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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缘地带论的发展:“断裂带”分析

2016-03-29齐尚才江帆

关键词:断裂带海权边缘

齐尚才++江帆

关键词:地缘政治;边缘地带;断裂带分析;地中海—黑海

摘要:早期地缘政治学家马汉、麦金德、斯派克曼等确立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要素,而他们以后的主要学者(如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则大多背离了这些要素,因而其理论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矛盾性。要实现地缘政治理论的真正发展,首先必须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本要素指引下回归斯派克曼边缘地带论,并以边缘地带是一个“缓冲地带”等论点为基础,结合麦金德的心脏理论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关论点,对边缘地带理论进行重构。边缘地带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必然存在着稳固地段和断裂地带,边缘地带上的断裂地带将是海权与陆权折冲的关键地带,即未来“地缘政治巨变中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92-09

Development of the Rimland Theory: “Fracture Zone” Analysis

QI Shangcai, JIANG F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Key words: geopolitical; rimland; Fracture Zone Analysis; MediterraneanBlack Sea

Abstract: Early geographical scientists such as Mahan, Mackinder and others scholars have established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geopolitical theory, while the main scholars after Spykman such as Brzezinski and Huntington have mostly devi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analytical paradigm. Their theories are therefore full of uncertain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f we adhere to the research spec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theory, returning to Spykmans Rimland Theory on the basis that the rimland is a “buffer zone” and combing Mackinders Heart theory and some related arguments of Offensive realism, the Rimland Theory can be refactored. The rimland as a “buffer zone” must contain the solid and fracture zones. The fracture zone on rimland will be the key areas when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confront each other, namely the “geopolitical upheaval center” in the future.

20世纪30年代,斯派克曼通过对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的批判和发展创立了“边缘地带”理论,将地缘政治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以后的几十年,有部分学者仍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而其他学者则试图开创新的地缘政治研究范式,于是出现了新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等。但新的研究范式在解释和预测现实时遭遇了比传统研究范式更大的困境,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回归斯派克曼的地缘政治学说,在继承和批判边缘地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断裂带”的观点,以期为实现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一点有益的思路。

一、斯派克曼之后的地缘政治理论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要素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世界的地理环境具有稳定性,但每一世纪都有其本世纪的地理透视〔1〕,因此地缘政治理论处于变化中,而学者的职责是对地理的实际情况进行当前视角下正确、全面和客观的透视。但不论理论如何改变,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要素却从未改变。在经历了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发展以后,这些要素已更加明确了。就通行的地缘政治的内涵而言,这些要素包括:(1)地理要素。地缘政治学是指地理(空间因素)对政治权力的影响〔2〕,地理要素是地缘政治分析的第一要素,处于决定性地位。马汉的“海权六要素”中的地理位置、自然形态及其造就的特定生产力和气候、领土范围三个要素均是地理要素〔3〕。麦金德指出:政治地理学以自然地理学为基础,否则理性的政治地理学将不存在〔4〕。(2)海权①与陆权的“二分论”〔5〕。麦金德发现“心脏地带”以后地缘政治形成了一种传统,即以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争斗为视角。虽然人们可以依据地理要素分析陆地国家之间或海洋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这只是地缘政治在地区层次的表现,在全球层次上的地缘政治最终归结为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对抗。(3)关键地带。在地缘政治分析中各地区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有些地区控制权的转变会影响到整个世界格局,而其他地区则不具有这样的地位。埃瓦恩·安德森指出:作为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地理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地区是地缘政治巨变中心(epicenters of geopolitical upheaval),但这些地区的影响范围却很广〔2〕。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职责就是找出这些关键地带(critical zone)〔6〕,并分析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马汉说到的“重要海峡水道”,麦金德提及的“东欧”,斯派克曼提出的“滨外海基地”都是这种关键地带。以上三个要素勾画出了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轮廓。

