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走走

走走：看过一个你参与的访谈，你提到自己“如果不是被那代先锋所打动，有可能不会走上写作之路”。我们先来谈谈你的阅读史？你还记得，那代先锋文学，是什么打动了你？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当一个作家的？

弋舟：我父母都是学中文的，“文革”前的大学生，家中少不了书，多是古典文学。阅读于我，是一件自然的事。我的母亲一生教书，后来在一所大学里教授古代汉语，这给我的阅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便利——大学里有图书馆。少年时期，我不能算是好学生，学习成绩不佳，的确是不怎么爱学，但阅读一直是乐趣所在。大仲马是我最初读小说时的最爱，几乎在图书馆借阅了他所有的作品。其后便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马尔克斯，海明威，福克纳……这个时候还喜欢看一些纪实性的历史类书籍，《第三帝国兴亡史》什么的，这类作品注定会吸引男孩子，每页每行都透露着伟大却又难以捉摸的气息。汉语小说却一直不怎么爱读，金庸古龙琼瑶还行，高阳的清代小说也行，红楼三国什么的，读了，兴趣不大。也许这和我母亲的早期教育有关，她要求我背诵唐诗宋词，背《史记》《庄子》，背不过，会挨打，于是在我，对传统文学竟有了抵触。我发现自己不喜欢中国小说，乃至五四以降的那些名家，兴趣都不大。图书馆另一个美好之处还在于，里面有几乎所有重要与不重要的文学期刊，我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见识，就是于此建立起来的。三十多年前，大约正是我们“文学的好时候”，不知什么因素作祟，我在那些文学期刊里迅速地选定了自己的好恶——我深深记得，被少年的我所喜爱的，最是《收获》与《花城》这两本。跟图书馆的阿姨熟络了，她会专门为我留下最新的这两本刊物。我是那所大学里优先阅读这两本期刊的第一读者。而这两本刊物，在当年即是“先锋”之重镇吧。现在想来，“先锋”似乎天然便有吸引少年们的优势。阅读这些作品，我隐约会觉得，我们的文学距离世界的文学并不遥远，她是可以亲近的，甚至，可以让少不更事的我滋生出也去一试身手的冲动。我还记得，大约十五岁吧，我给《收获》投过稿，写在格子纸上，好像模仿了林白？最终收获到一纸格式化的退稿通知。这个时候的写作，当然谈不上是一个“决定”，但这种行为，无疑已是一个发端。

走走：哈哈，你还记得是谁署名的退稿信啊？

弋舟：不记得啦，一张小纸片，但也令人一阵甜蜜的心悸。

走走：“先锋”吸引你这样少年的，到底是什么优势呢？

弋舟：它们尖锐，充满“艺术品”的魅力，即便用词华丽，也显得充满了“人话”的气味，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令人虚无惝恍——这些在我看来，就是少年气质。

走走：你祖籍江苏，父亲一辈就到了西部，成为一名写作者的过程主要也发生在西部吧？总体而言，你的小说是冷静、精致的。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种苍凉寂寥、大气磅礴的西部文学气质是迥异的，为什么你会“很难如我的西部同侪们那般举重若轻，迅速找到自己言说的立场与根基，从而获得某种相对轻易的叙述策略；这些‘西部经验无力转化为我的文字，因为，我缺乏那种呈现自己‘西部经验时所必须的‘西部的情感”？西部经验、西部的情感，具体对你而言，是什么？我这么问，也许是觉得这样一种生活、成长背景，没有利用起来，有些可惜吧。今天中国，大部分写作者不具备这样双重写作的可能性，西部之于中原，是一个理想的他者，可以置疑可以反思……

