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红霞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南京，210046)

情报工作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全球化背景下的必要性

秦红霞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南京，210046)

稿件运行过程

野生动植物保护；保护工作国际化；犯罪跨国有组织化；负责部门非集中化

目前加强国际合作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已成国际共识，并在国际间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个体国家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不再仅仅是国内事务，而是已置身于国际视野。与此对应，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通讯、交通的便利快捷，野生动植物犯罪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而是趋向于跨国化和有组织化，成为继军火和毒品走私的第三大犯罪活动。在此背景下，相关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负责部门的非集中化使得这一工作更为迫切。野生动植物领域的情报工作有利于增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野生动植物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重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但栖息地的破坏和人类的过度利用对物种多样性造成的威胁日益加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50 a间(1963～2014)评估了73 686个物种，其中22 103个受到灭绝危险[1]，约占总数的30%。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远远高于自然界的正常速度。科学家预测，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到来[2]。这些是在人们已经采取大量措施对其进行保护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更显任重而道远。鉴于目前非法贸易的猖獗程度和物种多样性面临的巨大威胁，我们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更强劲、更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付出更多、更有针对性的努力。当前野生动植物犯罪跨国有组织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危害性也日益加剧，为有效打击之，首先必须摸清犯罪组织及其犯罪链在不同国家境内的基本状况；由于野生动植物贸易和犯罪的全球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更趋国际化的特征也日益显著，各国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纳入到全球的保护工作中，这就需要知己知彼；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涉及不同的部门，工作的非集中化使得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更有现实需要，也更有难度。野生动植物保护从国际、国内的战略层面、合作层面和具体工作层面都需要情报工作的支持，美国早就把情报部门的重要性写入了国家战略[3]，作为野生动植物资源重要资源国和消费国的中国无疑更需要情报工作的展开。

1 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国际化需要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

1.1 野生动植物保护形成全球化网络和全球化合作

众所周知，野生动植物犯罪正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其危害性和严重性在国际社会被广泛认识和认可，加强国际合作打击犯罪也成了国际共识，并早已付诸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工作已经实现了国际化，其中政府和非政府的力量都起了重要作用。

为防止野生动植物种因过度的国际贸易而灭绝，“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早在1973年就缔结而成，1975年正式生效。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强有力的规范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的政府间协定，对履约不力的国家具有贸易制裁权，被称为“带牙齿的公约”。此外，涉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国际公约还有“生物多样性公约”、“迁移性野生动物保育公约”、“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等。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并监督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工作，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大量非政府组织在这一领域内发挥自己的作用，其中一部分已经获得了全球性的知名度，并且在很多国家设立了办公室或者分支，在不同国家开展各种项目，拥有不可忽视的舆论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执法影响力，如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FAW(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WCS(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工作已经跨越了国界，成了地球村的共同任务。

在应对方式上，不管是政府间公约还是国际组织都强调国际合作和国际支持的重要性，并都在努力推进这一进程。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启动了“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全球项目”(GP)，致力于把现有的区域性的打击犯罪力量汇聚到全球系统，强化在区域层面和亚区域层面的能力建设和执法网络。联大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走私”专项决议中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等的重要性。五大政府间国际机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银行和世界海关组织——形成专项联盟“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联盟”(ICCWC)，专门致力于促进合作，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协调和支持。

1.2 全国化网络和全球化合作中情报工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是否参与国际合作已经不再完全是个体国家的自由选择，而是大势所趋；是否需要国际合作或支持也不完全是个体国家的自由选择，而往往取决于该国家的某事项是否达到了相关的国际标准或要求。如果达不到，那么该国家必须接受国际合作或支持。相关组织或国家会帮助“有需要”的国家进行执法培训、调查国内市场、开展保护项目、评估甚至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等。如CITES对缔约国有诸多要求和标准，对达不到要求和标准的缔约国往往会限期令其整改，否则将进行贸易制裁。CITES有181个缔约国，各国国情国力不一，对CITES的要求执行效果不一。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统一要求和标准下，很多国家力不能及，但为了避免贸易制裁，只能勉力为之，或者不得已同意国际力量涉足本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工作。因此，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某些国际合作和支持的范围实质上已经延伸到了个体国家的国内事务。情报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一国而言，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该如何立法和执法需要基于本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和贸易状况等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取通常较为困难，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等条件的支撑。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信息的获取、立法水平和执法水平上的差距使得前者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共同努力中具有先天优势，实际上在这一领域占据领先和主动地位。