(二)斯派克曼后的地缘政治理论透析

斯派克曼以后的地缘政治理论本质上就是新地缘政治学。这一时期尽管格雷厄姆(Daniel O.Graham)等少数学者继续坚持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但他们主要致力于对已有理论的完善和具体应用。而新地缘政治学者由于受到全球化等议题的影响逐渐脱离传统研究路径,转而将地缘政治与新兴议题“联姻”,出现了新世界秩序地缘政治学、环境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等〔7〕。这些理论通过增加变量拓展了解释领域,加上人们普遍关注新兴议题,于是有了很广泛的影响。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和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是斯派克曼之后影响最大的两位地缘政治学者,他们构建的欧亚大棋局与文明冲突论堪为这一时期新地缘政治学的典范。本文以欧亚大棋局与文明冲突论为例,通过对两个理论的全面分析,以期对斯派克曼后的地缘政治理论作出整体评判。

1.欧亚大棋局与文明冲突论

首先,两位学者都认识到欧亚大陆是实现世界霸权的关键,他们的理论都致力于防止欧亚大陆被某一势力所控制。其次,依据各自的标准,他们分别确定了一系列的行为体。布热津斯基依据经济实力将欧亚大陆比作一个有着五个地缘战略棋手和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大棋盘〔8〕,各主要棋手围绕着地缘支轴国家展开争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布热津斯基的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地缘棋手被文明集团的核心国家所取代。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了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9〕。当前世界主要表现为七八个文明之间以及各文明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文明体系中,普通国家以同心圆的方式分布在核心国家周围〔9〕,形成了具有明显结构特征的文明集团。欧亚大陆分布了6种文明,各文明在断层线上冲突不断。第三,他们将所确定的行为体都视为挑战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潜在威胁,为此美国必须全面应对。如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要正确对待法国与德国的地位,以防止欧盟的偏离;要正确引导俄罗斯,防止它丧失耐心;正确处理与远东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有效利用与印度的关系。

2.欧亚大棋局与文明冲突论遭遇的困境

两种理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遭遇了相似的困境。首先,各主要行为体的表现与理论预期存在明显差异。俄罗斯的政治行动能力远大于经济实力,它在欧亚大陆的各项地区事务(叙利亚、乌克兰问题等)中都扮演着主要角色,并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而对融入西方的诉求表现得并不强烈。中国目前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并未表现出追逐区域霸权的企图,也未成为所谓的区域强国,反倒更像一个世界大国;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虽有合作(主要集中于能源),但不存在结盟的可能性。其次,遍布欧亚大陆的“重要区域”使得美国疲于应对。他们认为地缘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欧亚的哪个地理部分是控制整个大陆的出发点〔8〕,欧亚大陆上的每一个地区都关系到美国的霸权。由此,美国几乎参与了所有欧亚事务,如朝核问题、中国南海问题等,甚至发动或参与了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战争。美国虽是世界头号强国,但同时应对如此多的问题也不免焦头烂额。奥巴马上台后的战略调整实质上是对之前全面出击战略的转变,重新选定了战略方向。

两种理论在自我完善和发展上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一个好的理论需兼具简洁和解释力两个要素,显然这些理论并未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首先,它们为解释众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不得不构建起复杂的理论体系。两位学者依据经济要素(或其他要素)将一系列行为体界定为霸权挑战者,为此他们需要对美国与各个行为体之间以及各个行为体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这就使他们的理论异常复杂,行为体的任何轻微变化都可能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失衡。由于每一个行为体通常拥有多种行为倾向,而经济作为一个多变的要素,会推动新的行为体不断涌现,这使他们的理论要么进一步复杂化,要么丧失解释能力。其次,为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而不得不构建起充满不确定性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理论中,无论是分析过程还是最终得出的结论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由于不确定国际关系中何种情势会发生,便将所有可能的情势都纳入进来。布热津斯基将中国与伊斯兰或中俄联盟视为对未来的挑战,之后他又认为这种联盟几乎不会出现。亨廷顿则认为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9〕。亨廷顿担心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建立起反西方联盟,但他又对不同文明间建立联盟的可能性表示质疑。当问题P只会导致两种结果A与B中的一个时,两位学者回答结果既可能是A也可能是B,这样的回答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违背了结果的唯一性。