弋舟：当然是可惜，所以我才有了这种近乎“抱怨”的言辞。我的父亲来到北方，和绝大多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相同吧，一生都郁郁而不得志，他的这种心绪，必然影响到我。我的成长环境又相对“孤岛化”，亲戚少，和热闹的尘世没有密切的交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成长是不谙世事的，家庭的沉郁气氛，阅读，成为了我最初的经验。“西部”于我，在很长的阶段都是一个对立的他乡，它甚至是诸多不幸的根由。我不和它发生关系，我只能从“观念”里来，到“观念”里去。如果我身在其间，必定也有一份“西部的经验”，从根本面上讲，那可能只会是一种厌弃和恐惧。我没法将我对它的情感上升为眷恋，于是也无从谈起哪怕是对它的否定。但一些具有“西部”气质的作家依旧能够打动我，比如张承志，比如杨争光。今天，这一切都无声无息地发生了变化，我对身在的此地，渐渐有了无法说明的情义，它似乎真的足以平衡我的一些委屈，让我得尝那些以往被自己视为陈词滥调的“阔大”与“苍凉”。这个时候，它对我“他者”的意义，才真的浮现，正如你所说，可以用来成全我的质疑和反思。这个国家太大了，而这所谓之“大”，西部是一块不可或缺的疆域，这块疆域，不但是指地理意义，更是指精神领地。一个中国作家，有了这种“大”的参考，更有益于让自己学会视自己为草芥。

走走：“身在西部，我总有一股寄居者赝品一般的虚弱感，我觉得在这块土地上，我难以理直气壮，难以不由分说，甚至，难以从根本上给予自己一个确凿的身份认同感”，这种认同是精神意义上的吧，但据我所知，你是信仰基督教的，你还是会感到被边缘化吗？

弋舟：首先一定是“精神意义”上的，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判断，对于一个作家，肯定不会拘囿为一时一地，那种“赝品”感，与世界的隔膜与疏离，应当是许多艺术家内在的感受，即便，他身在烈火烹油般的热络世相中。我说的此种感受，更多的是个体体认，我的家境，实在没有和这块土地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中国是个熟人社会，西北人的宗族观念似乎更盛，在我眼里，很久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一滴没有融进油里的水，“他们看起来都比我美”。说到信仰，真的是令人不安，我完全不是一个好的信徒，我病得深重，唯有求那在天的大能者怜悯和医治。站在信仰的立场上，我也愿意赞美上帝给我安排的这一切，这一切的边缘感，这一切不得不领受的软弱。

走走：你说自己病得深重，具体是指什么？

弋舟：当然这不仅仅在说肉体。我自认在人格上有太多的缺陷，那种无端的羞耻感，长久地困扰着我。在这里，我们也不便做过多的信仰上的追究，我也无力招供太多。endprint

走走：说到羞耻感，之前就有评论家指出，在你的小说中，“羞耻、罪恶、孤独、痛苦出现频率极高。这些词语有精神性色彩”，就像《而黑夜已至》中你所写到的：“我们都陷在自罪的泥沼里，认为自己不可饶恕，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这个倒霉的世界都是被我们搞坏的。”“可是，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责，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这和你是一个基督徒有关吗？这是不是也影响到了你笔下的人物？他们更多遭受的、背负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苦难。

弋舟：我们可不可以将小说仅仅视为“艺术品”？——它当然是！但是，我们写作，过度剔除了“精神性”，是不是就必定有益于作品的艺术品相？我就是这样一个作家，我有精神困厄，这是我的局限，但我只能如此去表达。这样去写，起码于我是有意义的。在信仰层面谈问题，不是容易的事情。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我长久地羞耻着，才敦促我委身于信仰。这种笔下人物的痛苦，看起来是往往无端的，没有所谓现实逻辑的必然——他们丰衣足食，苦什么呢？是什么戕害了他们？也许我们太迷信那种其来有自的事物了，但这世上就是有人在无端端地哭。我们没法再像前辈们那样去书写苦难了，饥饿，战乱，甚至失业和失恋，给那些苦难轻易地赋予正当性，但这些“正当性”，就能反证大观园里那群男女之苦的不正当吗？这种“精神上的苦难”，搞不好，会显得无病呻吟，如果出现了这种效果，要么是作家没写好，要么，是阅读者不被一根现实之针扎在指尖里，就无从想象那永恒的疼痛。