在象牙保护领域即是如此。为监测世界范围内的非法象牙贸易情况，CITES在1997年建立了大象贸易信息系统ETIS并要求缔约报告象牙缴获情况。ETIS根据其记录的数据及分析，在第16次CITES缔约国大会上递交了象牙缴获数据的分析报告，指出22个国家和地区与非法象牙贸易相关度最高，并把其分为三类：“一类关注国家”(primary concern)、“二类关注国家”(secondary concern)和“重要观察国”(importance to watch)，这些国家的象牙保护工作，包括立法、执法和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将从此受到全球性的关注和审查。其中中国被列为“一类关注国家”。然而ETIS的象牙缴获数据并不是非法贸易的全貌呈现。首先，被缴获的象牙只是象牙非法贸易的一部分。非法贸易被查获的概率取决于多重因素，如执法力度、执法能力、犯罪团伙的技术程度等，不同国家情况不同，且同一国家不同时间段的情况也可能不同。其次，每个国家向CITES汇报查获案件的严肃程度也有不同，正如ETIS在该报告中提出的那样，安哥拉、塞内加尔等7个非洲象分布国和柬埔寨、老挝等3个亚洲象分布国从来没有提交过象牙缴获报告[4]。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间段的汇报率也可能不同。因此，我们甚至很难判断被查获的非法贸易占总体贸易次数或总量的比例。从这个角度来看，ETIS报告的数据基础的科学性尚需推敲。但目前如前所提的被关注国家没有能力提供更可信的调查、数据和分析与之抗衡，只能被动接受ETIS的结论，按照公约的要求制定国家象牙行动计划(National Ivory Action Plan)，受到公约及其他缔约国的制约。

在全球合作网络之外，部分国家正在以个体之力推动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国际进程，如美国。美国在2014年“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国家战略”中指出，野生动植物犯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法，所以美国将与其他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合作，并致力于在三大应对策略(加强执法、提高公众意识和加强国际合作和努力)，推进合作和对其他国家的支持进程[3]。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借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干涉度的提升可以预见。美国实际上已经把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运用到国家的对外战略中。近期全球瞩目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利用野生动植物保护设置了贸易壁垒：TPP要求成员国有效执行本国环保法律，履行CITES公约，打击非法捕捞，促进鲸、鲨鱼等的长期保护等，达不到要求的国家将被拒之门外。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很多国家发现本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已经不完全是自己的国内事务，而受到了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社会的关注、指责，甚至干涉，往往在外力的作用下不得不违背自身意志采取相应措施。我国就是在这一领域受到较多国际关注和压力的国家之一。

2 野生动植物犯罪的跨国有组织化需要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

2.1 野生动植物犯罪的跨国有组织化

野生动植物犯罪是有组织犯罪最有利可图的形式之一，虽然目前具体的犯罪规模难以估计，但是已经被公认为是继毒品和军火走私的第三大犯罪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野生动植物犯罪的跨国化和有组织化已经成为现实。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早在2001年就指出有些犯罪组织，尤其是跨国犯罪组织正日益应用复杂的技术进行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走私活动，对此表示深切关注[5]；并在2013年关于采取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行动打击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非法贩运的决议中，鼓励会员国把有组织犯罪团伙参与的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非法贩运定为重罪[6]。各国际组织和机构也逐渐充分意识到野生动植物犯罪的规模膨胀，性质也由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涉足而转变，给各国的执法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基于对这一现实的充分认识和重视，五大涉及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的国际机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银行和世界海关组织)，联合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联盟(ICCWC)，以促进各个国家、地区和全球的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机构和网络的合作并提供协调和支持。2015年联大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走私”专项决议中也认同了野生动植物犯罪的跨国有组织化[6]。

