管理制度、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浅析香港高等学校，特别是香港理工大学在管理模式和运作上与内地高等学校及院系的管理和运作上的异同，为内地高校及院系进一步深化改革，人事制度优化等工作的顺利推进，以及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例，有很强的实际借鉴意义。

首先，香港8所政府资助的高等学校和就像内地高等学校一样都是受政府和教育资助委员会（内地对应为教育部）资助及管理监督的。教育资助委员会（简称教资会）与教育部一样，都是按社会的需求对教育设施、高校发展计划和教育经费等办学、教育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对教育拨款经费的使用及高校相关教育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及咨询。但是，在经费的资助形式、范围、使用和监督上又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即：资助经费的分类更合理简单，赋予学校使用经费的自由度更高，经费使用的监管力度更大，更重视决策制定前的咨询和反馈，能够及时检视各类事项迅速做出符合大学、院系发展方向的调整。如：教资会的拨款分为经常补助金和非经常补助金，前者主要用于院校的学术活动及有关的管理工作，以三年为一个周期一次性下拨款项，以符合学术发展计划的周期，院校可以灵活地运用这笔无具体附带规定的款项，拨款一经批准个院校可自行决定如何妥善利用资源，并为所作的决定负责。

其次，从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校董会的人员组成及下辖行政机构的设置上，体现出其民主意识强烈，重视多方利益的权衡，以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为例，其成员总数为25人，其中：9人由行政长官委任、8人由校董会委任、1名本科生代表、1名研究生代表、校长、副校长、3名员工代表和1名校友代表，各院院长列席旁听。这充分体现了其尊重学生、员工的意见，重视校友对学校发展的期望。同时香港高校还注重咨询、与社会接轨和第三方监管（即：大学顾问委员会，由商业和社会各方精英人士遴选组成），管理设置分类更简洁明了，使得决策的执行和效果反馈更有效率。

第三，香港高等学校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从院系的组成结构、管理模式、发展方向及质量评估等方面，真正都做到了管人理事、简政放权。充分赋予学院自治权，给予院长、系主任更多的决定权和责任义务，同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行政保障（行政和前线人员与科研学术人员的比例为2:1），将科研学术人员从繁琐的事务性行政工作中彻底解放出来，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推进各项管理和改革工作，更多的思考学院（系）的发展方向，更专注的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四，香港高等学校十分注重质量评估，评估体系的设计合理有效。学校设立有质量保证委员会，学院需每5年向其提供学院质量评估报告，表现出更尊重学院发展的进程和规律，避免了过度的检查和考核，同时由于学校的信息化程度较高，相当多的数据可以通过管理系统直接提取出来以评判评估报告的内容，相当程度的节省了人力和物力。而学系则需每年向学院提交质量报告，从而及时检视办学成果。学院通过树立标杆，能够找准定位，同时设立学术顾问和海外顾问，每年全面评价并了解学院、系的国际发展动态，及时做出强有力的反馈及调整。

第五，香港高等学校的考核评价体系设计科学，通过有效可行的绩效管理激发各类人员的工作热情和活力。以PolyU的工程学院为例，由于其下属学系之间的研究差异，其尊重学科差异，不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只给出评价要求、考核范围。如：对于新入职的助理教授，在政策上有倾斜，但是最后评核也需要考量科研、教学和行政工作三方面按权重总和考虑。又如：工作量的统计上，要求从科研文章、资金项目、毕业论文指导、PhD、教学课时和行政事务等六个方面综合折算成学时，但折算方式及基础工作量则由各系自行决定，学院及学校行使监督公平和争议处理的义务。

从以上五个方面了解和浅析中，发现内地高校要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步伐，产生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高等学校，在管理模式和运作上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要找准各个学校、学院及学科的定位，不能盲目激进，要分步分段的、扎实的提升；同时，要充分发挥学院的自主性，通过合理的政策保障，简化办事流程，优化管理模式，激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潜力，真正做到重服务、轻管制，多放权、重监督，先咨询、后执行，通过先办好优势学科从而带动全面的学科发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