走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作出的第一个宣告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你笔下的人物刘晓东才有着近来中国文学里难得一见的“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责任”这样一种态度？

弋舟：自我归咎与认罪，一定需要从信仰里征用勇气吗？或者也不尽然，但信仰必定会给我们加添力量。更深刻地去理解，这种自罪之心，这种羞耻与罪恶感，如果我们同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微弱品性，也只能将其归于上帝的仁慈。“刘晓东”算是我们的同龄人，前辈作家面对世界，貌似有着不由分说的控告的资本——那个外在的世界看起来也的确可以被简单地视为加害的一方。但是我辈还能够那样理直气壮吗？我们劈面遇“盛世”，当我们有意去控告自己的不幸时，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显而易见的呈堂证物？这就是今日我们的困局，从未有过的复杂，在这复杂的诸多维度中，自我审判，一定会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当人学会了自罪，天国或许就真的不远了。

走走：我非常喜欢《刘晓东》，这个系列由三个中篇结构而成，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男主角——刘晓东。中年男性，知识分子，经历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断崖式断裂。最早，在动笔之初，你是怎样构想的？

弋舟：我的写作，很长时间是被“虚构的热情”所驱使，从观念中来，到观念里去，这种写作令我体验到了巨大的乐趣，并且今后我可能依旧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种方式。写作《刘晓东》时，我的生命状态处在黑暗的低谷中，它唤醒的，是我的“肉体感”，而这“肉体感”，只能依靠切己的现实经验来还原。“刘晓东”太像我，那么好吧，这一次，我写写自己吧。这一次书写，我需要将其与时代勾连，否则，我无法劝慰自己，当我将刘晓东确定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时，我才能获得那种即便是自欺欺人的阔大的安慰。当然，谁若真的非要以刘晓东来印证我，我又是要表示反对的。

走走：正像你说的，“刘晓东”是你对自己的书写，由此才从这个人物里边生长出你对这样一个人物的总体概括，这样，你实事求是地对待了他，从而也去除了抽象和武断的判断。而读者也由此可以理解这个人物的原初语境是什么，是怎么发生变化的，而那个变化中的问题又是什么。为了概括这个系列的精气神，一定要引用一下黄德海那篇评论文章《等深的反省》的开头：“弋舟的《刘晓东》收有三个中篇，依次为《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个题目稍微颠倒一下次序，大致能看出弋舟思考的核心——现代社会的黑夜已至，不少人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别有怀抱的未死者要担负起与自己所历时代等深的反思。”知识分子、教授、画家，这样的身份设定是有些偏人文艺术的，这还是给了“刘晓东”一些反省的基因。如何去面对新的时代？如何既保证生活稳定，不乱来，又去承担自觉的反省？上一代伤害了我们，我们是不是要靠伤害下一代去逃避？“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黄德海在文章中引用的这句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先有父辈的逃避，才有年轻孩子准备报复与母亲有染的老板的决绝。同时，你设定的“刘晓东”是个“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还酗酒，这样虚弱的努力，看起来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但是没有这样虚弱的努力，可能就更不行了。