3.导致两种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

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对理论正确性本身的判定存在偏差。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试图建构一种解释能力更广泛的理论,认为理论解释的议题越多越具有正确性。但实质上,在社会科学里不可能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因为现实的不同层面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10〕。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做到在分析具体问题时,相关理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解释、预测能力。新的变量的引入固然可以拓展理论解释议题的领域,但却削弱了理论在解释和预测原有议题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还犯了结构主义的一个通病。他们立足于当时的现实对未来作出预测,而不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作出分析。地缘政治理论的确具有时代特性,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但它同样也具有历史特性,一些理论要素需要加以继承。

造成上述困境的具体原因在于斯派克曼后的地缘政治理论家背离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要素。首先,背离了地理要素在地缘政治中的决定性地位。他们采用类似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定,认为地理要素是单一同等重要的,同时引入其他要素(经济、文化)作为主要变量,尔后完全依据这些新变量建构理论。布热津斯基虽然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8〕,但在具体分析时他强调经济、军事等要素的影响。而亨廷顿则彻底摆脱地理要素的限制,直接在文明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布热津斯基的逻辑是: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越强,它在重要地缘政治利益、影响和参与方面超越其近邻的覆盖面也就越大〔8〕,即经济实力赋予地理上的重要性,经济强国不论位于何处都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这一逻辑导致他的理论必须面面俱到的论述一系列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系。事实上,根据地理要素的决定性分析可知,并非任何经济强国都会成为潜在霸主(边缘地带分布着众多这样的国家)。本文无意否认经济等要素的作用,而是要指出地缘政治理论须以地理要素为核心要素,依据地理要素做出判定之后才能以其他要素为辅助分析工具,直接以其他要素取代地理要素将导致地缘政治理论的混乱。其次,两位学者忽视了地缘位置的特殊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不同的地缘位置在国际格局中具有不同的意义,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得处于某些地区的国家势必会成为霸权候选国,使得一些地区势必成为未来争霸的关键地带,即成为“地缘政治巨变中心”,其他要素的改变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影响到这些地带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两位学者对这一原则的违背导致他们得出了一系列错误判定,如心脏国家俄罗斯(苏联)因为实力没落将沦为“黑洞”制造者或徘徊在西方文明门前的无所适从的国家〔9〕,欧亚大陆布满强国,因而整个欧亚大陆都是地缘政治的关键地带。

上述分析表明,以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为代表的新地缘政治学偏离了传统理论要素,从而导致他们的理论陷入了困境,无法对国际格局做出准确判定。不过亨廷顿等人的理论虽然存在某种缺憾,但他们对世界力量分布的界定却丰富了地缘政治分析的资料,依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世界力量分布图,他们理论的意义也仅限于此。因此,要实现地缘政治理论的真正发展,就必须重新回归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恪守相关理论要素的同时联系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

二、对斯派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回归与发展

(一)对边缘地带论的回归

上文的分析论证了重新回归斯派克曼分析范式的必要性。斯派克曼在麦金德大陆心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如图1所示〔6〕,他认为可将在中央大陆的那块平原继续称之为心脏地带;在山脉屏障之外麦金德称之为内新月地带的沿海地区,其更贴切的名字应该是“边缘地带”〔11〕。边缘地带像一个巨型的带状地带将心脏地带包裹起来,在边缘地带之外是一系列的地中海或边缘海,必须将欧亚大陆上的边缘地带视作一个中间地带,在它的两边分别是心脏地带和边缘海域。在海上强权与陆上强权爆发冲突时,这里犹如一个巨大的缓冲区。面对两个方向的威胁,这里需要同时兼具水陆两栖功能,从而同时在陆地方向和海上方向保卫自己〔11〕。也就是说边缘地带是一个巨型的防护地带,它既能够制约陆权的向外扩张,又能够保护陆权免受海权的侵扰,海权与陆权的彼此进攻必须以穿越边缘地带为前提。斯派克曼首次从宏观视角论证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与海权强国的关系,指出了边缘地带在地缘格局中的关键性地位。这些论点不仅代表了传统地缘政治发展的最高水平,也厘定了地缘政治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回归边缘地带理论不仅能廓清弥漫在当下地缘政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迷雾,还能为实现地缘政治理论的真正发展提供思路。而本文将边缘地带视为缓冲带等论点作为断裂带分析理论起点的思路正是得益于此。

