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一

似乎有那么一段时间了，人们开始关注“散文诗”。新文学诞生以来，这种文体一直被赋予了一个奇怪的属性，要么是作为“诗歌里特殊的一类”，是“用散文体写成的诗”，要么是作为“散文里比较靠近诗歌”的一种，总之它在我们这里被单独地拎出来，搁置在“诗歌”与“散文”之间，成为一个暧昧的、边缘的、兼有两种属性的东西。但这本身并没有使它左右逢源，相反让它有了无处归属、无法归类的尴尬。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散文诗”这种概念和说法里，可能还包含了某种隐秘的来自无意识的轻视。说白了，有人会将之理解为一种有“过度修辞嫌疑”的“花边文学”。当年鲁迅先生的反讽与自嘲，似乎是不无背景和理由的。之所以会这样，归根结底是因为散文诗的写作与其它文类的成就相比，确乎有发育不太充分的一面，或者至少其历史是不连贯的——在《野草》那样辉煌的开创之后，出现了长久的断档。散文诗之所以没能孕育生长为一种伟大的文体，原因固多，但实际上任何一种文类的显赫与否，归根结底恰在于是否出现了伟大的作家——就像因为荷马和但丁，史诗成为了一种伟大的文体，因为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戏剧成为了近五百年中再度复兴的伟大形式一样，只有伟大的创造与杰出的文本，才能确立一个文类的地位。如果没有屈原，“骚体”作为一种长句式的抒情诗在两千年前能否成立，便是十分可疑的，因为那个年代只流行《诗经》中那种简朴的修辞和短促的句子，因为有了屈原，骚体这种华美的、抒情的、繁缛富丽的、大体量和长句式的写作，才被确立。……