弋舟：谢谢你用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乱来”，真是重要。我们谈论《刘晓东》，必定无法摆脱那个“原初语境”。《圣经》不也是以此开篇的吗？——“起初……”这里面，彰显着叙事的第一项伦理：那个“如今”的发端在哪里？这是“时间性”对叙事的必然要求。若要理解我们今天的一切，那个“原初语境”无可规避。它离我们并不遥远，但这不是短视，恰如你所形容，它是“断崖式”的。而且，我们也无法真的如上帝一般，将现实的根源直接追溯到创世之初。德海的这篇评论我非常珍视，它是迄今对于《刘晓东》最令我感动的评说。我只能将“刘晓东”设定在这样的一些身份中，“偏人文艺术”，因为“写自己”，是我这次书写时的诉求。如果真的有一种“反省的基因”，难道，这一部分人不该是首当其冲应该承担的吗？我这么说，并无优越之感——似乎这种基因是一份徇私舞弊的福利。我是想说，这一部分人的确有这样的义务——他们饱食终日，就率先多反思一下吧！我难以将“刘晓东”塑造成一位猛士或者一位道德无污的君子，因为首先我不是。我软弱，所以他软弱，“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污浊，所以“刘晓东”污浊。我们意识到了“所历时代”那庞大的存在，于是勉为其难地开始自救救人，这起码已经是对于虚无主义的抗议和抵挡。田耳说我终于在《等深》中给我们这代作家写出了“父辈”的意识，这既令我高兴，也令我唏嘘——一目了然，他这是在说我老了。这代作家当然不能永远写“杰出的青春文学”。我也的确有了“老意”，证据是，相较于少年时代，我开始喜爱传统文化，母亲留下的那些典籍，尘封已久，前段时间被我整理出来，当我摩挲那些线装书，我是多么庆幸，在一次又一次清理书柜后，劫后余生，它们没有被我放肆地丢弃掉。endprint

走走：有意思的是，去年至少有两个八〇后男作家告诉我，他们重新回头去看我们的古典文学，并从中得到了启发。双雪涛是看《金圣叹评点〈水浒〉》，他的句子也越来越干净简洁，主要使用动词；常小琥是看《红楼梦》，吸收了那种“上知绸缎下知葱蒜”的古典叙事法则，写出了《收山》。今时今日，你会重看哪些古典文学？你觉得它们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弋舟：古典文学给予我们的教益是多方位的，雪涛他们从中获得了技术层面的启迪，我在精神气质上，亦渐渐蒙受滋养。粗略的说，我辈作家提笔之初，最为基本的文学资源大多是从西方文学中得来，这差不多是我们这个国度百多年来的最大事实——全面地被西学笼罩。作为一个小说家，如何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人的内心生活，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人的审美，今天来看，实在需要我们回到传统中去重新翻检我们的宝藏。文化这种东西，的确神秘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它必定会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缓慢苏醒。同样的虚无，西方式的与东方式的，确有不同的情致，我们精神层面上暗藏着的密码，一旦捕捉到那亘古的信息，会有“悲欣交集”的回响。

走走：有书目吗？话说，这次去泉州，我专门去看了弘一法师的纪念馆以及清源山上的舍利塔等等，写作这过程，确实也是“悲欣交集，无相可得”。

弋舟：书目真是浩如烟海。最近我在读《左传》，读庾信的诗。这是我等所谓“文化人”的选择，其实世风已经涌动着传统的力量，盘盘珠子喝喝茶什么的，我是越来越难以片面地将之视为附庸风雅与土豪做派了，这里面，确乎有种“中国精神”在复苏。中国式的端庄乃至中国式的放荡，红尘万丈和一片空茫。

走走：你最近在《收获》上发的短篇《平行》是关注单身老年人晚年生活和心理状态的。他思考着、追问着“老去”的问题。“空巢老人”作为时下的热点话题，此前薛忆沩也写过同题的长篇。你觉得处理现实感强烈的主题困难吗？我个人觉得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容易照进现实，很难照亮现实……在这部短篇里，有一瞬闪光抓住过我，是和前妻时隔三十多年后再见，前妻讲的关于雨伞的故事。这样一个细节就是我认为有光的细节，不耀眼，却持续。