图1心脏地带②

(二)对边缘地带论的发展

斯派克曼提出边缘地带是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缓冲区之后未能继续沿此思路走下去,当时美苏共同抵抗法西斯的国际环境使他背弃了麦金德偏爱的陆海势力对抗模式,认为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11〕,控制边缘地带的威胁来自于边缘地带内部(如德国),苏联(俄国)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难以成为控制边缘地带的潜在霸主;相反他认为美国要在欧亚大陆的滨外海上建立基地,并与俄国和不列颠合作,甚至结盟以防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他的这种理论虽然指导了美国战后在欧亚大陆的政策,却未能预见冷战期间边缘地带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苏联。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误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进行重构。本文在继承斯派克曼边缘地带作为一个缓冲地带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结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绘制的“世界权力地图”以及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论点,作出以下判定。

首先,未来的全球争霸将继续在海上强国与心脏国家间进行。国家追求所有能得到的(权力),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12〕。心脏国家与海上强国互为实现全球霸权的挑战者,而边缘地带国家却不具有挑战的条件。斯派克曼指出边缘地带容易遭受陆地和海上两个方向的攻击,中国学者则从战略集中、双重易受伤害性、资源分配分散三个角度认为边缘地带国家难以成为潜在霸主〔13〕。笔者认为,边缘地带国家难以成为霸权国是由下述原因导致的:一方面,边缘地带国家为应对两个方向的威胁,必须将资源同时投入到海洋与陆地两种力量建设中,而单一的陆权或海权国家却能集中资源发展单一力量。边缘地带国家的两种力量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根本无法与两个方向的威胁较量,拿破仑帝国和法西斯德国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地缘要素决定了海权强国和心脏国家都有自己稳固的贸易群体,而边缘地带国家却没有。便捷的海上交通使海权强国可以从海权延伸到的地方积聚财富,便捷的陆上交通使心脏国家能够从铁路延伸到的地方积聚财富。例如俄罗斯与独联体和中东的贸易比重均在15%~20%之间,与所有欧洲国家的贸易大概占60%〔14〕。因此即便发生战争,它也能保证有一个稳固的财富来源地。而边缘地带则是一个脆弱的财富聚集地,虽然它兼具海陆交通优势,能够快速积聚财富并实现崛起,但一旦遭遇争霸,两个方面的财富来源都将失去。冷战后的局势与二战后颇为相似,人们普遍对心脏国家俄罗斯(苏联)持乐观态度,认为威胁会来自于边缘地带(如当前的中国),这是因为低估了心脏国家的潜力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地位的脆弱性。心脏国家始终是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尽管苏东剧变之后陷入短暂衰落,但俄罗斯前兜装着大量石油,后兜装着核弹,可以很轻松地走进新世纪高级俱乐部〔15〕。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世界格局的核心博弈仍将在心脏地带最强大的陆权国家俄罗斯与拥有最强大海权的美国之间展开。