2.2 涉及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跨国有组织犯罪

我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悠久的野生动植物利用传统，是野生动植物主要资源国和消费国之一。此外，我国国境线长达2万余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其中不少国家物种资源丰富，管理能力和执法能力却相对不足。这些客观因素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很容易成为已有犯罪团伙为牟利而涉足的目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阿拉伯国家的不法商人在我国甘肃、新疆和青海等地区非法猎捕猎隼(Falcocherrag)向中东地区走私，其中仅被查缉和没收的数量就超过1 000只[7]。跨国有组织野生动植物犯罪往往涉案数量巨大，如我国1999～2009年10 a间共查获非法象牙43 t，年均约4.3 t，而2011～2012年2 a间厦门海关查获的两起跨国犯罪团伙案件的象牙涉案数量就达11 t。目前在我国根据不同的物种和供需情况已经形成不同的跨国犯罪网络，如从东南亚与南亚地区向我国境内输入穿山甲(Manisspp)、巨蜥、龟等；从非洲地区输入象牙、犀牛角等；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输入黑熊掌、动物皮毛等。这些野生动植物及制品有些是从资源国直接非法走私到我国，有些是取道过境国辗转进入我国[7]，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走私路线和方式。如非洲象牙及其制品从日本向中国的走私贩运、加工、出售已形成跨境、跨省的犯罪网络，并通过因特网和快递服务进行大宗地下交易。2015年的“5·21”象牙贩卖案起获的约800 kg象牙及其制品只是冰山一角。TRAFFIC管理的大象贸易信息系统(ETIS，the Elephant Trade Information System)信息显示，中日间象牙非法贸易记录始于2005年，2009年开始涉及的案件明显增多。2014年全年，56起查没案件中涉及象牙近1 t[8]。

2.3 情报工作对打击野生动植物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意义

与传统的野生动植物犯罪相比，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涉及不同国家、多人数、链条式、经过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团伙犯罪，涉案数量大、金额高，不仅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巨大，而且由于其还往往涉及走私、官员贿赂、洗钱等犯罪活动，甚至与黑社会、恐怖组织、反政府武装有勾连，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也造成威胁。如从事中俄边境老虎和熊产品非法贸易的犯罪团伙为了能够顺利过境，甚至向黑手党买下了穿越国境的“走私权”。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劳伦-艾利略特(Lorraine Elliott)看来，跨国野生动植物犯罪会破坏边境管理制度、海关进出口监管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等，与毒品走私、人口贸易和军火贸易一样危害到国家安全[9]。

跨国有组织犯罪还具有隐蔽性强，侦破犯罪链难的问题。犯罪团伙不同层级之间通常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抓住一两个犯罪分子往往不能以此为线索顺藤摸瓜，把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犯罪分子还善于采用人货分离的方式，远程操控货物的收发、运输和走私，再加上因特网和快递等物流方式的应用，更难做到人赃俱获，起获定罪证据。此外，相当比例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现代装备齐全，设备精良，甚至拥有比政府军更为先进的武器和装备，使得其犯罪力量更为强大，打击难度更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打掉一个犯罪团伙的意义要比查获几十乃至几百件个人单独作案的犯罪案件要大得多。个人单独作案往往是随机性的，即使是个人作案频率很高，限于人力和物力，数量大多有限；犯罪团伙则往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供应——销售链，源源不断地进行非法贸易，且由于其财力、人脉等综合能力，每次交易的数量巨大。虽然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案件在数量上居于绝对少数，但是其交易总量却占多数。此外，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形成需要时间，一个犯罪链被打击之后，其线路上的犯罪活动将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如果打击力量持续存在，对犯罪团伙形成威慑作用，该线路的重建将会大大延期，甚至从此消失。因此，从打击犯罪的层面来说，集中精力有针对性地打击有组织犯罪是最优选择；鉴于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乃至国家安全危害性，更是必需的选择。

犯罪团伙力量和社会危害度的确定、犯罪团伙的寻找、犯罪路线和犯罪点的定位、涉案人员的锁定、犯罪工具、犯罪方式等一系列犯罪要素的确定都需要情报工作的支持。或者换句话说，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能发现是否有必要高度重视打击有组织犯罪，并定位犯罪组织及其活动等线索。