弋舟：《平行》之前，我写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这部作品正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了数十位空巢老人的生活。显然，《平行》得益于之前的那番写作。关于“非虚构”的妙处，我们在这里不用谈了，它已经被谈得太多，俨然已是显学。我想作为一个小说家说说自己由创作得来的感受——从《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到《平行》，我再一次确信了“虚构”那无可替代的魅力。你说的那个细节，正是虚构出来的，那吉光片羽一般的瞬间，我认为，它的美学价值，不会亚于我忠实记录下的那二十万字。现实如此浩大，尤其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如何去撬动它？笨拙与轻盈的支点各美其美。我们不能够以彼之美否定自己，从而动摇了信心。我甚至要觉得，“非虚构”是西方手段了，而“虚构”，更近乎我们的优势。在我们的语境下，处理现实感强烈的主题从来都是文学之难，难在哪里？不言而喻。如果真的想要如你所说，“照亮现实”，明喻暗喻，诸般方法即是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的策略，这里面无所谓练达与洞明，它真的是一种美学的范式。今天“非虚构”如此强势，是社会心态的投射，也是小说家水准降低的结果。

走走：我发现你是个特别注意细节的人。咱们是在QQ上做的访谈，至今我做了八位作家的访谈，只有你会细心地在回答时按文稿格式替我打上“弋舟：”，再写上自己的回答。这种细致，是源于什么？是家教，还是你独特的观察力？有没有别人注意到，你总是会观察到一些微小细节？

弋舟：哈，这也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吗？

走走：是啊，很特别，很多作家的小习惯背后有很多东西。比如双雪涛最早投稿来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一个文学新人，但他会在A4纸上用大几号的字郑重打下：双雪涛作品……

弋舟：一个小说家对于“细节”的重视，对于“观察力”的要求，大概算是毋庸置疑的基本素养吧？这是否也是我性格里“循规蹈矩”那一面的反映？我的性格多面，大概只有写作之事能够将其统摄成一个相对完整与稳固的状态，这也是写作对于我的矫正。我反感草率，但生活中却常常大而化之，于是就在写作中约束自己，尽量让自己认真。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就是对于我倾斜生命的平衡。至于有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琐碎，你倒是有此洞见的第一人。雪涛给自己的稿子注明“双雪涛作品”，这个太美好了！从中你能够看到他的自我期许，他的信心，他对所为之事的矜重与恳切。尤其那个“作品”，实在是充满了舍我其谁的创造的骄傲。对于一个写作者，这些，都是太重要的品格。我们干的这件事情，必须自我捍卫。

走走：回到《平行》这个短篇，对于有些地方的情节处理，我还是有点不满足的。这个短篇是写一个老知识分子，从退休那天起就开始思考“老去是怎么回事呢”，为此在死前看了教哲学的老友，老友提出的两个问题“——你早晨还会勃起吗？”“你现在一年自慰几次？”带出和离异三十多年的前妻的重聚，然后是被儿子送进养老院后的恐惧，最终飞越养老院，回到自己家，还接到了孙女的电话，可以说，这段向死而生的日子过得算是丰富。最终，他在死前那一刻选择了在自家沙发上平躺的姿势，“他恍惚地想，这一生，自己都力图与大地站成一个标准的直角，如今是时候换一个姿势了，不如索性躺下去吧，与地面保持平行。”小说的结尾非常诗意，“他高兴地想：原来老去是这么回事：如果幸运的话，你终将变成一只候鸟，与大地平行——就像扑克牌经过魔术师的手，变成了鸽子。”但这个诗意的结尾却避了重，就了轻。对这个人物前半生的塑造，本身缺乏“与大地站成一个标准的直角”的较劲，小说中陈述式提到他是“困难年代”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后被“下放”到边远地区，靠和朋友的哲学讨论撑下了所蒙受的一切困厄，“但他从未因此恼火过，……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也一句带过他“开放时期”的婚变。没有足够的较劲，何来最后“有种‘已经没什么可再失去的释然之情”？这个顿悟是作者给出的，而人物本身是真的自己思考了，还是仅仅做出了思考的姿态或者表达？小说所有的情节设计，围绕的始终是外部意义上的“老去”，而不是内在意义上的“死去”……我的不满足可能就是觉得，询问别人“老去是怎么回事呢”是没有意义的，是作者为问而问吧。endprint