其次,边缘地带的断裂带是未来地缘政治巨变中心。由于将边缘地带的威胁重新确定为来自心脏地带,那么斯派克曼将滨外海建立的基地界定为关键地带也就需要调整了。依据边缘地带是一个缓冲带的论点,边缘地带可以分为稳固带和断裂带。断裂带是边缘地带出现不连续从而导致心脏地带暴露、海上强国与心脏地带直接接触的地段,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缺乏足够的抵抗能力和条件。同斯派克曼认为控制滨外海基地便能有效遏制边缘地带的潜在霸主一样,在海上势力占优势的形势下,一旦海上势力控制了这个地带,就等于打开了通往心脏地带的门户,便能够遏制心脏国家。除了地理要素赋予断裂带在地缘政治中的决定性地位外,海陆双方基于力图避免因对边缘地带的控制而导致长期消耗的考量,也突显了双方将精力集中在断裂带地区的现实性。历史表明任何国家对稳固地带的进攻都势必使自身陷入长期的消耗战,正如西班牙这块不断化脓的“溃疡”最终耗尽拿破仑帝国的力量一样〔16〕,苏联在阿富汗以及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都极度消耗了彼此③。一方面,这是因为高效率的积聚财富虽不能改变边缘地带国家难以成为霸主的现实,却能保证其成为世界强国,所以与这些国家开战对任何国家而言,代价都是沉重的。另一方面,边缘地带与海权、陆权强国之间存在稳定的均势关系。当心脏国家向边缘地带扩张时,海上势力会对边缘地带国家予以援助(如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美国对后者的援助);当海上势力向边缘地带扩张时,心脏国家也会给予边缘地带国家帮助(如朝鲜战争至阿富汗战争都有苏联的身影)。国家作为一个理性行为体将竭力避免这一结果出现,在认真总结教训后势必把注意力转向更易得手的断裂地带。

最后,断裂带将是海陆博弈的主战场。历史上海权与陆权争霸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策略:一是海上势力通过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向心脏国家发起挑战;二是海上势力在边缘地带打开缺口进而直接向心脏国家发起挑战,在制服心脏国家之后,边缘地带国家因两面受敌而自然屈服。斯派克曼之后美国一直在推行第一种策略,试图通过控制整个边缘地带实现对心脏地带的合围,但遭受了一系列失败。连续受挫后的美国必然转向第二种策略。英国曾在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对第二种策略有过尝试,俄国被迫在几十年内顺从英国的要求。但与英国通过战争直接击败对手的方式不同,美国将采取在关键地带实施长期威慑的战略,通过不断的调整部署来控制那些直接威胁对方生存的地带,并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对方的服从转化为义务〔17〕,最终使对方因承受不起长期压力而自然屈服。这是因为在核时代,双方为避免相互毁灭都对直接使用武力保持克制,现代的争霸行动已无法通过战争的手段迅速完成。但是,国家争夺优势的初衷从未改变,正如米尔斯海默所强调的一样,每一个国家都试图扩展自己的权力,终极目标是获得霸权。

三、边缘地带的断裂带分析

前文已对断裂带分析的主要论点作出阐述,但这些论点并不足以说明断裂带分析的正确性。为将断裂带分析建构成科学且完整的分析范式,需要进一步明确判定边缘地带存在断裂带的具体标准。同时,应依据相关标准对当前地缘格局展开全面分析,明确边缘地带断裂带的具体位置,从而为断裂带分析的科学性提供现实佐证。

(一)判定断裂带的标准

首先,陆地是否延续。海上力量征服陆地的前提是在要征服的地方建立“滩头阵地”,进而实现海上力量到陆上力量的转化。然而这一目的却常常因“水域阻遏力量”存在而难以实现。虽然当陆军不得不横越一个巨大的水体进攻一个充分武装的对手时,其进攻能力微乎其微〔12〕,但敌人陆地上的防御力量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不需要非常强大,便能够成功遏制海上力量的介入。米尔斯海默的这个观点虽不可绝对化,但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尽管海上势力在水域的另一端登陆有可能发生,但在正常情况下陆地是对海权的一种天然阻隔,陆地的延续有利于对海上势力的拒止。陆地延续中断往往意味着海上力量前进的障碍消失,海上力量可沿着水道向大陆纵深推进直至遭遇新障碍,即出现新陆地。由此可见,陆地是否延续是判断断裂地带是否存在的首要标准。

