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和　文雯

摘 要：本文提出文化认同建设应该成为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在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中国文化认同是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有意义的属性的肯定性体认，核心是对其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认同的对象既包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包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更具时代感的文化本性。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高校在人才培养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立德树人和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以文化认同为目标的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课程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教育模式和质量的全局性战略问题。要实现文化认同，要求大学的学者们秉持一种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加强对中华文化的本源与根基的探索，同时以“四个讲清楚”作为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切实建设好能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形成实现新目标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国文化；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育；通识教育

一

近年来，大学出现了一种非常可喜的新现象，无论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或者是某个其他的公共场合，学校的领导总是越来越喜欢“秀文化”。或者是高谈价值的塑造，或者是寄托社会的理想，或者是给予长辈的期望，或者是介绍学校的传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有些热心人士做起了“比较研究”，同时搬出不同大学校长的此类致辞，甚至是国外名校校长的同类致辞进行比较，似乎又有一种新的“排行榜”。我们非常赞赏这种讲话和致辞，也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因为这些致辞和现象反映了大学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传承与价值，我们甚至更愿意认为这也是多年来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且，所有这些致辞和演讲都不约而同地在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和道理，这更是对教育的本体功能的一种回归。

然而在赞美之余，我们还有点不满足。在仔细倾听这些不同的致辞后，似乎感到在充分强调为人之重要性和优先性的时候，却对于如何做人，以及做什么样的人，说法又大相径庭，有的致辞甚至将“玩”“谈恋爱”等也作为价值取向加以提倡。这就使我有些困惑了：我们到底希望今天的大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用一个学术性的术语来说，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考察，那么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二

所谓的文化认同，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自己国家文化及其内在本性的肯定与接受。所谓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即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有意义的属性的肯定性体认，核心是对其基本价值的认同。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中国人“我们是谁”。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缺乏必要的文化认同，一个国家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国家都难说。因此，这种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国家大学最基本的教育任务，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大学的通识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没有这种文化认同，缺乏对这种文化认同的教育，很难说是在为谁培养人，也很难保证这个民族的血脉能够在未来得以延续，其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然而，这种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却可能是今天中国文化建设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它也可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不能不认真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华文化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劫难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扭曲，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确定中华文化的根本属性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已经不知道中国人自己是“谁”了。德国汉学家阿克曼曾经指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无数的、彻底的、根本的变化：从欧洲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到辛亥革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垮台了，一直到多年内战及后来日本人的血腥侵略。中国自1949年以来，彻底重建了全部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又遇到了“大跃进”的挫折，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梦魇。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确定方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又经历了快速的大变化。由此他认为，中国在三到四代人的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会影响中国的自我认识。如果用文化社会学的术语来讲，中国现在面临怎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认同”的挑战。简单地说，中国人的形象和特性已经模糊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认识自己了。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汉学家的看法。记得笔者有一次与一位新加坡华商讨论对学校文科建设的支持项目时，他就非常明确地希望我们能够开展一个课题的研究，即“What is Chinese today”（今天的中国人是谁？）。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这种认同，一个国家的青少年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甚了了，又遑论“做人”呢？又如何建立民族的文化自信呢？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某种价值观混乱、道德观念迷失与失落、社会交往的行为失范等令人担忧的现象，并不是我们不想加强思想文化的建设，也并不是我们没有努力。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文化认同出了问题，甚至难以达成共识，由此导致了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在这种缺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弄不清孰是孰非，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价值的判断力，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十分流行的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中便出现了诸如“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的感叹。近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的主题歌中“我在这里祈祷，也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更是真切地反映了当今“80后”青年人的心态。我们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而没有提“文化自信”，恐怕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文化认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也正是希望能够重建这种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最根本的任务，是衡量与评价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后盾。这种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经成为这个新时期的重大任务。英国著名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说：“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个性，一方面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类似于西方在走向充分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凝聚的问题：何种因素能将一个文明团结成整体？”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思想家们发现，在社会进入到一个高度流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以后，那些曾经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旧有纽带——家庭、身份等级、固定共同体、宗教信仰、政治绝对主义等等，已经不再坚固，不再能够凝聚一个民族或文明。许多的尝试也均未奏效，怎么办？”不容否定的是，由于社会的改革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谓的社会失范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中的不和谐，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加剧。所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在社会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根据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集中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追求，协调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以及最大限度地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的共有价值，是一个社会和国家改革发展非常关键的战略任务，也是保证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团结凝聚而不会松散离析的文化和制度基础，由此也充分反映现代社会中国人民的共有价值和追求，凝聚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协调一致、共同追求的纽带与文化基础。

三

当然，这种文化认同也是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德育或立德树人最根本的内容，也是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新目标。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并一直延续至今，且不断拓展的文化素质教育，通过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以及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已经为这种文化认同的建设提供了非常坚实而广泛的基础，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大学向一个文化机构的提升。这种文化认同的建设正是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在新时期的延伸，是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内涵，是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使任，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教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这种以文化认同为新目标和新任务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首先应该以“四个讲清楚”作为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切实建设好能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形成实现新目标的有效途径。这是在高校培养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抓手。这样的“四个讲清楚”，就是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讲清楚，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性的基本建设。

以文化认同作为新任务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必须以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切实推动中国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文化自信，作为自己的目标。而这也是大学通识教育中最核心的内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这是文化认同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对象，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因为，这种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本性和做人标准。所以，这种文化认同的教育将成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关键。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并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价值观的迷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这种新目标与新任务，不仅是一种内涵与目标的转变，也是一种教育模式的变化，是一种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更新。因为这种以文化认同为新目标的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课程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教育模式和质量的全局性战略问题。

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文化认同的建设，也是一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义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其底蕴和内涵也是非常深厚的，具有自我更新和开放的价值。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重新认识、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是大学文科建设与研究的一个任务。而在这个研究中，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不同思想流派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形成和而不同的整体优势，也是这个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尽管不同的思想流派异彩纷呈，虽然不同时代的观念不断更新，但它们都具有内在的联系。这种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基础，首先是根源于中华文化的本源与根基。由此，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讲清楚并且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对文化认同达成共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在其繁衍生息过程中历经坎坷与波折，它有过荣耀，也有过尴尬。

所以，必须努力从根源上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谛。其次，这种文化认同的实现还要求有一种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只有从整体上把握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达到高度的文化共识。尽管不少学者也曾经努力辨析不同朝代中占据主流的思想流派，条分缕析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中国历史上各种不同思想观点之间错综复杂的谱系，往往是剪不断、理还乱，因此不得不求大同，存小异。如关于儒学与道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梁漱溟先生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解说。他认为：“儒家道家皆渊源自古，而儒家代表其正面，道家代表其负面。言其思想路数特殊的由来，即在早有悟于宇宙变化而于自家生命有深刻体认——其向内多于向外在此。”（详见《梁漱溟文存》）由此也充分表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一体性。而中国的佛学与儒学和道学之间，也客观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以文化认同为新目标和任务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也要求中国大学的学者们能够从更加宽广的视野，担负起重建文化认同的伟大使命。这也是大学文科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和创新的一个难得机遇。

我们相信，这种文化认同的重建能够将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紧紧地凝聚起来，那将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因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大学领导和教师不仅要强调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成长中做人的重要性，更要在认识和实践中引导学生做一个认同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