弋舟：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小说是公器，还是小说家个人的私语？你的这些不满足，都是对于小说“公器”那一面的捶问，它要求小说有可被确知的“均衡感”，“如释重负”必然需要有对于“重负”的刻画与营造。显然，在这一面，《平行》是不能够令人满意的。它太依赖读者对于那些“重负”不言自明的心领神会。小说里写了数个“时期”，“困难时期”“开放时期”，我太信任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对于这些“时期”那种接头暗号一般的心知肚明，将之想象成了某种符号般的一目了然，而这个想象，即是我作为小说家个人的“私语”。现在看，这个“私语”没有很好地成为“公器”，于是，它在有效性上便打了折扣。读者总是对戏剧性充满期待，我们必须要尊重，即便，他们期待的“较劲”已经屡见不鲜，我们也仍旧需要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在作品中去给他们上演。那么，这个短篇实际上至少是需要写成一个中篇的。那些“时期”，作为著名的“冰山理论”中沉在海底的部分，显然在这次写作实践中，没有很好地达成效果。小说挑选不挑选读者？某个年龄段的顿悟，作者自己的精神储备，是不是都将收窄作品的阅读对象？这些都是我现在思考的。“放之四海皆准”与“私相授受”，这可能不仅仅关乎作家的雄心，它与作家本人的禀赋与局限有关，是去克服，还是去顺遂，我都在掂量。我要承认的是，至少目前，我有写出“放之四海皆准”那种作品的愿望，那么，我就得继续锤炼自己。

走走：我感觉你的小说命名很用心，比如很少用直白的名字，你觉得小说名字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从你的小说名字也能看出你的创作风格：似乎预谋的程度要远大于即兴？

弋舟：说句狠话：小说即命名。一个作家的气度，抱负，审美，都在命名里了。我们先来看一串名目，《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多么朴素雄阔。我不是这类伟大的作家，是该认命的时候了。首先个体气质迥异，除了自己力所难逮，人类似乎也在全面丧失着那份朴素与雄阔。“预谋”在我而言重要，也几乎是有限的写作能力，我依赖“意象”，这可能还是跟从小生活的“不接地气”有关，而“意象”，最是要求有一个精当的指认。《平行》就是几易其名，继军兄知道，反复发到他邮箱里的改稿，是在最后一稿才定下了题目。我甚至要觉得，如果不用这个名字，这个短篇就完全不能成立。这种“很用心”，必定会是一种局限。风格有时候就是局限，这点，我们还是得认命。但它不应该妨碍我们对其他命外之物的欣赏与向往。我觉得，写作于我就是修行，让我去张望自己的边界，自我肯定与自我怀疑同在，鼓励我去克服即有的短板，多少“挑战”一下命运。

走走：因为我不是你的责编，小说背后的故事不太清楚，《平行》原先都叫过哪些名字？

弋舟：《老去是怎么回事呢》，非常概念化，怎么改内容都觉得僵硬，当换上《平行》后，一下子就柔软下来了，气通了，有些边边角角，都得到了笼罩。可见，尤其是写短篇小说，实际上就是在写小说名。

走走：读了你发来的一批小说后，我觉得它们似乎都有一种稳定的思维模式？某种自足而近乎封闭的圆……比如《赖印》，驯兽师因为狮子被毒杀而失去了马戏团的工作，多年后做了花匠的驯兽师在大学里的自然陈列馆里看见已经被做成标本的狮子，他半夜撬门进入，在那头狮子标本座前的卡片上加了一项条目：狮子（lion）赖印。而这篇又和《谁是拉飞驰》《空调上的婴儿》形成衔接咬合的一个三口之家的故事：因为狮子意外死去挣不到钱而流落异乡的驯兽师父亲，捅人后又因抢劫被捅丧生的儿子，看到空调机上婴儿由此牵出丧子之痛的养鹤的母亲。这一组短篇，看似都有逃逸的一笔，但又都留在宿命的固定框架里。你对自己建立的小说秩序满意吗？我有时觉得，你的小说完成度实在是太高了。看不到犹豫、或者某种宣泄，换言之，看不到背后作者的潜意识。我这么说也许是因为最近刚看了张楚的新作，看得到他精神状态的变化……

