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先涛

一场借种红萝卜的风波

文 杨先涛

1965年4月，我被南昌县委农工部派到茌港区南洲公社蹲点。6月，南洲公社与北洲公社合并成立水南公社，组织上任命我为党委书记。水南公社三面环水紧靠青岚湖及鄱阳湖，人多土地少，社员除了种田、种地外，还有一部分靠捕鱼、打榨、换荒生活，是一个缺粮缺钱的穷地方，生活较贫苦。

这年的秋收秋种后，集体还有少量闲田，凤岗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要求将秋闲田借给他们种一季红萝卜，来年收了红萝卜后再把土地归还生产队。大队书记刘青山将社员的要求向公社党委汇报，公社党委立即讨论了借田问题。在会上，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社员生活困难，可以借点田种红萝卜，但个别同志提出这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不能借田。因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会议还是通过了凤岗大队第4生产队的请求，每人借田2分，只限种红萝卜，明年春还给集体。全生产队21户 89人共借田17.8亩，占全队总水田95亩的18%。

第四生产队的社员们每人借了2分田后，利用上工前和收工后的时间，翻地的翻地，施肥的施肥。播种不到几天后，全大队其他6个生产队和附近庙下、南洲、祝家及全公社各大队和生产队都要求借田种红萝卜。公社这时招架不住了，一面召开各大队书记、大队长联系会议，要各大队分头做工作，除凤岗大队第四生产队外，其他队一律不准再借田；一面向茌港区委报告。区委研究答复，借田给社员种红萝卜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是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已经借出的要收回，种了苗的要铲掉。公社按照区委指示召开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贯彻区委指示，平息凤岗大队第四生产队借田种红萝卜风波。刘青山要我一同去第四生产队做说服工作。多数社员知道大队、公社也为难，有的老年妇女一手拿锹铲，一手擦眼泪，看着已长出的茁壮的红萝卜苗不忍心毁掉，心如刀割。

1966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四上班，初五公社干部学习一天，初六干部分头到各大队了解春耕备耕工作。我到凤岗大队同刘青山书记走访了7个生产队，各队社员都在忙着修农具、编草绳、翻晒种谷，人人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景象。中午在刘青山家吃午饭。进门时，我看到门前晒了不少红萝卜干，饭桌上摆了一大碗红萝卜，面上盖了一些腊肉片，一碗红萝卜干拌酒糟、一碗油菜柳、一碗酒糟鱼、一碗蛋汤。因为是春节期间还摆上了一瓶三花酒，每人倒了小半碗。边吃边聊，我问他家哪来这么多红萝卜。刘青山的妻子抢先说：“前不久借田种红萝卜，公社让社员将出了苗的铲掉，社员无奈只好用锹在面上铲了一些，偷偷地保留了一部分，待你们走后几天又加下了一些农家肥，精心管理。我家6分田本来可收100多斤，现在只收了一半。我家腌了两坛红萝卜干，还有在晒的可腌一坛，红萝卜樱子还晒了两坛，还送我娘家亲戚不少。”刘青山补充说：“除了这些外，种红萝卜的田因为肥足，今年早稻也会长得好些，产量会更高。”我沉默不语，不知说什么好。农民哪知道借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高压线我也厌恶，看不得上工一条龙，做事磨洋工，休工打冲锋的大呼隆的日子。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时隔17年后的1982年的春天，南昌县农民迎来了责任田包干到户的好日子，把土地交给农民，这才是搞农业的正道啊！如今南昌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面貌一新，粮食产量超过20亿斤，农民年均人收入达1.5万多元。

责编/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