其次,权力是否延续。陆地权力依托于陆地,陆地的存在往往意味着权力的存在,权力在陆地上是延续的。但权力并不总是与陆地保持一致,它可以延伸到没有陆地的地方,比如海上。拥有一定实力的国家通常可以控制领土周边一定范围的水域,如1805年的法国虽然遭到英国在海上的严密封锁,但是法国船队依旧能够在岸基火炮的防御下沿海岸线航行。因而在陆地延续性出现中断的情形下,如果中断地带并不宽广且陆地力量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中断地带的水域,断裂带便不存在;如果中断地带两端属于同一国家(或民族),陆地权力则可通过两面的延伸来实现权力在陆地上的延续。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美国海权强势的情势下,即便陆地断裂地带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实力,陆地权力在水域上的延伸也是极为有限的。由此可见,陆地延续性虽不会改变,但权力的延续性却处于不断调整中,断裂带只存在于特定的时期。冷战以后,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调整,断裂带分析也就获得了新的契机。

(二)边缘地带的延续性分析

1.边缘地带的稳固地带

如图2所示,边缘地带的东部包括西伯利亚的东部以及中国等地。西伯利亚东部由心脏国家直接控制并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除非选择直接发动战争,否则海权强国很难在此突破。而西伯利亚广袤的地域和恶劣的环境更进一步增加了这一地带的稳固性。与东西伯利亚相连的中国是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且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中国开始崛起使心脏国家在远东没有任何扩张余地〔18〕,而海权国家想跨越此处向心脏地带进军也是不可能的。南部与东部在陆地上是连接在一起的,且具有和东部相似的地缘特点,分布着印度和伊斯兰两大文明。印度是印度文明的核心国,它和中国一样正处于国力迅速上升阶段,故而这里和远东地区一样稳固。美国曾试图将缺乏核心国的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进军心脏地带的通道,并发动了多次战争(如阿富汗战争),但最终宣告失败。原因在于这里陆地延续相对完整,并且存在一个看似贫穷且分散却无比强大的文明。伊斯兰文明缺乏核心国,但伊斯兰文明比其他任何文明更具凝聚力,弗洛伊德的“细微差别的自恋”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显著,穆斯林们能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和把他们区分于非穆斯林的东西。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海湾战争等一系列战争都说明伊斯兰世界存在一股由文明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该力量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及青年人口的膨胀不断增强,新一代领导人也将比他们的前辈更信奉伊斯兰教〔9〕。显然,这样一个对宗教极度虔诚甚于对国家忠诚的伊斯兰地带并未因经济的滞后表现出丝毫的脆弱性。

图2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势力分布

如图2所示,边缘地带的西部主要是欧洲中西部地区,这一地区与当前的海权强国美国同属西方文明,但西方文明的凝聚力并不如伊斯兰文明那般强大。伊斯兰的政治忠诚结构刚好与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忠诚结构相反,伊斯兰教的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度较低,他们除对家庭、部族和部落忠诚之外,就是对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的忠诚〔9〕。西方经历了宗教世俗化后,不可能再出现像十字军东征时期那样的团结,民众对国家的忠诚远胜于对文明的忠诚。在以国家利益为主要决策依据的西方世界,各国虽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绝不会以自己可能遭到心脏国家毁灭为代价来支持美国经由自己领土去挑战心脏国家。欧洲各国在面对俄罗斯的压力时都呈现出脆弱性,这在那些与俄罗斯的西面和南面接壤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19〕。如图2所示,欧洲国家与心脏地带在陆地上连接在一起,它们制定政策时必须将心脏地带国家的反应考虑进来。因此海权强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具有不确定性,一旦海权国家激怒了心脏国家,欧洲的这些国家很可能如米尔斯海默分析的那样会选择“推卸责任”。