弋舟：这是我的问题。还是和个人气质有关，和个体生活差异有关（和星座血型也有关吗？）。笼统的说，我的经验多是来自阅读，如果说张楚过的是“一手生活”，我过的，就只能被称为“二手生活”了。这导致了我的写作有可能付出“缺乏温度”的代价，太整饬，秩序井然，近乎一个“理念”，太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少了必要的混沌乃至活生生的作品背后那个人的形象。这些我都有认识，也在努力克服。田耳、张楚这些朋友的才华令人惊叹，而他们最令我服膺的，还是他们那与尘世周旋的热情。小说家要不要想得太多？要不要过度地依赖理性？这些都是大问题。我可能太悲观了，早早将自己囚禁在了“宿命固定的框架里”。这类作家，原本也古来有之，曹雪芹就是一个吧，《红楼梦》多么“概念化”，布局中充斥着经过缜密谋划的计算，他也太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这么说，当然不是在自比曹雪芹，是说，这类作家同样也大有可为，堪可成为追慕的榜样，用大精密写出大空茫，在悲苦中又有丝丝缕缕的喜悦。

走走：我挺想和你探讨小说规整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挺困扰我的。你写完一个逻辑特别圆满、技巧特别圆熟的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某种讨厌？我自己会想破坏它，但我也知道，想破坏这种想法本身就不是自然生长、无法控制的。小说，尤其是短篇，是逻辑的叠加，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之后，再想打破那个逻辑，又会觉得只是再转折了一次，落进另一个叙述模式。在两个模式形成和未形成之间的那个分寸点，很难找到。我最近看了陈河的《寒冬停电夜》，觉得那种散点式的万花筒铺陈方式很精彩，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悬念丛生；看似东写写西写写，实则量变成了质变。这种貌似野生的叙述的不确定性现在很诱惑我，叙述的逻辑如何转化成心理的逻辑……

弋舟：这正是与同行探讨的美妙之处，也是小说写作的美妙之处。和你的感受相同，我也渐渐厌弃那种“完成度极高”的作品。对“短经典”那套短篇小说集的阅读强化了我的这种感受，看上几本觉得好，看多了，就麻木甚至排斥。它们太像了，像是同一本教程教出来的。这种范式，是不是就是一种西方小说的品质？“逻辑”本就是一个西方概念，有翻译界的前辈将五四时开启的翻译小说的行文称为“逻辑文”，以区别我们的文言文，这里面，隐含的就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审美旨归。“规整”更近乎西方那种科学主义的精神，而你所说的陈河的“散点式的万花筒铺陈方式”，显而易见，更切近中国文化的旨趣。孰优孰劣？高下当然难以力判，但小说之美，在今天，是应当多一些指标了。这也是我开始倾心传统文化的一个动因，那里面，实在有非常高级的美，也确乎会在中年以后，启动我们生命中的审美密码。endprint

走走：《赖印》《谁是拉飞驰》《空调上的婴儿》那一批似乎在完成你的先锋练习，但是到了《凡心已炽》《天上的眼睛》《我们的底牌》《等深》等等，则回到了传统现实的路子上，从虚到实，以后会再从实到虚，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路子吗？因为我记得，你强调过自己对形式的迷恋……