致力于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非政府组织Born Free美国部曾联合另一家非营利组织C4ADS(主要从事数据分析)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宗象牙缴获案件进行了多渠道的信息搜索、整理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跨国犯罪团伙的作案次数占比极少，涉案象牙的数量却占比很高，且这个趋势正在进一步扩大。根据其提供的ETIS收集整理的数据，1996～2008年12 a间世界范围内查获了60次大宗象牙非法贸易(数量在500 kg以上，这种贸易皆视为犯罪团伙所为)，涉案象牙重量为91 t，以1.8%的案件数量逼近了涉案象牙总量的60%；从2009年1月到2014年6月的5.5 a里，根据C4ADS的数据，90余次大宗贸易的涉案象牙总量高达170 t；CITES记录在案的数据表明2009～2013年间的77次大宗贸易涉及140 t象牙[10]。其中2013年是重灾年，象牙缴获量达50 t，其中近45 t为大宗贸易，占比直指90%[10]。不管Born Free的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如是否存在部分性和片面性)，记录在案的查获情况是真实的，仅这些数据即可显示跨国犯罪团伙已经形成了非法象牙贸易的重要力量，这一结论对今后的工作重点极具指向性意义。

Born Free的调查和分析不仅限于数据本身，还对2008～2014年间的500次大宗非法贸易进行了深度调查，包括每次案件的查获地点、重量、源头、中转国、相关个人和实体，并含相关个人和实体的财产状况、实际所有权、电话号码、地址等。据此，Born Free对世界范围内象牙贸易的趋势、流向、网络和市场作出了较为清晰而细致的描绘，分析出了对于打击犯罪来说非常有帮助的具体信息，如犯罪团伙主要使用的港口。暂且不论Born Free的数据选用以及据此进行的分析和结论是否值得采信，其采用的方式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其做法至少说明了一点：通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我们可以获知跨国犯罪组织从事象牙非法贸易的猖獗程度；通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需要的信息，积极采取措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3 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负责部门的非集中化需要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

我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上没有统一的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呈现分散化的特点。根据《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刑法》相关条文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我国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主要由公安、海关、林业、农业和工商有关部门分担。森林公安、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濒管办、渔政、海关、工商等共同构成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行政执法体系；森林公安、海关缉私警察和公安边防组成刑事执法体系。其中濒管办是林业局的直属单位，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是根据CITES公约的要求在我国设立的CITES管理机构，代表我国履行公约，对CITES管制物种的进出口具有行政许可权，并负责走私、倒卖或伪造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等违法案件；海关及缉私警察负责通过海关进出口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行为；公安边防部门负责绕关走私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森林公安机关负责查处境内发生的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行为；渔政部门负责查处非法捕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的行政违法行为；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负责查处非法狩猎、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等行政案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查处违法经营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各个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共同保护、管理野生动植物，打击犯罪，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体系，对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

但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非集中化同时带来了信息分散、各自为政的弊端，各部门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情况的了解大多局限于本部门，很难对这一领域形成跨越部门的全国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把握，导致国家层面和国际视野缺乏系统的信息基础。在实践层面，各部门间难以拧成一股绳，力往一处使，有机协调的向同一个相对具体的方向努力。各部门间由于共同的使命和任务有交流和沟通，部分信息能够共享，但还没有能够构建统一、便捷的信息共享平台，因此部门之间仍然信息不畅，合作的范围和深度有限，难以形成合力履行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体系相对松散，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物种多样性威胁和国际形势，全国性情报中心的建立，摸清家底、看清世界、信息共享，畅通联系，促进合作，将是对现有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及其工作的必要补充。

我国是主要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国之一，利用范围和力度都相对较大，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我国的需求刺激了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对相关物种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因此在这一领域我国国际形象较为负面，经常遭受国际舆论批评，在国际公约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甚至影响到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该切实意识到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策。目前首要的问题就是“摸清家底”，制定面向全球的统一战略，并加强诸如东南亚跨国有组织野生动植物犯罪研究，力争在该区域打击犯罪活动中起到引领作用，借此扭转局势，树立我国的正面形象，同时增强我国在野生动植物犯罪国际执法和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软实力，切实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

[1] 丁洪美.IUCN发布最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EB/OL].(2014-06-13).http：//www.forestry.gov.cn/ZhuantiAction.do dispatch=content&id=683283&name=stwm.

[2] Barnosky A D，Matzke N，Tomiya S，et al.Has the earth’s sixth mass extinction already arrived[J].Nature，2011，471(7336)：51-57.

[3]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wildlife trafficking[R/OL].(2014-02-11).http：//www.fws.gov/home/feature/2014/trafficking/national-strategy-wildlife-trafficking.pdf.