2.边缘地带的断裂带

如图2所示,西部和南部的连接地带——地中海—黑海地区在冷战后出现了断裂地带。首先,从地理上来看,从东西伯利亚开始沿欧亚大陆向西的边缘陆地在此处没有被延续下去,在北非和欧洲之间一条宽阔的水道像一把匕首一样延伸到了内陆。其次,权力在此处也未能继续延续。地中海的两边分属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个断裂地带则刚好处于文明的断层线上,因此这里缺乏利用文明的力量来弥合地理上的分裂的条件。同时南北两端的各国都缺乏单独将自己的权力覆盖整个水域的能力或意愿。南部的北非背靠撒哈拉沙漠,严酷的自然环境制约了这里的发展,这里的国家无力向海洋延伸它们的权力。北部的欧洲仍然由分散的一系列国家组成,虽然整体实力惊人,但单个国家却不具有控制整个地中海的能力;而且欧洲与海权国家都属于西方文明,它们虽不会以自身生存为代价来支持美国经由它们本土向心脏地带进军,但在水域通行上,它们乐于“坐观血腥厮杀”,而不是“均势(或跟着强者走)”,因此它们会默许海权国家的自由通行。此外,帝国以及苏联时期的俄国通过对黑海周边以及巴尔干的扩张,还可以将海权强国封锁在东地中海或黑海之外,冷战以后的俄罗斯丧失了在这些地区除索契外的大部分据点,心脏地带已经无法阻止海上势力进入这一地区,因此地中海—黑海地区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边缘地带上的一个断裂带。

3.断裂带出现在心脏地带最脆弱的部位

依据麦金德的观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和北部,估计约有九百万平方英里,或者为欧洲面积二倍以上,没有可以利用的通到海洋的水道〔4〕的地方便是心脏地带。麦金德简单地指出了大陆心脏的位置,却未对心脏地带不同部位的特性作进一步分析。根据心脏地带对来自不同方向威胁的反应,可以区分出心脏地带不同部位的脆弱性。心脏地带东部是广袤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环境条件极为恶劣,心脏地带的这个部位最不具有脆弱性。在南部则是一片异常干旱的沙漠草原地带,人口同样稀少,这里显然也不是心脏地带的脆弱部位。心脏地带西部是一片广阔湿润的平原,这里聚集了心脏国家绝大部分人口,仅莫斯科就占总人口的1/10,而中东部的人口还在继续向欧洲边界迁徙〔20〕。如图2所标注,这里也是其政治经济中心,俄罗斯失去这部分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18〕,因此这里是心脏地带最脆弱的部位。而冷战后边缘地带的断裂带正好出现在这一方向,心脏地带虽未彻底暴露出来,但缓冲地带只有几十到几百公里。处于此处缓冲带上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对俄罗斯持厌恶态度,同时多数国家属于文明断层线上的“分裂国家”,这为海上势力借机“登陆”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断裂带地区的陆海博弈

俄罗斯是苏联解体后最主要的心脏地带国家,尽管他继承了苏联建立的庞大海军,但它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海权强国。客观上来看,虽然俄罗斯临近13个海域,海岸线近3.8万公里〔21〕,但各个领海却互不连接,黑海舰队距离波罗的海6000公里以上,距离太平洋舰队近30000公里〔22〕。这些舰队又被一系列海峡所牵制,一旦争霸,这些舰队要么因被封锁而不能相互支持,要么面临与“对马海战”同样的结果④。从主观上来说,俄罗斯海军缺乏决胜大洋的传统,它从创立至今始终只是陆地防卫的辅助力量。俄罗斯海军(包括历史上的沙俄、苏联时期的海军)极少在海上与海权强国作战,仅有的几次(如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也都战败了,俄罗斯海军因此始终只是被视为陆地防御的一支辅助力量。一旦与敌交战,俄罗斯海军通常会主动放弃与敌人在远洋决战的机会,转而在陆地力量支持下进行港口守卫,甚至像日俄战争中那样放弃海战转而将舰队人员和装备拆解用于陆上要塞防御〔23〕。就当前而言,俄罗斯海军缺乏决胜大洋信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强调战略核潜艇的核心地位。潜艇虽具有隐蔽接敌的优势,但在缺乏有效掩护的情形下却只能成为没有遮蔽的靶子,并且潜艇缺乏兵力投送能力,这都表明潜艇本质上只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而俄罗斯海军也只是一支综合性的近海防御力量。另一个则反映在俄罗斯海军协防陆地的海军战略上。俄罗斯海军的舰队,无论是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黑海舰队,目前都只是在封闭海区执行单纯防御性任务的舰队〔24〕,各舰队极少遂行陆基航空兵控制海域之外的任务。