弋舟：螺旋上升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轨迹，但愿我能够循着这样的方向而去。以虚无至实有，这不但是写作诉求，也是我生命本身的企图。我想拯救自己，想有更为朴素的审美能力，想更好地学习如何理解他人，这些都敦促我回到“实在”。同时，虚无又是我最顽固的生命感受，亦是我所能理解的最高的审美终点，它注定会是我毕生眺望的方向。形式何其重要，再说句狠话：艺术即形式。形式一定会排斥“实有”吗？现在看，起码曾经我有这方面认识上的偏向，那种以“虚”来完成的形式，实际上，是轻易了些，如何“实”中求美，可能更考验我们的能力。

走走：你的许多中短篇，其背景都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你整个未成年的青春期，那个年代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使得它对你个人影响重大？换言之就是，我对你的青春期、你的个人成长史感兴趣。你的小说往往有一个青春期的精神内核，而人物此后的故事延展都与那一时期有关，生命看似往前继续，其实是在不断返回；或者说，青春期的隐疾没能治好，疼痛与伤害一直在变形中持续。好比中篇小说《凡心已炽》，来自农村的黄郁明进大学不到两个月，因为偷了宿舍男生的外套而受了处分，从此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毕业后有了像样工作，交了大方花钱打扮自己的女友，“即使衣衫简朴，来自乡间的青年也自有一股清朗之气”。及至被分手，却突然说出：“我明白了，我是在求生，而阿莫你，是在游戏。”

弋舟：弗洛伊德伟大，他的确是洞察了人类行为的某些规律。这个对话要用来发表，我实在难以给你从实招来。我的青春期的确过得疙疙瘩瘩，有家庭的变故，有自我的戕害，但是，这些或许不足以形成对我写作的不由分说的判断——谁的青春期没有些暗疾呢？我的这些经验，现在来看，放在时代的背景中，如果不自怨自艾地夸大它，也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凡心已炽》也是我喜爱的作品，雏形大约十年前就写出了，现在来看，起码说明我还有着另外的书写途径，有着另外的可能。那种“我在求生，你在游戏”的心情真是动人，而最令人悲伤的则是，其实每个人都在求生，但看在他人眼里，却都成了游戏。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吗？世界是一个大游乐场，而每个人，却都怀着求生的心情。

走走：为了准备这个访谈，除了看了你发来的小说集以外，我还去拜访了你的博客，看了你写的一些创作谈等等。我注意到，你似乎特别在意“轻浮”这个词？“也许，当我竭力以整全的视野来关照时代大气质之下的个体悲欢时，才能捕捉到我天性中力所不逮的那些破绽，这也许会赋予我的写作一种时代的气质，惟有此，才能解决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轻浮。”此外还有类似“试图将自己的生命姿势降低，期许写出有教养的小说，努力在轻浮中写出悲怆，在猥琐中写出庄严”这样的一些写作理念。很少有作家会如此介意“轻浮”一词吧，我总觉得，这背后似乎有什么故事……

弋舟：真是辛苦你。好吧，我反复以“轻浮”来警告自己，实在是因为，我太过惧怕“轻浮”。在我看来，这个词几乎就是对人最严重的指控。我真是看不下眼里的轻浮。我因此遭遇过什么吗？可能我在潜意识里将自己的一切不堪都归咎于这种品性的暴露吧。也许我往往夸大其实了，也许别人的一个不经意的眼神都会被我放大为蔑视，但那种与生俱来的羞耻之感，的确长久地蛰伏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是有分寸感的人吗？实际上我常常无度，譬如喝酒这件事；我是温柔的人吗？实际上我常常粗暴，譬如对待亲人……这些对于渴望之事不可及的时刻，我只有找到一个最严厉的指控来痛斥自己——轻浮。这背后的故事当然多多，但那是生命本身的事，我们就不在这里谈论了吧，过度谈论生命，不体面。我愿意承认，迄今为止，“轻浮”依然是悬在我头顶的利剑，有它在，至少能令我保持对于生命那份微妙的警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