[4] Milliken T，Burn R W，Underwood F M，and et al.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species trade and conservation：elephants，monitoring of illegal trade in ivory and other elephant specimens[R/OL].(2013-03-14).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6/doc/E-CoP16-53-02-02.pdf.

[5]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illicit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of wild flora and fauna.2001 Substantive Session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R/OL].(2001-07-24).http：//www.un.org/en/ecosoc/docs/2001/resolution%202001-12.pdf.

[6]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Tackling illicit trafficking in wildlife[R/OL].(2015-07-15).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news/pr/2015/N1522120-E.pdf.

[7] 王新猛，姜南.跨境野生动物团伙犯罪之打击对策研究[J].林业资源管理，2015(2)：19-23.

[8] 观察者.北京查扣800公斤象牙及制品涉案金额超2000万[EB/OL].[2015-10-13].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5_10_13_337343.shtml.

[9] Elliott L.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crime in the Asia Pacific：an’un(der)securitized’ security problem[J].The Pacific Review，2007，20(4)：499-522.

[10] Vira V，Ewing T，Miller J.Out of Africa：mapping the global trade in illicit elephant ivory[EB/OL].(2014-08).http://www.wwf.se/sources.php/1578610/out% 20 of % afirica.pdf.

《猎人培训手册》书评

猎人培训是北美野生动物管理的一项极为成功的经验。为了减少狩猎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从1943年开始，美国开始组织猎人培训，1949年来，更是将猎人培训作为一项强制性要求，新猎人必须首先接受猎人培训，才能申领猎人证，具备狩猎的资格。培训内容也从最初的枪支使用安全，逐渐扩展到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狩猎的基本技能和知识、狩猎的法律规定和猎人的行为规范等。从1949年以来，北美共有3500万猎人接受了猎人培训。猎人培训的普及，大大减少了狩猎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改善了猎人的公共形象，使得狩猎成为一项安全的、令人尊敬的户外运动。由于猎人的支持，特别是狩猎生产的充裕经费，使得北美的野生动物管理走上了一条以利用促保护的健康发展的道路。目前，猎人培训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狩猎管理的规范。

近日，由我国学者王海滨博士编著，中国林业出版社于2015年12月出版发行的《猎人培训手册》(定价39元)的问世，填补了国内的这项空白。

阅读该书后，我特别欣赏作者的三个观点。第一，作者以较大的篇幅，以翔实的数据，客观论述了狩猎是野生动物管理的最基本的工具，它不仅不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而且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狩猎并不是嗜杀，残忍，或者是违反伦理，而是和旅游、观鸟、登山一样，是一种健康的户外活动，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是公民的一种合法的权利。第三，作者突出强调了猎德即猎人行为规范的重要性，并把它上升到了关系到狩猎存亡的高度。猎人只有遵纪守法，敬畏自然，团结互助，进行必要的行业规范，才能维护和改进猎人的公共形象，增加社会对狩猎的了解、理解和支持，才能确保狩猎的延续和正常发展，使我们的后代仍然可以享受狩猎的快乐。

在内容的选择上，作者紧紧围绕着一个合格的猎人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即猎人的最低要求，不蔓不枝，重点突出。另外，考虑到很多猎人都是在基层工作的具体情况，内容直观，文字简练通畅，图文并茂，方便阅读。

除了用于猎人培训之外，凡是关心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公众，都值得一读。

宋延龄

《动物学杂志》主编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4月6日

Wildlife protection；Internationalized；Trans-nationalized and organized；De-centralized

The Necessity of Intelligence Management inWildlife Protec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Qin Hongxia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Nanjing，210046，China)

International common practice in the fight against wildlife crime employs enhanc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has grown to be a powerful force pushed by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For individual countries，wildlife crime is not merely a domestic affair but rather is a task that has to be treated in a global perspective.Wildlife crime is no longer a traditional crime but has become transnational and organized with the advanc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he convenience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It ranks third largest after weapons and drug trafficking.Given this background，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lligence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is increasingly obvious.The fact that China’s protection work lies in many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makes the intelligence work even more urgent.The intelligence work in the field will strengthen China’s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n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will better secur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afety.

2016-01-26

修回日期：2016-02-21

发表日期：2016-08-10

X3

A

2310-1490(2016)03-277-06

秦红霞，女，36岁，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野生动植物犯罪和保护研究。E-mail：qinhx41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