在俄罗斯缺乏在海上拒止美国前进能力的情形下,未来争夺的焦点将集中在黑海海域及周边陆地。由于需要将海上势力转化为陆上力量,加之陆上飞机比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优越〔11〕,美国将不断挤压俄黑海舰队的活动空间并伺机建立类似日本那样能被牢固掌控的“桥头堡”,而乌克兰及格鲁吉亚是最有可能的对象。一旦得手,在陆基航空兵支援下,美国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将使俄黑海舰队重演历史上的悲剧⑤。当美国在乌克兰建立起稳固的“桥头堡”后,水域阻遏力量将被抵消,博尔丁(Boulding)声称的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25〕将被打破。美国在经过长期的海上运输后,最终将集聚起一支强大的陆地力量,在获得海上力量支援的情形下,这支力量将对俄罗斯的生存形成巨大压力,因为核时代背景下部署100名士兵在对方边界上所产生的威慑力远比100枚导弹更大,俄罗斯最终可能因承受不起美国的持久威慑而逐渐屈服。而心脏地带的沦陷将导致中国、印度等边缘地带国家由于受到两面威胁而被迫接受美国的霸主地位。为避免这一局面,边缘地带各国将积极维持美俄均势关系。俄罗斯虽具有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前景,但崛起的道路相当漫长〔26〕。边缘地带各国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协助俄罗斯抵制美国对黑海的控制以及缓解美国对俄施加的各种压力,甚至承认俄罗斯在独联体的活动及俄在重要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以防止它因在国际上的孤立感而屈服。边缘地带、心脏地带与海权强国的地缘三角格局将以边缘地带联合心脏地带平衡海权强国的方式重新出现。

综上所述,只有坚持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要素为导向,才能明确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核心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巨变中心的位置,进而实现地缘政治理论的真正发展。断裂带分析是对边缘地带理论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该分析模式否定了边缘地带国家成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争霸的对象将继续是心脏国家和海洋强国,而冷战后在边缘地带出现的断裂带将是双方争夺的核心区域。在海上势力处于优势的情形下,为避免心脏国家的屈服而引发不利局势,边缘地带各国应积极支持心脏国家的发展以及抵制海上势力在断裂带的扩张企图。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也应在新的地缘大格局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注释:①

关于海权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的解读,这里“海权是那种使他的拥有者能越过绵亘在他的国家或盟友与那些他在战时需要进入的领土之间的广阔海洋,将陆军和商业投送到彼处,并阻止它的敌人这样做的能力。”(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Fontana Press,1991:2.)

②图1引自唐纳德·W·梅宁《欧亚大陆历史中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一文;图2是笔者依据麦金德、斯派克曼、亨廷顿等学者的论点在欧亚大陆地图基础上绘制而成的,用以表示欧亚大陆上的势力分布。

③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并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阿富汗也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战场似乎演变成另外一场“越战”,这又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

④1904年日本袭击俄海军并将其封锁在旅顺港内,俄国派遣第二太平洋分舰队支援,经过长期航行后,第二太平洋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舰队全歼。

⑤一战时,德国占领乌克兰后,俄黑海舰队被迫沉船采麦斯海湾。二战时,黑海舰队被封锁在黑海北部,遭重大损失,塞瓦斯托波尔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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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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